苏区肃反中毛泽东文化的永久光辉（续）

苏区肃反中毛泽东文化的永久光辉(续)

二、朱德等对“李文林式革命”的疑惧

　　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脱党、叛变，少数知识分子党员遣回家乡自发的组织起来发动革命，东固地区的革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发动革命就要搞武装，搞武装的简洁方法，就是动员与政府抗衡的土匪。因而，赣西南地方武装就是以大量会匪为基础组成的。

　　从土匪到红军的形式转变瞬间完成。动员土匪的革命发动者，不但不敢以共产党的政策信仰去强行要求土匪，而且很多时候还必须要迎合土匪的许多习性来保证队伍的存在。从最初的游击队，到后来的红二团、红四团，“反向改造”的情况十分严重：不是共产党人把土匪向着正确的方向改造，而是许多共产党人被土匪严重影响。因此，有一个时期，群众一听到“东固游击队”的名字，就“望风而逃”;红二团、红四团大多数人是抽大烟的，打仗要发响。打土豪的收入除了部队的费用外，基本都用在自己的浪漫生活上。土匪生活性质的“浪漫性”，不仅带动了组织地方武装的革命发动者，也直接影响了地方组织。日常生活谈恋爱、嫖姑娘、打麻将。没收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按照级别分给自己或租种给贫民，对外出租土地、收租、放高利贷，等等。惬意、浪漫的“革命形式”极为普遍，伴随着“李文林式根据地”的形成，也形成了“李文林式革命”。

　　从中共中央的整体批评，到江西省委的严词斥责，都不起多大作用。连续七任赣西特委书记都无法开展工作，败兴而归。第八任赣西特委书记是江西省原常委兼秘书长冯任，上任后推行减租减息，遭到极力反对。“革命革到了自己身上”这一名句，就是地方领导群体此时创造的。为了严防“革命革到了自己身上”，好点的欺下瞒上，恶劣的收买流氓发给枪支，直接武装捣毁革命委员会。“四大党官”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收买流氓发给枪支捣毁革命委员会，而且扬言要杀几个“革”到他们身上的人，与白军军官订立相互保护家庭财产的“联合阵线”。看到农民老婆漂亮，就带部队抢回来自己用，把农民打伤。尤其是为了一点利益，带队火并，死伤八十多位干部战士……冯任派在地方红军里的政治干部，很快被“反向改造”，公开与冯任对抗。李文林领导的红二红四团，以卡经费的方式对待冯任，致使冯任没有经费、难以工作。冯任最后也跟他的前任一样，败兴而归。——实质上，冯任也不敢推行土地革命，只是推行减租减息，让革命的领导者们少收点租、减少点高利贷的利息而已。

　　毛泽东率部到来，规定建立政权、土地革命、扩大武装三大任务，对地方革命领导者的利益触动之大，远远超过冯任。不是让少收点租，而是直接剥夺了他们过剩的土地;不是少收点利息，而是直接废除了高利贷。不仅如此，还要革命的领导者起“带头作用”。什么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本本主义……不仅剥夺了“革命”得来的“革命果实”，而且还剥夺了祖上传下来的多余土地，而且给“革命者”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彻底废除了他们以往那种极其惬意的“革命方式”。他们非常明白，只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即使将来成功了，“李文林式革命”不但不会再丝毫允许，而且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种对革命功臣的“迫害”，那个受得了?——因此，毛泽东只能成为“优先特殊享受革命果实”的革命者最不共戴天的敌人!

　　对李文林群体，朱德在1929年2月东固会师期间，就产生了深度的疑惧。李文林曾在朱德任团长的朱培德部队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当过教官，其入党也是在这个军官教导团。按说，朱德跟李文林之间，应该有着更紧密的情感，但朱德在“东固会师”时，即对李文林等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并且“不敢坚持限令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要依照其所献身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办事”，唯恐发生李文林等武装对抗的事情。而且，朱德始终感到李文林群体迟早会发动武装对抗。富田事变发生后，朱德不仅始终认为是“预谋的军事叛乱”，而且始终认为叛乱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要复辟”。周恩来等在后方决定枪毙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地方领导人时，朱德就在后方，也赞成了周恩来的决定。

　　在李文林群体突出表现的“革命者优先特殊享受革命果实”、谁触犯他们利益就武装对抗谁的情绪近于言表、在缴获的敌情资料等情况下，对李文林群体深感疑惧的朱德，怎么可能像主流著述硬性塑造的那样，无动于衷、置身事外?

　　朱德缴获的敌情资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AB团的资料，AB团的团旗团徽、秘密组织名单、李文林父亲捐助AB团资金的收条，二是AB团组织与邓英部队的联络情形，三是改组派AB团准备在苏区组织暴动的情报。

　　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给尺冰同志转湘东特委诸同志的信》中提到的鄂东南改组派的“八百大暴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等情况，基本都是来源于朱德缴获的敌情资料。而且，周以栗的信显然也是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看过。

　　毛泽东、朱德对缴获的这些情报十分审慎，进行了极为仔细的分析，估计到各种可能性，甚至分析到这些情报是不是敌人故意留下来挑动革命队伍内部相互厮杀的可能。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但却无法确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不管真相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把精力放在对地方党混乱情况的纠正上，朱德主持敌情资料的侦破工作。毛泽东于12月初率部集结到黄陂、小布一带后，总前委会议决定对前来阻止“诱敌深入”、督促积极进攻、打AB团的李文林拘押审查，对段良弼等人拘押审查，除了红三军团获取的口供外，朱德缴获的秘密名单“起了很大作用”。

　　主流著述对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前委领导人硬性说成置身事外乃至“反对者”，是因为设置了AB团是“臆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坟墓”。为了污指毛泽东，把共产党初期的一些负面现象，不是从当时的历史客观因素去分析，而是硬性说成“臆想”的同时，极力渲染成有悖伦常、惨无人道，尤其要塑造与毛泽东对立的“正确代表”。不然的话，共产党真就成了“洪桐县里没好人”了。如果朱德像主流著述硬性“塑造”的那样，那就真成了“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的人物。朱德之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摆设”，就是主流著述的这种硬性“塑造”塑造出来的。

　　对朱德缴获的AB团情报，毛泽东并未隐瞒李文林领导群体。毛泽东仍然支持李文林担任省行委书记一职，是对李文林这样的革命开创者有着极其浓厚的情感和信任。因此，十万敌军压境的紧急情况下，为了反围剿对李文林采取断然措施，只是一时之计。富田事变后不久，李文林即被释放。项英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通缉李文林，一方面军抓获了李文林，在李文林主动供述参加了陈独秀派(也在项英的必杀之列)的情况下，仍然释放了李文林。1932年5月，周恩来等枪毙了李文林等赣西南地方二百五十多位领导人，远在福建的毛泽东听说后，十分不赞成。1936年中旬，毛泽东公开赞扬李文林、李韶九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对开辟中央苏区所做的贡献。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给李文林平反。

　　毛泽东有着一贯的思想。“知识分子”创立共产党、发动革命，并不能从普通人一下子便立地成佛。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脱离共产党的为数不少;国民党残忍的屠杀革命者的情况下，投敌叛变的共产党人则数以万计。共产党的创始者们需要自我改造和改造，周恩来等跃升到中共中央的一班人也需要自我改造和改造，朱德等将领同样需要自我改造和改造……李文林等这些基层革命的开创者，自然更需要自我改造和改造了。土匪出身的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都能改造过来，何况李文林这些受过教育的革命者了。把深受传统统治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和毫无文化知识的庞大革命队伍塑造成一支具有新文化、新觉悟的真正革命队伍，不仅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艰难程度远大于武装斗争。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才始终公开称赞李文林等开创革命的功劳，具体批评李文林等的事实错误，以引导乃至改造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明知李文林参加了陈独秀派、在项英等的必杀之列，也给予释放;明知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以反革命罪枪毙了李文林等，仍然高度赞扬李文林对开创中央苏区的功劳。

三、李文林群体与彭德怀把肉刑肃反的祸水引入红军

　　李文林群体“二全会议”后与毛泽东开展全面“奋斗”，遭到了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抵制，因而才重新祭起打AB团的法器。

　　刘士奇时期的打AB团，是中共中央及其特派员刘作抚亲自推动起来的。刘作抚全面否定了毛泽东“二七会议”制订的路线方针，尤其不满反富农的不力，亲自到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各路行委指导推动反富农，在掀起的反富农热潮中，偶尔发现了AB团。“红色五月”伴随“广州经验”，是刘作抚带来的中央指示。“赤色清乡”则是刘士奇等地方领导人针对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清乡”的反措施。各个路口设置赤卫队、儿童团盘查路条，号召苏区军民警惕形迹可疑的生人，及时报告可疑情况，加大反AB团的宣传力度，颁布自首政策，等等。严密的措施下，起到了极好的效果，七八百个AB团分子无所遁形的情况下，主动自首，被教育后释放。各种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展开。刘作抚在亲自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对西路行委给予了严格批评，西路行委因而率先发布“反AB团大纲”。反AB团是全局性的工作，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等不发布反AB团统一的“大纲”或“通告”，西路行委在中央特派员的批评下率先发出这样的大纲，表明刘士奇等跟中共中央及其特派员的严重分歧。刘士奇等敢于如此，是因为刘作抚的马列理论远逊于刘士奇：刘士奇引用的列宁理论，刘作抚听都没听说过。

　　刘作抚离开后，反AB团的行动，基本告一段落。“二全会议”近于全面反毛的方针路线，遭到多数地方领导人抵制后，李文林群体在中共中央《肃反工作决议》的“东风”下，再次祭起打AB团的法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剪除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9月16日颁布反AB团通告，9月24日颁布号召肉刑肃反打AB团。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杀了一千多人，开除了两千多人。

　　10月4日，毛泽东攻占吉安后，了解了基本情况，仔细分析了朱德缴获的敌情报告，向李文林群体提出以井冈山“洗党”经验代替疯狂的肉刑杀戮(叛乱领导者们所列举的“十大争论”中所谓的毛泽东要解散赣西南党，即是此事)，不仅遭到激烈反对，而且遭到造谣污蔑。毛泽东无疑也是因此才“给中央的信”中按照集体对地方党和AB团的认知汇报后，把“球”踢回给中央;给湘东特委的回信，也是因此只谈土地分配和经济政策，其他事情让湘东特委去看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的信。13日(也说5日、15日)，毛泽东委派周以栗主持召开赣西南党会议，会议上，不满疯狂杀戮的一位地方干部提出杀人过多的问题。也即，毛泽东在长期劝说红军领导人和一些将领放弃攻打大城市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又遭到李文林群体的激烈反对和造谣，为了保存根据地和红军，开始有意回避彻底改造和打AB团的事情，但却又不能放任李文林群体的疯狂行为。

　　李文林群体9月24日颁布号召肉刑杀戮政策之前，向中央汇报过赣西南AB团的情况，汇报说赣西南有AB团十万之众。三中全会中央对此毫无反应(此时，周恩来等早已接到中央特科国民党没有AB团特务组织的汇报)，也即支持了李文林群体的判断。攻占吉安后，李文林群体无疑向毛泽东等总前委领导人进行了相同的通报。从各种突出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不但没有“轻信”李文林群体的通报，也没有“轻信”朱德缴获的AB团材料，甚至怀疑是不是敌人故意留下的。一方面让中央特派员周以栗去压制李文林群体，一方面对彻底改造、打AB团不做丝毫组织表示，并经常深入乡村或者参加地方党会议深入土地分配工作和经济政策，以此遏制李文林群体的疯狂杀戮行为。

　　11月底，国民党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对反围剿是否能取得胜利，实质上大多心存疑虑。红三军团由于政治工作长期落后，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层出不穷。彭德怀等红三军团领导人为此致函李文林群体，直言AB团已经混入红军，要求地方党对开下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并要求地方党派人到红三军团成立专门打AB团的办公室，指导红三军团打AB团。28日，毛泽东发布红军向黄陂小布一带集结的命令，并率警卫员回到红军。李文林群体当日即以彭德怀三军团的信函发布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30日，再次发布“紧急通告”。同时，李文林等地方领导人决定前往总前委所在地黄陂，指导、督促红军放弃诱敌深入、“积极进攻”、打AB团。周高潮等三人去红三军团成立办公室指导三军团打AB团肃反，李文林则到总前委进行指导、督促。

　　12月1日，毛泽东来到黄陂，红军也按照命令集结完毕。毛泽东总前委下令进行战前政治动员，也即“政治整军”，规定为期七天，因此也称“快速整军”。彭德怀红三军团迅速打出AB团，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六军)也不遑多让，迅速打出AB团。在李文林及红三军团将领的推动下，总前委召开会议，变“政治整军”为“肃反整军”。毛泽东无奈之下，为防止乱打乱杀，规定抓人须团一级批准、杀人须师一级批准，并明确表示总前委不干涉。依据红三军团提供的口供和朱德缴获的名单，总前委会议决定拘押李文林以及涉及到的省行委领导人。

　　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各种军事部署都是毛泽东独自筹划，然后部署参谋部制订具体计划。大战在即，毛泽东根本无暇顾及打AB团肃反的事情，这也是毛泽东明确表示“总前委不干涉”的原因之一。总前委下设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总司令部负责军事计划的实施，总政治部负责肃反整军，总司令部这期间还杀了两个副官。总政治部由中央特派员周以栗帮助领导(这也是富田叛乱领导者们开始并未涉及周以栗，明白事情原委后，即开始公开骂周以栗是毛泽东的“走狗”的根本原因)，具体负责肃反事宜，“总前委的信”即是政治部起草的。派遣李韶九去帮助肃反，也是总政治部具体操作的。

　　李文林及段良弼、谢汉昌等被总前委决定拘押，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没有李文林群体呼应彭德怀在军内肃反，没有李文林率干部亲自到黄陂指导、督促打AB团尤其应彭德怀之邀在三军团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就不可能有被多个口供指认为AB团的事情，后来的事情自然也不可能发生了。

　　萧克有关红四军肃反的“回忆”基本不存在可信度：

　　首先，四军的肃反，也是在12月2日之后开始的。“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罗荣桓传》)，也即四军的另外两个师基本还是“政治整军”，不存在萧克担任师长的师那种“抓了就打、供了就杀”“不招供不停刑”的现象，远逊于萧克的师，也即四军决然不可能打出一千三四百个AB团。

　　其次，如果其他两个师比萧克厉害三倍的话，罗荣桓不可能不闻不问，反而跑回军部纠正军部的个别肃反，也决然不可能说才杀了六十多人的萧克师“杀多了”。罗荣桓对抓人杀人是萧克师三倍的其他两个师、身处其境却不闻不问，反而说萧克师杀多了，明显是无稽之谈。

　　对照资料和《罗荣桓传》，可以肯定的是，萧克在11月中旬就开始私自打AB团了，并私自杀了六十多人，准备杀的第二批人才是“快速整军”期间的事情。萧克不仅文化素养高，而且的确善于独立思考。其担任师长的师，政治工作较弱，但弱的原因不是政委张赤男。萧克等私自打AB团之前，萧克的师就曾公然违抗总前委的命令，私自在本师实行“连坐法”的军阀手段。被发现后，由政委张赤男出面承担了责任。

　　《罗荣桓传》写道：“由于他(罗荣桓——笔者注)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也即红四军以萧克师为最，其他两个师远不如萧克的师。红四军打出AB团的总数，最多三四百人。

　　打AB团最惨烈的部队，除了萧克的师外，主要是红三军团。一是红三军团率先联合李文林群体打AB团，把肉刑祸水引入红军，并由周高潮等三人在三军团设立办公室专门指导打AB团(周高潮等后被彭德怀枪毙);二是彭德怀明确告诉部下，打AB团主要针对江西籍的干部战士，“第三军团在江西兴国补充来的一批新兵，大部分被肃掉了，幸存下来的没有几个”;三是红三军团公然违抗总前委的命令，把抓人杀人权下放到基层，只有抓人权的黄克诚(时任团政委)，还杀了近百人。

　　尤其是，黄克诚多年后说道：“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人不胜唏嘘。

　　首先，不是临时中央轻而易举的夺了毛泽东的权，而是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把毛泽东轻而易举的彻底排挤了出去。其次，毛泽东被“夺权”多次，都是“轻而易举”，只要打着中央的名义，任何一个人不但能轻而易举夺毛泽东的权，而且能轻而易举的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再次，历史早已证明，没有人比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更正确。第四，毛泽东的威望，始终是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苏区干部群众、红军将士，也始终把毛泽东看作共产党和红军的化身;而且，苏区群众把毛泽东说成共产党和红军的“仙人”。最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则从侧面说明中共中央集体认定的“军事俱乐部”问题，也许并非完全虚妄：党指挥枪的原则、组织原则，往哪里放?

　　黄陂肃反造成的严重扩大化，除了中共中央的肉刑杀戮政策是最高权威、一些将领“十分信仰临时中央”外，彭德怀擅自把肃反引入红军、公然违抗总前委命令、黄克诚等积极支持、对准江西籍干部战士，则无疑是很大的因素。当然，“文化素养高”“善于独立思考”跟何笃才一样的明知正确却故意反对正确、故意支持错误的东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