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生的意义及其内在危机——论《人境》中的马垃形象

　　重建人生的意义及其内在危机

　　——论《人境》中的马垃形象1

　　张高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人境》中主人公马垃脑海中一直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冲突的价值观，在其人生转折期尤甚。1980 年代，由于“潘晓讨论”、文学阅读这一历史询唤机制，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获得不证自明的合法性。然而，时至 2000年，重返神皇洲的马垃日益倾向集体主义，但他并不能真正克服并超越1980年代以来信奉的个人主义，以至在其重返集体主义过程中留下难以缝合的“沉默”、“间隙”与“空白”。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困境，也是马垃重建人生意义的内在危机。《人境》的尝试和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但如何突破“限制”、克服“困境”、创造新的“可能”仍旧任重道远。

　　关键词：

　　马垃、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人生意义、内在危机

　　一、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民的儿子， 若在其村子的狭小范围内长大成人，并在家乡度过其整个一生，则那个村子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谈话方式，在他看来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个农村小伙子，如果移民到城市并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则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就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2显然，与其说“农村小伙子”通过城乡位移完成了思维方式的更新，毋宁说得益于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及其后“社会状况”的转变：“不同视角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以不同的视野和整个现实的不同部分为前提，而且还在于不同视角的兴趣与感知力， 都受制于它们由以产生并与之关联的社会状况。”3在此意义上说，《人境》中的马垃就是卡尔·曼海姆笔下的“一个农民的儿子”：1980年代的马垃之所以接受个人主义式的价值观，不仅在于导师逯永嘉的精神诱导，更在于社会主义“总体性视野”失效这一“社会状况”。与此同理，2000年后重返神皇洲的马垃日益倾向集体主义，同样由于 1980年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新的“社会状况”面前遭遇危机。在此意义上说，叙述者以 2000 年这一时间界点起笔，无疑颇富历史内涵和象征意味。

　　与 1980年代个人主义顺利取代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同，2000年后马垃脑海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剧烈地撕裂着其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可以催生卡尔·曼海姆所说的“超然的视角”：

　　“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解释方式发生了冲突，在相互批判的过程中，彼此暴露无遗，并确立彼此的视角。结果，一种超然的视角(通过此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思维方式的轮廓)，便有可能被所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所获得，继而成为公认的思维方式。”4然而，与曼海姆的乐观不同，马垃脑海中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未结晶为“公认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损害马垃这一形象的深度，反而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与新的可能性：两种价值观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肯定或否定，马垃如何在自我批判与反省中走向更具整合性的“超然的视角”无疑是一个难题。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这一“超然的视角”，马垃 2000年之后重返神皇洲后虽然日益趋近集体主义，但这一集体主义并不能真正克服并超越1980年代他所信奉的个人主义，这一内在精神危机不仅构成了难以克服却必须直面的叙述难题，也孕育着通过艰辛的自我批判重建人生意义的可能性。

　　二、马垃的阅读史：“潘晓讨论”、文学阅读与历史询唤机制

　　“马垃想起在沿河师范读书时，他和文学社的同学们讨论《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丁友鹏发言时把雷锋精神大加贬斥一通，‘既然人活着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雷锋精神就一钱不值。在一个崇尚个人大于集体的社会，集体主义的观念就太可笑了……’丁友鹏的话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赞同。马垃想反驳丁友鹏的观点，但他犹豫着，还是沉默了，他想起一大串小时候崇拜过英雄人物的名字，其中也包括哥哥马坷。那一刻，他脑子里曾经根深蒂固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人境》，第 58 页)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是 1980年 5月《中国青年》发表的《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中的观点，曾引发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大讨论，史称“潘晓讨论”，又称“人生观大讨论”。在这封信中， 潘晓回忆道：“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的第一页。”5与马坷的日记对比，不难发现，他与潘晓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二者精神世界具有高度同质性。然而，与马坷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理想不同，潘晓却对共产主义事业许诺的“人生意义的答案”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重新探寻人生的意义。

　　“潘晓讨论”伊始，《中国青年》编辑部明确指出：“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对社会的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6革命时代落幕，改革时代开始，不无历史目的论式的乐观想象试图缝合难以弥合的历史断裂和精神创伤。在此意义上说，《人境》中主人公马垃在1980年代转向个人主义无疑深刻而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

　　当时讨论的参与者赵林指出：“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许多一直被奉如神圣的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渐渐地由盲目轻信而走向怀疑，由忘我的迷狂走向冷静的反思。如果说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 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7显然，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已摇摇欲坠，而在文学社的讨论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自己”这一不无争议的命题却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赢得同学们“一致赞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中，潘晓以充满文学性和虚构性的叙事和修辞策略，证成了个人主义话语，并在集体主义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论述。8某种程度上说，在马垃和文学社的同学们的讨论中，《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一文以其修辞和叙事征服了大家，丁友鹏更是以偏激而抒情的文学化方式宣告了“雷锋精神”的死刑。在此意义上，充满文学性和虚构性的叙事和修辞策略的“潘晓来信”承担着“某种历史的询唤机制”，不仅颠覆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也扭转了红小兵马垃曾笃信不疑的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塑了另一种“自我想象”，完成了启蒙主义式的“自我重建”：“在这一历史叙事中，‘主体’借助某种‘生产机制’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再加工’，也就是说社会问题被文学化，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文学和精神的重构，并直接作用于 80年代以来的‘自我想象’和‘自我重建’。”9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叙述者固然可以用后设的立场质疑“潘晓讨论”，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马垃却无法提出反对声音?在此意义上说，马垃的沉默不仅源自其时代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或许也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重回“历史现场”时的思想困境。

　　如果考察马垃当时的阅读史，不难发现，童年时期的《雷锋日记》、《青春之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然被《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和《通往奴役之路》取代，而后面这些书都来自于逯永嘉的藏书。作为一个“偏远小县城”里的穷学生，马垃原本很难读到这些书，但得益于逯永嘉的眷顾，他得以紧跟时代步伐。10而逯永嘉不时从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带回的新消息和新名词，将马垃有效地纳入现代化的中心/边缘阅读秩序中。虽然叙述者并未明确交代马垃是如何理解这些书，但由于其人生导师、改革初期的弄潮儿逯永嘉对浮士德的崇拜，不难想见这些书对于马垃个人主义式的“主体”生成所起的作用。改革意识形态与“主体”之生成的联系并非直接建立起来，而是通过文学阅读这一“历史询唤机制”中介。经此中介，其文学阅读所形塑的个人主义主体不仅在观念上克服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的合法性，更在肉身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肉身记忆是很难为理性的力量所宰制——压抑乃至否定了马垃以往的人生经验。简言之，观念的再生产战胜了“肉身经验”。11在此意义上说，虽然不无挣扎，马垃的自我想象已悄然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转换为大写的个人。

　　即便如此，有评论家指出：“改革在其开端其实是有远大理想的，这种理想，在某个维度上与革命中国其实是一脉相承的。”12然而，马垃这个大写的个人却失去了英雄主义式的启蒙抱负，而面临被周围黑暗环境吞噬之虞。马垃师范毕业后回到河口镇中学任教，他由农村青年“摇身一变为拿国家工资的中学教师”，然而，叙述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告知我们，“小镇的生活是寂寞的、荒凉的”，这一点对于马垃尤甚，以至于“似乎只有在文化站，马垃才能感受到自己跟外面那个广阔世界的联系”。13提及文化站与周围黑暗环境的鲜明对比，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或许并不陌生，这也是路遥发表于 1982年的《人生》——这本书也是叙述者在小说中再三提及的作品——中的关键情节：高加林被父亲逼迫上县城卖馍，他羞于在街头叫卖，而躲进县文化馆阅览室，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读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本省的报纸。研究者朱杰敏锐地指出：“作者意在告诉我们，高加林是一个胸怀天下、素有大志之人，因此才会对这些‘天下事’如此关心。”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当高加林来到‘县城’，他关心天下事的愿望才能达成?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农村他就没法关心天下事?”14显然，高加林和马垃这两位被新时期的“历史询唤机制”所深刻形塑的青年无疑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套用上述说法，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有在文化站，马垃才能感受到与外面广阔世界的联系，或者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却不能?某种程度上说，高加林进城的合法性奠基于其启蒙努力——“卫生革命”的失败，毕竟他曾为之奋斗过，而在马垃却丝毫未作尝试，便放弃了其责任与义务。

　　针对高加林的问题，朱杰将其置于 1964年放弃高考回乡务农的董加耕的历史脉络中讨论。在董加耕的《回乡务农日记片段》中，有这样一句当时流传一时的话：“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朱杰指出：“怎么同样身为回乡知青，高加林只能到县城去满足他‘心怀天下’的渴求，而董加耕却并不觉得‘茅屋’、‘污泥’与‘全球’、‘天下’有冲突之处呢?”15他认为，董加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董加耕“其实正身处于有关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新人’话语之间，并积极投身其中，进行着此类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由于董加耕身处的农村“社会主义理想”和某种“总体性”解决的视野相联系，所以“茅屋”、“污泥”与“全球”、“天下”全无矛盾之处。与此对照，反观文化站中的马垃，其实不必援引历史上的董加耕亦足以解释其原因。某种程度上说，《人境》中的马坷之于马垃几乎董加耕之于高加林的意义完全雷同：马坷之所以保持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改造神皇洲，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未来神皇洲处于社会主义总体性解决视野中，而这一总体性视野的失效意味着神皇洲失去理想主义的光芒，被启蒙式现代的农村/城市进化论式的等级制取代。马坷之死不仅意味着马垃失去其人生导师，也隐喻着社会主义理想的夭折。然而，理想主义青年马垃却亟需精神“父亲”引路，于是，逯永嘉这位个人主义英雄填补了马坷的空位，“理想国”式的乌托邦取代了社会主义理想。当丁友鹏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否定雷锋精神，而马垃却内心游移却无法发声为哥哥分辨时，他脑海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已然失效。在此意义上说，马垃出走经商和高加林进城一样，都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换言之，即便马垃不曾遭遇初恋夭折和逯永嘉极具蛊惑力的“理想国”召唤，马垃已注定无法在“寂寞、荒凉的”小镇安顿他的灵魂和肉身。

　　某种程度上说，追随逯永嘉投身改革的现代化大潮的马垃，未尝不可视为19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的信仰者。在这一现代化的想象中，神皇洲的贫穷落后的势必将为现代化进程所克服。然而，时隔二十余年， 当马垃重回神皇洲看到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景象：“马垃原以为，乡亲们一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早就过上了小康日子了。可眼前的一切，同他在南方沿海地区见过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农村，仿佛隔着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16正是在哥哥所献身的土地上，马垃的集体主义记忆逐渐复活，1980年代形成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日益动摇。1980年代初马坷与逯永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精神交锋，重新在马垃脑海中展开了更为痛苦的拉锯战。

　　三、“空白”与“症候”：主义之争与“肉身经验”

　　逯老师指着哥哥说：“为了那点种子，你白白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太不值得了!”

　　哥哥不客气地问道：“照你这么说，那些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牺牲也不值得吗?雷锋、欧阳海、王杰…… 他们也不值得?”

　　逯永嘉叹息一声，说：“无论如何，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任何伟大的目标都不能剥夺这种权利。”

　　“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人生观!”哥哥那两道剑眉习惯地皱起来，这是他生气时的习惯表情，“记得保尔是怎么说的吗?当你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连文盲都懂的道理，你竟然视而不见，你受那一套激进主义的毒害的确太深了。”

　　……

　　(《人境》，第 58-59页)

　　在《人境》中，马坷和逯永嘉争吵的画面，曾多次在马垃脑海中浮现。耐人寻味的是，二者具体争吵的内容却往往一带而过，上面这段话是其中最详细的一次：信仰集体主义的马坷与奉行个人主义的逯永嘉产生正面冲突。如果具体分析上面二者的对话，不难发现，两种说法都有其偏激处和正当性，但二者还未真正展开更深入的交锋便匆匆被省略号代替。如果说马坷和逯永嘉分别象征着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那么， 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撕裂马垃精神世界的难题。1980年代马垃对人生导师逯永嘉近乎盲从式崇拜，绝不会反思恩师践行的个人主义。当马垃重回神皇洲，他最难以克服的难题并非更同情性理解集体主义，而是如何克服自己曾笃信不疑的个人主义。

　　当马垃身陷囹圄，他第二次产生对人生意义的质疑，开始探寻“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然而，再次怀疑人生的意义，并非如第一次挑战此前的价值观念，质疑继承自逯永嘉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而是源于“亲密导师”逯永嘉之死，其人生导师再次空位导致其陷入“虚无”。逯永嘉之死非但没有促使马垃反思逯永嘉的人生道路，反而进一步强化对他的依恋：“他的脑子里浮现出在沿河师范求学时读过的尼采著作《查拉图斯如是说》里的一句话：‘呵，孤独!你是我的家。孤独啊!我在陌生的蛮人中落荒太久了，所以我不能不泪水汹涌地回到你这里。现在你只像慈母一样抚摸我，现在你像慈母一样对我微笑，只是对我说：从前是谁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我?’”17在更强有力的主体性诞生的基础上，马垃“觉得有必要重新检视自己走过的路，思考下半辈子该怎么活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垃虽然没有怀疑个人主义价值观，但摆脱了对人生导师的依附，以一个更现代的个人主义“主体”探索人生的意义。

　　毫无疑问，重回神皇洲后，由于这块生之养之的土地落后现状和其红色的家族记忆，促使其创建同心合作社，使得马垃对个人主义人生观产生愈来愈深刻的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清算逯永嘉之于他的意义。当面对唐丽娜、李海军和丁长水对逯永嘉的道德否定，马垃的第一反应就是为恩师辩护。马垃可以进行自我否定，却不容许别人否定逯永嘉，其中原因并非如唐丽娜所言：“你怎么会承认自己那么多年死心塌地追随的那个传奇英雄般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到处寻花问柳的老流氓?这不等于把你半辈子的光阴给否定到了吗?”18很显然，这些道德化的批判并不难辩驳，但关键在于马垃如何解释自己的“肉身经验”，在内心深处面对逯永嘉的精神遗产。某种程度上说，叙述者笔下的马垃似乎刻意回避这一点。比如， 叙述者认为，在震惊全国的特大汽车走私案中，幕后罪魁安泰公司最终未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而逯永嘉的鲲鹏公司却成了替罪羊：“马垃心里愤懑不已。如果逯老师地下有知，他会怎么想?”其实，鲲鹏公司果真是无辜的替罪羊吗?马垃何以不反思自身参与走私本身就是犯罪，不追究逯永嘉的责任?显然，马垃并不剖析逯永嘉参与资本与权力的联合运作，本身与安泰公司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关系。此时马垃仅仅将其奉为浮士德式的人格化身，抽空了逯永嘉身上的政治经济属性，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辩护何以不证自明?再比如，在那部试图将自己人生经历对象化的书中，马垃仍然无法真正实现自我批判与更新：“作为马垃的老师和引路人，逯永嘉的形象只是若隐若现，点缀在他人生旅程中某些关键节点上，显得支离破碎。其中的某些细节，如逯永嘉和唐丽娜的恋情，还有逯永嘉最后的死因等等，都语焉不详，作者似乎有意在回避或省略什么。”19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曾指出：“一部作品之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其实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批评家正是要使这些沉默‘说话’。”20在此意义上说，叙述者的沉默与省略标示着马垃自我反思的限度。

　　针对逯永嘉这一人物形象，有评论家指出：“刘继明老师写作《人境》的动力，就来自其现实关怀， 来自他想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解，想通过笔下的人物去解释社会转型的秘密。正因为创作由理念推动，在具体写作中，就会带来一种对人物把控的无力感，甚至留下一些空白。以逯永嘉为例，在完成作家配备的叙述任务后，他的死亡就显得仓促，这个环节显得生硬，不能从文学的角度说服我。”21 某种程度上说，逯永嘉的确有功能性人物之嫌，其叙述动力来自于作家的创作理念，而非人物成长本身的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逯永嘉和马坷的部分，都是出现于马垃记忆之中，而人的记忆往往不是遵循线性逻辑。但更重要的是，“空白”并不必然意味着“生硬”，反而可以暗示着某种“洞察力”：“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他如何不说这些东西，与它清晰表达的东西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作品中那些看起来像不在的、边缘的或感情矛盾的东西可能会为作品的种种意义提供一个集中的暗示。”22在此意义上说，这些“空白”可以视为颇具生产性的“症候”。逯永嘉之死与马坷之死类似，与其说是功能性情节，毋宁说是一个时代终结的寓言。完全将自我对象化，从而客观理性地分析并非易事，这不仅是马垃的困惑，或许也是刘继明的困惑。23

　　某种程度上说，如果马垃无法彻底清理个人主义，那么他转向集体主义的过程难免令人生疑。除了来自神皇洲危机现状的刺激，与 1980年代的转向类似，马垃走向集体主义也是通过文学阅读完成的，不过不同的是 1980年代的阅读隐含着“历史询唤机制”，而此次则来自独立探索人生意义的内在渴求。当马垃和学生谷雨成立同心合作社后，他“兴奋难平”，但“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就像他一时半会儿同样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跟谷雨一起张罗成立合作社一样”。他明确意识到可以用“集体”解释这一行为，是通过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完成的：“‘列文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在自己……’马垃顺手拿过一支圆珠笔，在这段文字下面做了记号。‘勤劳、纯洁、集体……’他念叨着这几个词，并且把尾音落在‘集体’两个字上，细细地咀嚼着。”然后，叙述者以坚定而抒情的语气写道：“马垃想到这儿，抬起头来，脸上浮现出坚毅的神情。……多么空旷而又充实的夜晚啊!”24以抒情化的平滑笔触纾解马垃的思想困惑背后，叙述者显然回避了自身难以处理的难题。

　　某种程度上说，当 1980年代的知识生产及其观念失去不证自明的合法性，马垃被压抑的社会主义“肉身经验”便得以重返。换言之，马垃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并非源自观念层次的清理，而是马垃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神皇洲落后现状的“肉身经验”的刺激。然而，马垃 1980年代追随逯永嘉的青春岁月同样是其“肉身经验”，因此，马垃脑海中的“革命中国”与“改革中国”的辩论之所以无法处理的原因，不仅是观念层面的搏斗，毋宁说是两种“肉身经验”的搏斗。即便如此，叙述者笔下的马垃转向集体主义，既没有真正清理脑海中的逯永嘉个人主义问题，也没有回应马坷集体主义问题。马坷和逯永嘉的辩论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在马垃的内心深处却被悬置起来了。在此意义上说，马垃带领困难户组建同心合作社，虽然带有日益鲜明的左翼色彩，但并不意味着马坷的集体主义战胜了逯永嘉的个人主义，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之间关系的难题得以克服。透过马垃这一形象，我们看到叙述者似乎无力对此做出更历史化的分析，深入追问这一意识内部冲突所包含的内在危机。当然，就目前中国文学和思想现状而言，这并非《人境》的不足，反而是明智与审慎，革命中国与改革中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否则便无法解释 1980年代之于马垃的意义，换言之，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的辩论更像相互生产的关系，在相互的交锋、辨正过程中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和转化。所以，虽然马垃和逯永嘉“一直没有停止争吵，而且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辩论下去”，但是马垃毕竟打开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可能性，在一个更开放、更辩证和更纵深的历史视野中回应中国历史与现实难题。在此意义上说，马垃不仅是《人境》中最出色的角色，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值得深入开掘的人物形象。

　　四、个人、村庄与“总体性视野”：如何重返“集体主义”及其内在危机

　　“这些人以前很少跟马垃打交道，只知道他在外面干过大事，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有的还是第一次走进这座带风车的房子，他们之所以参加合作社，都是这些天听了谷雨和茴香两口子不厌其烦的鼓动，直到今天，他们对合作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都一知半解。”

　　(《人境》，第 162 页)

　　从 1980年代豪情万丈地走出“寂寞的、荒凉的”小镇，拥抱“外面那个广阔世界”，到认为“他现在是这块土地的一份子，如同一个儿子，即使身单力薄，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保护年老体弱的母亲不受伤害”25，马垃对生之养之的土地的态度发生了近乎一百八十度转折，由客观中立的鄙夷转变为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在此意义上说，虽然马垃并未彻底反省其个人主义价值观，但他的集体主义倾向无疑日益鲜明。

　　尤其在同心合作社建立之后，经过一系列一帆风顺的丰收和胜利后，叙述者笔下的马垃似乎彻底洗去了精神上的孤独与挣扎，脑海中的马坷和逯永嘉之争也偃旗息鼓了。痛苦的思想者脱胎换骨般化身为乐观图景的践行者，马垃重新寻回了人生的意义：“在回到神皇洲整整三年之后，真正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村民们那一张张质朴、热情的笑容，让他感到亲切。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跟这块土地以及这群人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般的联系。”26某种程度上说，马坷似乎战胜了逯永嘉，再次成为了马垃效法的榜样。

　　如果对照马坷的日记，我们会发现，马垃筹谋同心合作社时高度重视的《毛泽东选集》中的《组织起来》和远赴长沙到湖南农科所买稻种，都是马坷当生产队长时做过的事。因此，马垃的这些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向马坷代表的集体主义致敬。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买稻种这一情节使人很容易与梁生宝买稻种建立互文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延长线上予以把握。然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买稻种这一充满集体主义的情节却不无个人主义色彩，在长沙期间马垃带学生谷雨游览了岳麓书院：“马垃更没想到的是，相隔二十年后重游岳麓书院，他换成了跟逯老师一样的角色，每到一处就给谷雨讲解一番，连语气和内容都差不多。谷雨呢，则处在了当年马垃的位置上……”27显然，虽然时隔二十年，逯永嘉和马垃、马垃和谷雨之间几乎是雷同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师生关系。因此，与其说买稻种是向社会主义新人马垃或梁生宝致敬，毋宁说是向启蒙者逯永嘉致敬。在此意义上说，将马垃买稻种置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脉络中亦无不可， 但值得追问的是，趋向集体主义的马垃和其个人主义的精神内核之间是否可以并行不悖?

　　毫无疑问，同心合作社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有向心力的新集体，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内部存在的危机：“这些人以前很少跟马垃打交道，只知道他在外面干过大事，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有的还是第一次走进这座带风车的房子，他们之所以参加合作社，都是这些天听了谷雨和茴香两口子不厌其烦的鼓动，直到今天，他们对合作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都一知半解。”28如果说成立之初，社员并不能深刻理解合作社的意义，那么，此后除了经济上的收获，直至合作社解散，叙述者笔下的社员们对合作社的理解似乎并未深化。如果进一步分析马垃和合作社成员的关系，不妨以合作社中仅次于马垃的谷雨为例，当马垃告诉他说：“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了……”这本是通俗的道理，但谷雨却心里这样想道：“马垃的话像当年他在中学的课堂里听到的一样，充满了哲理。”从此，谷雨便成了马垃将理想主义付诸行动最忠实的追随者。叙述者最精道地点出了二者的关系：“这个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农民在内心里还把马垃当作自己的老师，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总是首先要找他，而不是跟媳妇茴香说，好像离开了马垃，他都不会走路了似的。”29在马垃面前，谷雨几乎没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仅仅是马垃思想的忠实执行者。连这位能力最突出的副理事长尚且处于如此从属的地位，其他人的位置则可想而知。

　　虽然叙述者多次强调马垃的民主作风和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但毫无疑问，马垃几乎堪称“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谋划着合作社的一切，小到积肥，大至合作社“理想国”式的未来，都由他呕心沥血地经营着。换言之，在才具平庸的社员面前，马垃似乎是一个大家长式的魅力领袖。就此而言，对比马垃对神皇洲未来的规划和逯永嘉的“理想国”可谓异曲同工30，都是缔造于杰出的英雄式人物之手。如果马垃走向真正的集体主义，那么他就必须克服个人大于集体的问题。

　　与此对应，在柳青的《创业史》中：“真正的主人公其实并非梁生宝这一继郭振山之后挺身而出的时代英雄，而是互助组这一全新的基层社会的组织单元。”31由此可见，如果将他与梁生宝式的马坷相比，马垃虽然日益融入集体，但他无疑仍是神皇洲上独异的个体、大写的启蒙者形象，以至于从普通村民到县长丁友鹏都不问情由地坚信马垃肯定会做一番大事业，而叙述者笔下马垃的穿着和房屋也烘托着其特立独行之处。在此意义上，马垃看似转变为了集体主义的践行者，但其精神内核仍是大写的个人意志与能力。因此，个人意志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同心合作社的内在危机。

　　由于这一危机，除了在经济方面成效显著，马垃似乎并未带领同心合作社成为真正的集体。不仅在同心合作社内部如此，合作社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这一危机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同心合作社内部，马垃可以用个人魅力统合这一集体，那么，一旦逾出这一边界，其个人魅力还是否有效?正如谷雨所言：“马老师把合作社和全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有时候，他觉得马老师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个中国。”32某种程度上说，谷雨所言暗示着叙述者刻画马垃形象背后以小见大的“野心”，以此思考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甚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马垃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践行集体主义，而别人并不认同马垃的个人魅力，马垃处理问题方式的有效性在哪里?比如，马垃如何回应吸纳赵广富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问题，而非将其处理为对立面?在同心合作社因为过水问题和赵广富产生矛盾后，叙述者一直未安排马垃和赵广富正面交锋或和解，未尝不可以说这意味着马垃式的集体进一步发展的边界。如果将这一问题推而广之，马垃的同心合作社和沿河县乃至整个中国是什么关系?这是马垃无力回答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或许正由于此，才使得“这部小说无法像《子夜》或《创业史》那样，给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问题提供清晰明确、不容置疑的答案，而只能罗列出一系列困扰中国社会的难题供读者思考。于是，《人境》的叙述语调也就少了几分自信与乐观，多了几分犹疑与焦虑。”33

　　如果将马垃与马坷相比，我们发现，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马坷镶嵌于神皇洲这一“村庄”中，而这一“村庄”在是新中国这一现代国家的一部分，处于某种总体性视野中。有研究者指出：“在30-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大论争之后，‘村庄’这一乡土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开始成为中国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 40-70年代的文学中，存在着某种以‘村庄’为主体的文学叙述范式。”34在这一叙述范式中，充满英雄主义式的个人被纳入集体的“村庄”中。而同心合作社这一内部不无危机的集体却是孤零零的个例，缺乏对中国现状整全性判断的“总体性视野”。当同心合作社在资本和权力的联合绞杀下夭折时，无疑令人惋惜，由此展开对资本和权力的深刻批判。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一联合绞杀，同心合作社果真可以一帆风顺推而广之，改造神皇洲，改造沿河乃至中国农村吗?在我看来，即便没有这一绞杀，如果马垃无法真正克服个人意志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那么，同心合作社的未来无疑将笼罩在阴影中。在此意义上说，对外部的资本和权力之批判固然必要，却不足以化解马垃式集体主义的内在危机。

　　在此意义上，如果苛刻一点说，由于叙述者无力重构一种更具生产性的总体性视野，创造出真正吸纳个人的集体。因此，马坷的同心合作社终将面临危机，其人生意义并未真正得以解决，势必面临更为艰难的探索之路。可以说，这并非孤立的文学问题，而是中国不同话语内在冲突的思想表征。因此，《人境》“在‘生产’作品的过程中，也能将生产作品的‘生产条件’也一并‘生产’出来，于是‘表达’的‘限制’反而转化为一种‘可能’，一种不是回避困境反而将困境充分表达的‘可能’”。35就此而言，《人境》的尝试和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但如何突破“限制”、克服“困境”、创造新的“可能”仍旧任重道远。在此层面说，与其说《人境》中马垃的探索结束了，毋宁说才刚刚开始。

　　【注释】

　　1  《人境》分为上下两部，分别以马垃和慕容秋为主人公。下部虽有涉及马垃，但主要以慕容秋的思想转变为核心，而马垃思想困境及其转变主要以上部为主，所以本文讨论的对象是上部中的马垃形象。

　　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 327-328页。

　　3  同上，第 331页。

　　4  同上，第 328页。

　　5  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彭林主编：《潘晓讨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 4页。

　　6  《中国青年》编辑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彭林主编：《潘晓讨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39页。

　　7   同上，第 102页。

　　8  王钦：《“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 5期。

　　9  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南方文坛》，2011年第 1期。

　　10  与此类似，西方阅读史家 JamesSmithAllen指出，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普鲁斯特、纪德等人笔下的人物，也都是通过阅读成长起来的。转引自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第 102页。

　　11   某种程度上，文学阅读所形塑的主体及其价值观念可以是来自于知识世界的、作用于理性和意识层面的认识，而所谓“肉身经验”是来源于生活世界的、作用于人的感性和无意识中的经验。如果借用拉康的术语，“肉身经验”或近似于无法被象征化(Symbolization)的实在界(theReal)。但这一高度抽象的理论术语此处似乎无法精准界定“肉身经验”，反而有可能将这一产生于特定语境的历史经验神秘化，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历史化的描述方式，将其视为是一种无法直面难以直面的真实。

　　12  鲁太光：《重建“世界的镜子”——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的启示与意义》，《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 3 期。

　　13  刘继明：《人境》，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 13页。

　　14  朱杰：《“劳动”、“知识”与“乡土中国”的危机——以<人生>为中心的讨论》，《艺术评论》，2011年第 3 期。

　　15  同上。

　　16   刘继明：《人境》，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 29页。

　　17   同上，第 48页。

　　18   同上，第 105页。

　　19   同上，第 249页。

　　20  特雷·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 39页。

　　21   黄灯语，参见《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人境>研讨会纪要》，微信公号：保马，2016年 12月1日。

　　22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 页。

　　23  刘继明在一次访谈中说：“对我来说，马垃不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人，就像我生活中出现过的某个朋友。我对他始终怀着兄弟般的亲密感情，对他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自己， 仿佛对他的五官乃至眼神都看得一清二楚。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化身。”参见蔡家园、刘继明：《在“后撤”中前行：关于长篇小说<人境>的对话》，《长江丛刊》3月上旬刊。

　　24   刘继明：《人境》，北京：作家出版社，第167页。

　　25  同上，第 157页。

　　26  同上，第 225页。

　　27   同上，第 173页。

　　28   同上，第 162页。

　　29   同上，第 157页。

　　30   逯永嘉的“理想国”参见《人境》，第 21页。马垃对神皇洲的远景规划参见《人境》，第296页。

　　31   黄锐杰：《未竟的事业——探寻<创业史>的“前史”》，《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 6期。

　　32  刘继明：《人境》，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 296页。

　　33   李松睿：《思想出场的空间与可能——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 1 期。

　　34  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 6期。

　　35  罗岗：《消失的红墨水》，收入《预言与危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