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长征》之二——“西征”是何时变成长征的？

西征，何时变成长征的？

　　如果仅仅是出现这个词汇考量，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红军长征文献档案，在1935年2月23日的《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出现了“长征”这个词汇：

　　遵桐湄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们：

　　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子担白军全部，推翻了贵州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建立了许多县区的临时工农政权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实际的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没收了所有军阀官僚绅粮的米谷衣物分给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工人也成立了自己阶级的工会，农民成立了农会，干人成立了贫民联合会，革命的男女学生组织了红军之友社(遵义)，真正的获得了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自由，并且夺了绅粮的反动武装来成立了工农游击队。红军到黔北真是天翻地复了。遵桐湄黔北广大地区再也不是国民党军阀官僚财主老(佬)的，而到了我们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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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实际的战略机动的进程和目标变动来考量，可以说从中央红军改变去湘鄂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转兵黔东南尔后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就已经意味着这次“西征”，正在变成“长征”。遵义会议上形成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取得配合”。这实际上就是说，这次远征的目的地，还要继续向西北延伸……

　　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实施就遭遇了挫折，中央红军在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第一仗土城战斗遭到川军刘湘部的阻击，作战失利，被迫一渡赤水，转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又改取“在川滇黔边实施机动作战，赤化川滇黔边”的方针。于是二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这个《告工农群众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的。

　　尔后，在已在遵义会议改组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特别是重新走上军事工作领导位的毛泽东的精心运筹之下，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的辗转机动，返渡乌江，冲过龙筑公路尔后西进滇东，取得了自“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战场主动权，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抢渡金沙江，取得了实现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的有利态势。

　　在渡江后的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冲过大渡河，与已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发展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会合。

　　在向大渡河畔进军途中，朱德总司令签署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第一次出现了“万里长征”的词汇——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坏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入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四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国民党军的天、芦、宝防线，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取得了会合，实现了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会师后的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经充分讨论，于6月28日形成了“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将会合后的两支红军主力的远征目标继续向北延伸，指出了中国北方的陕甘地区。尔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相继召开了芦花、沙窝、毛尔盖会议，不断地将“北出陕甘”的战略计划加以明确和强调，毛泽东更具体地阐明了“向黄河以东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1935年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第一次对红一方面军“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作出了简评与总结：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再一次提到了中央红军“二万余里的长征”;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的1935年1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第一次出现了“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尔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都使用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从此以后，“长征”这个概念和词汇，首先在这支队伍中认知乃至认同，后来又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传播。比如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在1936年5月9日《伟大的会师加重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紧急任务》中，就热情赞扬了“我长征万里所向无敌的二、六军”……

“长征”通过媒体的传播

　　再后来，经过斯诺、范长江等中外传媒界人士的传播，“长征”之称在中国乃至世界广为流传，最后成为了专属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特定词汇。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6年8月5日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征稿函：“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由于征稿活动开展期间红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因此当时所征集到的稿件几乎全部是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内容的，共有200多篇稿件，50多万字，经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于1937年2月编成《二万五千里》一书，内收录文稿110余篇。由于印刷器材缺乏，当时只是抄写了20部左右。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这部书稿成为了他创作《西行漫记》的重要素材。

　　笔者的希望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时，能够编撰出版该书的校核勘误和完整的地名标和里程勘误版本(原书中这类错讹还比较多)，长征全图也需要作一些校订和勘误再版。纪念长征胜利100周年时，应该有一套路线相对准确、地理要素和战斗和事件标注相对完备的长征分县图志出版。

　　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后，吴玉章等于1935年底在法国巴黎创刊出版《救国时报》也曾连载了杨定华的长篇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山西》，两文从1936年12月18日开始登载，到1938年1月20日载完。两文刊出后，《救国时报》的编辑又将这两篇文章和廉臣(即陈云)撰写的长篇纪实通讯《随军西行见闻录》和编出版，书名为《长征记》。

　　1937年2月底，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在瓦窑堡见到了博古、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得到一批关于长征的原始材料。后来潘汉年将一部《二万五千里》带到上海，交给了他。1937年7月，董健吾据上述材料编写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名“幽谷”，发表在上海《逸经》杂志第三十三、三十四期上，使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得以在国统区公之于众。

　　该书出版时虽然缺乏红一方面军以外的各主力红军的亲历者的文字，但所附的长征地图中已经标注出了他们的长征路线(当然由于认识和考证条件的局限，这张地图乃至建国后出版的长征略图，都不是十分准确无误的)。

　　到了抗战期间的1942年1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把《二万五千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印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选取《二万五千里》中的51篇文稿，另收入《救国时报》编辑的《长征记》，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题公开出版了此书。

　　这部书稿在补齐了当年的未刊稿后，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为名，于206年3月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认知条件的局限，这些“原始记录”中也不少错讹信息——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地理信息乃至路线、里程方面的错讹，学者在进行考证阅读时仍然需要认真辩析。

　　笔者的希望是，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时，该书更详尽准确的校核勘误注记版本能够编撰出版(原书中这方面关于地理要素、路线和里程的错讹还比较多)，已有的长征路线全图也需要进行校核和勘误后再版;在纪念长征胜利100周年时，应该有一套地理要素完备、路线、事件和战斗标注相对完备完整的长征分县图志出版。

　　长征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有载体的。这个载体当然是以红军为主体的，也包括了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长征经过地域的自然地要素和民风民情，以及人民群体对长征的支持，复原和抢救长征的载体，应该是最脚踏实地地纪念和弘扬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