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西斯 | “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

　　近日读了红旗太平洋(以下简称“红太”)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及《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以下简称“现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文章。双方就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双方的争论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一方倚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旁征博引，另一方借重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数据充沛。很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学习。

　　《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梦见一个巨大雕像，头是金的，胸和肾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但脚是半铁半泥的。后人们用“泥足巨人”来形容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列宁曾经用此来形容“帝国主义”。后续的左翼也经常引用此比喻。虽然早在100年前，列宁已经将帝国主义称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不过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帝国主义仍然是“腐而不朽”与“垂而不死”，今天我们借用这一比喻来讨论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

　　帝国主义与两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与红旗太平洋)讨论的“法西斯主义”又是何种关系?如何才能真正打倒“泥足巨人”?

　　在进一步分析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历史上最著名与典型的法西斯政权是欧洲1920年代-193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与纳粹德国政权，除此之外整个1920年代-1930年代，欧洲、亚洲、美洲都有不少法西斯主义(准法西斯主义)政权以及政党和政治运动。因为“红太”与“现资”双方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德国法西斯的问题上，我们这里暂且以最成熟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政权为标本。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如果说“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为什么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从一个极右翼小党发展最终获取了政权?“正义的”人民为什么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就阻止其掌握政权(当然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是哪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和其政治代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无法阻止法西斯的崛起?

　　(如果按“红太”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只有让法西斯上台，“正义的人民”再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力量击败法西斯主义才能证明“人民不怕法西斯”?我们是否该如此向今天的“人民”进行这样的宣传(事实上当初的德国共产党在宣言与行动上就是默认了这一定理)。如果不是，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教训)

　　纳粹是如何吸引“人民群众”？

　　纳粹党章 (民族社会主义纲领 25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ocialist_Program

　　第一条，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所有德意志人组建大德意志国家。

　　第二条，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第三条，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第四条，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因此犹太人不能为德意志国民。

　　第五条，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第六条，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第八条，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1941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

　　第九条，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因此，我们要求：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二条，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我们要求完全没收一切战争利润。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五条，我们要求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第十八条，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得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第十九条，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第二十条，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机关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求。儿童一到有理解能力时，即应启发他们的民族观念。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第二十一条，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

　　第二十三条，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我们要求德意志机关必须做到：

　　1.凡德文报纸的编辑及工作人员应为德意志公民。

　　2.凡非德意志报纸，应经德国的特别许可，才能发行，但不许其用德文印刷。

　　3.凡非德意志人，而参与了德意志报纸的财政，或企图使德意志报受其影响，必须依法禁止，违犯者应关闭这类报社，并且立即驱逐与该报纸有关的非德意志人出境。违反公共利益的报纸，必须坚决取缔。

　　4.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第二十四条，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本党主张积极的基督教，但不为任何宗教所约束。

　　本党反对国内外的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本党深信只有以“先公后私”为原则，才能郅力于我民族的永久的复活。

　　第二十五条，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本党的领导者，誓为完成上述目的而奋斗，必要时，即牺牲征途，也在所不惜。

　　上面是纳粹党于1920年公开宣布的党章，也是其动员和发展的政治纲领。(我想每一个自认的左翼都该扪心自问，你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纲领，是否会为了认同其中的某些纲领，而默认其他纲领的存在?)

　　抽出其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唯物主义的与反对社会进化论的纲领，确实在经济上是相当“改良的”干预型资本主义纲领，但从来不能机械地、片面地和个别地看待这些“改良主义纲领”，因为纲领的要害之处则在于，界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

　　其中只能见到“人民”而见不到“阶级”，阶级被“德意志”与“非德意志的”种族界限划分了，也就不再存在“自为的阶级”。“红太”的文章中屡屡提及的“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遵循了纳粹的这一划分方式，将本来应该按照经济和社会阶级属性划分的力量，先以种族为框架界定。

　　个人不太赞同“红太”文章中所提及的“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因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吃好了，喝好了，而是纳粹口中的“德意志日耳曼劳动人民”，这里的“平均而言”事实上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在种族与意识形态上不属于纳粹规定的“德意志日耳曼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体已经彻底排除在外了。作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在这其中并不存在。

　　而且问题在于当纳粹真正上台后，纲领其中有益于垄断资本的条款都实施了，而真正有利于“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条款，则掺水不少。譬如“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等条款早就被束之高阁，而为了与德国军官团和旧贵族阶层达成妥协，“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也并没有贯彻，相反的是执政后德国纳粹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除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种族敌人”，还有就是彻底瓦解自己的“民族人民武装”冲锋队。

　　因为有300万之众的基层民粹的冲锋队已经蠢蠢欲动地提出“全面贯彻二十五条纲领”、“推动二次革命”、“没收金融资本”等口号;你可以说这是争权夺利，也可以说是对纳粹原教旨意识形态的镇压。(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很多时候必然交织在一起)，“长刀之夜”对罗姆为首的冲锋队骨干分子和纳粹党内左翼派别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等人的清洗，标志着路线斗争和其中的政治结晶分子不是光靠封官许愿所能解决的。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如“红太”正确地指出纳粹党的发展和兴起确实是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而且在美国支持德国复苏计划的1920年代中期，纳粹党的实力实际是下降并日趋边缘化，而只有到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爆发后，德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纳粹党才得以问鼎权力。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920年建立的纳粹党，不是1918年建立的德国共产党?为什么纳粹党的支持率能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从不足百万选票跃升至六百万张选票?

　　任何政权的存在至少要取得广大的中间阶层的默许，无论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还是法西斯政权，而法西斯主义与一般资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非一般的”条件下的产生的。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其内生性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对外，表现为世界市场与私有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张力越紧张，也越容易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对内，下层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无法按照正常状况生存下去，垄断资产阶级也已经无力按照正常的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这种情况下制度性的变革必须发生，既可能是进步的向前的革命，也可能是反动的向后的反革命。

　　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只要但凡可能，资产阶级就能通过政变、军事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一般性对外战争的简单的上层外科手术方式来实现反革命。但是当阶级力量对比改变到已经无法采用国家机器进行正常与非正常的外科手术时，“礼失于朝求诸于野”，则不得不求助于国家之外的力量――群众，必须利用和动员严重分化已经对现行秩序绝望与彻底激进化民粹化的群众力量与群众运动来推行极端反动专制的暴力政策。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但社会阶层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中间阶层(事实上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工人上层之间存在着广泛的通道)，当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消灭旧的中间阶层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中产阶层。

　　从这点出发，其实我并不赞同“现资”文章中“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观点，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来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义只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他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地从其他阶级那里抄袭他们的诉求作为自己的诉求，而这恰恰是“二十五条纲领”和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来源，也因此纳粹党的“纲领”在其执政后无法得以真正贯彻。事实上，纳粹从成立之初起，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争夺。而且在当时，纳粹通过其内部的军方人员一直与德国军官团和贵族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也是这种联系的反应。

　　谁是所谓的“人民”?列宁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不知道想干什么的那部分人。”他们如风向标般的随风摆动。“现资”的文章引用普兰查斯的观点，以证明小资产阶级是天然的纳粹支持者。在危机条件下，确实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步伐，但是前提是危机，而且是直接威胁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危机，才可能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

　　如果在“岁月静好的”资本主义正常时期(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更喜欢保守地维持现行秩序，更喜欢保留那“岁月静好的小确幸”。今天那些疯狂支持美国现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人民”的素描恰恰就是这群小资。所以特朗普本身还远远不是法西斯，因为特朗普为小资们提供的是缝补旧秩序的招魂幡(1980年代-1990年代的黄金美国);只有当特朗普的招魂幡也不再管用时，小资对过去的“静好岁月”的期待破灭后，才会迎来要踢倒旧大厦的法西斯主义。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是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都会成为希特勒，但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只有在危机条件，只有彻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天然”群众基础，但即使他们所希望的也是在动荡岁月后能继续迎来秩序。

　　所以，他们如锅炉的气压阀释放着危机的怒气，如果被戴上眼罩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狂马;他们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必须膜拜貌似尊严的秩序与跪倒在强者的鞭子面前，也从不吝惜拿自己的马靴踢打更弱者。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力量与觉悟足够强大，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历史上的众多工人起义与工农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则他们必然会膜拜民族国家偶像之后怀揣金币的垄断资产阶级，并甘为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奴役无产阶级与他们自己的鞭子与马靴，所以代表着鞭子与马靴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他们可以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在危机条件下动员小资产阶级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由于法西斯主义中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其往往表现出某些强烈的对大资本的反抗性，对现行统治秩序与统治当局的不满与挑战，所以在某些条件下其形式会与左翼的进步的反抗现行统治秩序有表面的雷同。

　　但极右翼民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希望小资产阶级牵着工人阶级的“牛鼻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后者则是以明确的阶级纲领引导小资产阶级跟随工人阶级的结晶体(先锋组织)推翻现行秩序。所以，这也不奇怪为何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与左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名称、纲领、领导层甚至群众基础会有重合之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严重危机条件下，像墨索里尼这样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的重要编辑会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魁首，为什么德国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党章中明确纲领提出要对大企业与金融资本实现实现国家管制等口号。

　　事实上，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不过纳粹的干预资本主义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国债在战争开始前是310亿马克，而1945年已经达到3370亿马克。而且如果没有战争，当时德国的生产(特别是无效的军工与基础设施产出)总无法找到适应的需求，即使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占领区仍然无法消化德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而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不过是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准而已。

　　为什么德国劳动人民会跟随纳粹的“魔笛”？

　　当“红太”在文中提及“工人阶级”时，我个人更多理解的是，他描述的是一群满足于多分些黄油与香肠的民众，而非是作为“自为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因为这群“无产阶级”好像对于其阶级兄弟们的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资本家的仇恨，即使其阶级代表(德共)被纳粹彻底禁绝，也与他们好像痛痒无关。

　　这又要回到“红太”和“现资”两文陷入的相同错误中，虽然他们在表述方式正好相反，但其实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红太”在文章中几次提及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扩张和战备政策本身“是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但这是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妥协吗?恰恰不是。在个人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利用对外军事扩张，对内政治压迫与种族主义政策，从而收买一部分“日耳曼工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而已，这时阶级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就如同我们不可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视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只有当他们被感召起义，站到工人阶级这边后才能发生变化)，我们也无法将被物质收买和种族主义理论毒害的普通群众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反动保守的意识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分裂与侵蚀是极其有害的，而且类似以种族与性别进行分化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也是意识干预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美国的《排华法案》事实上就是在美国白人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划之的重要手段，而作为白人工人团体的劳工骑士团为《排华法案》的通过出力不少。而纳粹通过宣传种族优化论、性别差别论等反动保守主义思潮，将广大女性从社会劳动中排挤出去(鼓吹妇女的战场是“产房”，女性的工作场所是厨房，相夫教子是日尔曼女性的主要工作，由于这一意识形态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二战德军严重缺乏劳动力资源时，纳粹政权也不愿意轻易动员女性参与军工产业与国防工业)。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其他被歧视种族，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关入集中营，既空余出一定的社会工作岗位，又可以获取免费的劳动力。纳粹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与反犹太计划是在上台前早已公然宣布，而且在1933年上台后就开始逐步贯彻，其中包括1933年开始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对经济运营体系的“日耳曼化”。

　　至于其他战时经济对欧洲其他占领国和从属国的经济掠夺，“红太”的文章中其实也有提及，我们就不一一类举，即使同为“日耳曼民族”的挪威，在战时被德国纳粹无偿掠夺的经济收入高达经济总量的20%-40%，上千万外国劳工与遍布整个欧洲的集中营奴役劳动，以及数百年来数百万犹太人积攒的财富(这一财富掠夺是以种族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标准，百万犹太人中绝大多数不过是普通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而已)。

　　因为在“红太”的话语体系中，数十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种族与政治异议分子，并不在其“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且“日耳曼工人”多分得的黄油与面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以牺牲其基本民主权利和阶级觉悟为代价，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政党、工会组织。妥协是斗争的产物，而这一收买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利。

　　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体系的霸权统治，也曾经对罗马军团士兵也进行了丰厚的收买，而且当时罗马帝国的收买至少还不以种族为标准，就如同今天美帝国主义对国内士兵的收买一样。

　　虽然“现资”的文章中，“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描述是正确的，但其显然过于强调所谓阶级意识形态的独立作用，而且把先锋党和组织作为一种外在凝固剂，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产生的政治结晶，事实上也很遗憾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对法西斯的崛起，也在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侵蚀。

　　为什么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德国，德国共产党没能战胜纳粹，是谁阻碍了这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本身。

　　当时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命令下(第三时期)，一直将社会民主党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将之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宣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但事实是，1929年的危机条件下，1930年德共的选票从300万张增加到450万张的同时，纳粹的选票数从80万张增长到600万张。如果说，同样都是在挖社会民主党的“墙角”，显然德共“挖墙脚”的功力远不如纳粹。

　　1931年，德国纳粹为了推翻在普鲁士州(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柏林所在的州)统治达12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最初反对该公投的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将这场公投称为“红色公投”，当德国共产党事实上与德国纳粹建立起“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激进化的德国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两者相合是德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阶级在意识形态的彻底混乱到最后的无所作为而土崩瓦解。 虽然那场“红色公投”，最终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普鲁士州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对纳粹的警醒未能得逞。

　　如托洛茨基记载，就在公决前夕德国共产党《号角报》头版上刊登着这样的文章：“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的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此处的“自由德国”所指的就是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也包括前第二帝国。“阶级”被“人民”的概念所替代，“阶级国家”被“民族国家”所替代，法西斯要“打倒凡尔赛和约”，我们也要“打倒凡尔赛和约”。

　　由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敌对为纳粹争取中下层群众提供了良机，正是因为这一放弃核心阶级话题的政治原则上的错误才是导致纳粹得以在危机的泥泞战中胜出根本原因。

　　这其中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但由于本文主要以德共为标本，因为德共是无产阶级工人政党，而且一直以明确的阶级革命为口号;德社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一战前就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而将自己的命运定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早已被放到不可知的未来。确实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立场与软弱无能，为德国纳粹政权铺平了道路，但是德国共产党战略性的错误和其官僚集团的自私帮助纳粹缩短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2年魏玛共和国兴登堡(vonHindenburg)总统任期届满，需要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希特勒代表民社党，台尔曼代表德国共产党参选，最终，兴登堡则以1936万票(占总票数的53%)当选，希特勒获1341万票(占总票数36.8%)，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获得370万票(占总票数10.2%)。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1374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而直到此时，莫斯科和德共的机关报仍然在鼓吹“希特勒上台”之后，是“台尔曼的胜利”。

　　当时，纳粹党与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达成幕后协议，1932年前只有少量资本家明确支持纳粹党，而在希特勒等人反复向资本集团保证其利益时，1932前后为帮助纳粹选举，来自资本集团的捐助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纳粹党的金库，其中包括克虏伯、法本、钾碱工业、吉尔道夫和科隆银行等大联合企业和老牌资本家，绝大多数右翼与中间力量都臣服;由于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处于战略退势并丧失斗志。

　　当1933年兴登堡委托希特勒组织内阁后签署了《国家紧急法》，纳粹蓄意制造“国会纵火案”，全体共产党议员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被拘留剥夺作为国会议员的权利，被正规警察所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许多人被投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惨遭杀害。也是当时1933年3月3日，德共领袖台尔曼被逮捕，被关入集中营后11年，1944年遭处决。所以纳粹并非如某些人宣传的依靠“民主选举”获取了政权，仍然采用了直接的暴力手段。

　　1935年3月5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共产党获得了484.8万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2.3%;社会民主党得到718万1千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两党共得选票1200万张，占总票数的30.6%。纳粹党所得选票从1932年11月的33%的选票增长到44%，但仍然未获绝对多数，在国会中只占有288个席位，没有超过半数，只有加上德意志人民党的52个席位，在国会647个席中才构成简单多数。而这时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已经无力回天。

　　德国共产党当时为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而放弃了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弃关系其作为阶级政党的真正核心话题——阶级话题，追寻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脚步，用相同的德意志民族、羞辱感等概念妄图去收买中间阶层，而放也使群众越来越难以区分德共的核心诉求与纳粹的核心诉求到底有何不同。与以种族主义和野蛮专制主义为依归的对手比有害的民族主义鼓吹，那德共就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乞丐与龙王比宝”，放弃阶级话题，工人阶级的政党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当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能说服了一部分群众之后，也就转化为其物质力量。种族理论的兴盛压倒了阶级理论。法西斯主义确实是“泥足巨人”，但“种族主义”理论恰恰是其用来护腿的凝固剂，如果无法用阶级理论击败种族主义理论对于群众的侵蚀，其自然能做到貌似可怕的“金刚不坏”。我们要记得直到1945年战败，德国国内并没有发生过一场广泛的群众性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运动。

　　所以社会存在同样也受到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现实政治斗争，既非是教科书般数据与定理的线性反应，也非是完全真空意识形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讨论历史教训时，以其名称呼其实，不可将不同性质的力量和运动混为一谈，恰恰需要记住回到核心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话题。

　　最后，非常感谢“红旗太平洋”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在风云变幻的今天，重拾上世纪初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惨败的这一话题，因为其对今天的现实分析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另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否是法西斯政权？

　　虽然在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力量在宣传中也曾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是法西斯政权，例如周恩来在1943年的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称为法西斯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也并不以此作为主要宣传口径。

　　蒋介石统治集团具有某些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蒋介石本人也曾试图效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复兴社等组织是具有法西斯主义纲领与倾向的政治组织(但其对政权的整体决策影响有限)，但我个人以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是法西斯政权(套用句网友的话，你也配叫法西斯?)，当时中国社会人口大多数以小农社会为基础(佃农与地主存有一定依附关系)，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并不发达，由于作为半殖民地在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上仍然需要依附西方“正常”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蒋介石政权的任何时期，虚有其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和最终目标仍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则是彻底藐视“民主形式”那些东西)，所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政权。法西斯政权必然是军事独裁政权，但并不是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政权。

　　而且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无论是美苏等大国都支持这一停战与调停，这岂非是说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执政的条件下分享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