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自吟自唱 ——评吴晓波的《致敬四十年》“年终秀”演讲 （中）

　　“中产阶层”的自吟自唱

　　——评吴晓波的《致敬四十年》“年终秀”演讲

　　(中)

　　马 志 远

　　书接上回，继续评说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年终秀”演讲。

　　四

　　吴晓波在演讲中一面借助世界名刊和世界名人之口称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面又借他们之口说出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困惑和忧虑——这些人“有的是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他们“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进而设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吴晓波还借助一位中国名人周其仁评介他的新作《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的话，把企业和经济环境比作鱼和水，从而把自己设置的悬念形象化：“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

　　下面，我们来看吴晓波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吴晓波借自己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一书，“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那么，中国经济改革有哪“四个动力”、“我们做对了哪些事情”呢?

　　一曰“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创新、制度创新，还有各式各样的创新，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当然都是非常“高大上”和时髦的名词;说“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这话也不错。问题在于吴晓波是怎么解读中国的制度创新的。“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吴晓波这里的有些话倒是很契合总设计师“南巡讲话”的精神：“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需要指出的是，吴晓波比总设计师要坦率得多，竟然说：“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坦率的吴晓波在这里说了一句大实话，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先天”地违反了从1954年《宪法》到1975年《宪法》发展起来和记载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这种制度“创新”成了“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创新”绝对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它的发明权绝对不能“归功于”农民和基层，是“基层”和“农民”看到某某人走到了“顶层”，才“春江水暖鸭先知”，才闻风而动的。

　　二曰“容忍非均衡”。吴晓波对这个生造词语做了解释：“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原来这就叫“容忍非均衡”啊，不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吗?远不如总设计师讲话通俗易懂。

　　吴晓波说，1978年后先富起来的不是“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而是“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在这里，“中国青年领袖”、财经作家吴晓波暴露了他的幼稚，或者不是幼稚而是不诚实。1978年后“先富起来”的不是“傻子瓜子”年广久之类那些“长得难看、不识字、犯了前科”的农民和投机倒把分子，而是那些有着深厚的权力背景，能够靠着一个或者多个“皮包公司”和一张张批条就可以倒卖钢材、电视、烟草甚至军火和稀土的“官倒”，是借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改制之机把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收入囊中的“某二代”们!年广久们靠自己辛苦挣来的那几个小钱，大概是没有资格前往太湖岸边的灵山·梵宫聆听吴晓波的“年终秀”演讲的。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吴晓波如是说。好一个“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请问吴晓波先生，那些大发横财的“官倒”、“某二代”们都是出生在什么家庭啊?山西的“煤老板”们跟山西那个地方丰富的煤炭资源没有关系吗?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能够扬眉吐气的那些人们，与那里丰富的牛羊、煤炭、稀土和天然气资源没有关系吗?在吴晓波看来，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智商高低都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说得多好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简直就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新近被揪出的“军中老虎”房峰辉，寒门出身，年幼时随母改嫁而把本名“马咸阳”改为“房峰辉”。他的成长经历倒是可以证明“成为优秀的人与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但是，他为致富而一路“冒险”，因“冒险”而大富大贵，官至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加上将军衔，与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老虎”一道把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祸害得不成样子，被抓后从其密室查获的现金美钞、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这是不是吴晓波所说的“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房峰辉们是从军的、为官的，是“纺锤形”社会结构中极富极贵的一极，不属于吴晓波所说的“2.3亿中产阶层”，或许他们还不屑于参加吴晓波的“年终秀”，不说也罢;而那些发明并生产了添加剂、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和把这些东西喂给猪羊牛、掺进原奶、注入鸡蛋鸭蛋的企业家们，那些在楼房、公路、桥梁、电厂修建中偷工减料的企业家们，是不是吴晓波所说的“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是不是吴晓波所说的“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吴晓波说：“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本文无意评论“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和“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只是感到吴晓波竟然把“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也当做“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的措施和标志，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高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招商引资，引进了大批的外资企业，并在土地、税收、劳动用工甚至汽车牌照上都给予它们远高于国内企业的待遇。所以，这些外企资本家们敢于给中国工人发最低的工资;敢于让中国工人住夏热冬冷、逼仄狭窄的工棚;敢于逼迫中国工人无偿地加班加点甚至给他们下跪，以至于酿成“十三跳”;敢于在生产车间门外上锁，以至于发生火灾的时候工人们无法逃生而葬身火海!这难道也是吴晓波们要致敬、要歌颂的“彻底弄翻平均主义大平台”的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吗?

　　三曰“巨国效应”。这好像又是一个生造的词语。不着急，我们看吴晓波怎样解说这个“巨国效应”。吴晓波说：“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哦，这就叫“巨国效应”，原来是说中国人口众多啊。为什么不干脆说“人口众多”呢?说“大国效应”也好啊，也通俗易懂啊，吴晓波偏不，那就显得没有学问了。

　　人口众多、消费巨大，因而市场广阔，当然是外国人自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推销鸦片、洋布、洋油、洋火，20世纪后半叶推销胶卷的理想场所，当然可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也可以“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巨大优势”，可是，这在1978年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已达到10亿之巨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红利”，不是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动力”之一，也不是“我们做对了”的事情之一。恰恰相反，当年“顶层”在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被睁开眼睛就要吃饭穿衣的庞大的人口数字吓坏了，进而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一胎化”政策。等到这项政策实行了30余年，有人写书《大国空巢》指出如果“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行下去，中国将面临劳动力不足、征兵困难、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问题，才逐步放开“二胎”。

　　财经作家吴晓波竟是如此糊涂，把“人口基数”和“人口红利”当做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我们做对了的事情”。如果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红利”是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做对了的事情”，那当初为什么急三火四地强制实行“一胎化”呢?现在为什么又急三火四地放开“二胎”呢?即使有10亿之巨的人口数字可以算作“动力源”和“做对了的事情”，那也是“1978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积累起来的呀，与此后的改革开放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曰“技术破壁”。吴晓波说：“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技术变革、技术进步，在吴晓波嘴里叫做“技术破壁”。

　　吴晓波代言的“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已经在抱怨了，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吴晓波把这一现象叫做“制度的可逆性”。何必抱怨呢?民营企业家们的前辈不是有以违法推动制度创新的光荣传统吗?继续违法、继续冒险就是了。

　　对于“技术变革”和“技术破壁”，吴晓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这就是吴晓波的“技术破壁”论。原来，是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很多技术革命”自1980年代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着中国的“壁”，而且“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而中国人民前三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在其中的，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奋耐劳也是不在其中的，10亿之巨的人口充其量是“巨国效应”罢了。讲什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啊?这不就是吴晓波推崇的美国人费正清氏的“冲击—反应”模式吗?讲什么“老天爷在帮你”啊?不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帮我们吗?

　　不觉间连同引用的吴晓波演讲文字，已经写了将近六千字。为防读者朋友读得厌倦，暂时打住。尚有一部分，留作“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