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

　　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

　　--解析“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

　　乱云飞渡

　　当今国际社会存在“收入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增加”，三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各国不断推出“改革”或“新政”，无一能有效化解这三大难题。按照经济界时尚的语言讲就是，“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复苏乏力、外需不振。”“收入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存在“私有制”，这个原因与结果的必然逻辑关系，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增加”是社会发生“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的表现，“经济滞胀、金融危机”是阻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意在探讨“经济滞胀、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是什么?“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的现象与社会形态所有制是什么关系?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还是自由经济主义“市场机制”理论;或者是20世纪后期“市场与计划相结合”、“平衡与不平衡发展战略”等理论，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按照这个观点，解决“经济滞胀、金融危机”，关键是“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回避社会形态“私有制”的变革，自然无法解决“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的问题。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滞胀、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死结”，无人能解。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存在不存在“经济危机”现象呢?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生产过剩”的现实是无法掩盖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是不应该出现“经济危机”现象的。那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对呢?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出现了问题呢?“经济危机”的危害，大家都清楚，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可以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那么社会是没有理由不选择的。现实至少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上是不完善的。或许有一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没有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问题。按照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人们应该如何发展经济，才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呢?如果人们不知道“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社会主义又如何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呢?社会主义遵循什么原则发展经济，才可以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呢?人们要解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只有全面深入解理“经济危机”，才可以破解这个几百年以来经济发展的“迷局”。

　　“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

　　“经济危机”即“经济滞胀”的现象：一边是“生产过剩”的停滞，工业品物价暴跌，失业剧增，一边是“通货膨胀”，人们必需品物价普遍上涨，两证并发。无论是“工业品物价暴跌，还是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无序中的有序”，就是它们都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规则。现代社会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价值规律”中的“价值内容”是什么呢?关于“价值内容”的解读，自早期资本主义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李嘉图“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观点，到现代资本主义心理需要效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观点，对“价值内容”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些观点都不能正确解读“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新版马恩选集第二卷P118)马克思讲到：“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新版马恩选集第二卷P119)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不合格产品”，虽然出现了“不合格产品”，但是人们耗费的劳动却不能否定，人们劳动的整体意义，体现在“合格产品”上，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劳动却隐藏在背后;又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产品，是人们耗费劳动时间生产的，这些产品对于人们生存或发展都是有使用功能的。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因为人们没有“充裕”货币，无法购买进行消费，所以表现为“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是不能正确反映这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来源于“劳动价值论”，它是一个形容社会现实的抽象概念，现实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存在条件不同、生产原理不同、生产组织形式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断变化的，用这样一个内容不确定性的概念，又如何比较和区分因为时代条件不同，劳动产品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何况社会存在的商品成千上万，各种商品对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使用功能都不同，这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价值”观点是无法表现的。马克思讲到：“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新版马恩选集第二卷P119)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的“悖论”变动现象，即社会发展生产力(经济)，必然违反物品的“商品价值”，却没有展开讲清楚为什么的道理。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劳动生产力与劳动量又是什么内容与关系呢?

　　“价值规律”是商品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不同商品“价格”的比较现象。“价格高”的商品，相对于“价格低”的商品“有价值”;“价格低”的商品，相对于“价格高”的商品“无价值”;两种商品“价格价差大”，人们认为“价值大”，两种商品“价格价差小”，人们认为“价值小”。“价值规律”反映：追求商品“价格最大价差量”的经济现象，即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说：追求商品“价格最大价差量”的“利润最大化”是“价值规律”的本质。因为“价值规律”表现的仅是不同商品“价格价差”的比较形式，不同商品的使用功能却隐藏在背后，而不同商品的使用功能对于人们生存与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在发展经济活动时，“价值规律”的导向，促使“人力物力”由“低价值流向高价值”，即现代社会讲的“发展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发展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不是以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消费需要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价格最大价差量”的“利润最大化”。这种“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成本高、价格高”，不符合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消费需要的实际，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充裕的货币”，市场受众少，无法形成广泛的消费，所以过多“发展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的投资，最终导致“生产过剩”，这表现为“投资效应递减规律”的现象;“价值规律”的导向，使得社会投资缺乏向“低价值”商品领域流动的动力，因此“低价值”商品“生产不足”，特别是人们生活需要的“低价值”必需品。这样就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生产不足”的人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即“经济滞胀”两证并发的现象。这是社会发生“ 经济危机”或称“经济滞胀”的基本原理。“价值规律”是导致社会发生“经济危机”或称“经济滞胀”的核心原因。破解“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与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或者说如何认识与理解：“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交换活动的各种表现”。

　　面对“经济危机”发生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凯恩斯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的必然产物”，因此需要“政府干预”。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产生了“大多数贫困人员”、即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充裕货币”。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充裕货币”，社会“需求总量减少”，市场自然“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的必然产物”的观点，只是市场表象形式的认识。凯恩斯理论用“有效需求原理”，分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因为“有效需求原理”立足于三条心理规律：“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所以表现为唯心主义的特征。凯恩斯理论“政府干预”的依据，是“投资被认为是一种牺牲当前消费以求获取未来收益的行为”。这是发展经济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任何社会“投资都是为了未来的收益”。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前提下，凯恩斯理论“政府干预”，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赋政策，来调整经济发展，企求解决“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危害。调整税率的政策，只能作用于正常生产的企业，对“生产过剩”的停滞企业，根本就不能起到调整、促进发展的作用。“生产过剩”停滞的企业，没有市场收入，调整税率的政策，怎么可以起到作用呢?使用“减税”的政策，来促进所谓的“经济发展”，虽然对正常生产的企业有一些微弱的作用，但是对“经济危机”主要的“生产过剩”的停滞企业，是没有意义的。“减税”的政策，是以消减国家税收财力为基础的，人们把这种政策称为“劫贫济富”;而“加税”必然遭到所有“私营企业”的反对;没有办法，凯恩斯理论“国家干预”的政策，只能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了。货币政策“利率变化的微调”，对于解决“经济危机”也不能起到根本作用，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靠投资，怎么能靠“利率变化的微调”来解决呢?最后凯恩斯理论“国家干预”的政策，只剩下财政政策“扩充货币”的手段了。信奉凯恩斯理论的社会主导方面误认为，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即超额发行货币，或者人为压低“利率”，可以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而解决“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经济危机”。这是凯恩斯理论“国家干预”政策错误的前提。因为任何社会的经济系统，生产供给的能力都是一定的，按照生产供给的一定产品，社会能够发行的货币也是一定的，人们既不能多发行，也不能少发行。当人为主观实行货币扩张政策，超额发行货币，物价自然会膨胀，即通货膨胀，因为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产品，并没有变化;当人为主观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发行货币，物价自然会萎缩，即通货紧缩，因为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产品，也没有变化。从经济的原因看，“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为主观超额发行货币，即实行“积极财政”的货币扩张政策，脱离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限制，即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货币财富进行投资”，这是主观唯心脱离实际的表现。人为超额发行货币，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而超额发行的货币，通过金融中介，进入各种经济实体，因为市场经济“自由化”的规则，各种经济实体获得“信贷”资金干什么用，则是不确定的。各种经济实体获得“信贷”资金，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导向，必然投资“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行业，不然也无法承担“人为的信贷利率”。因为“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成本高、价格高”，市场受众小，市场需求小，无法形成市场广泛的交易，因此产生“生产过剩”的现象，大量的“信贷”资金无法归还，从而爆发“经济危机”。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导向，没有“信贷”资金会主动向“生产过剩”的企业、或者“低价值”商品投资，在找不到“投资领域”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投机心理，自然会流向，房地产、股市等方面进行炒作。这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在一个“投资发展”正确认识的前提下，脱离客观经济实际的限制，盲目“超额发行货币”，不仅未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反而造成：以“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危机”。

　　自由经济主义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正是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即“超额发行货币”的错误。新自由派泰斗哈耶克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了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从经济的角度讲：这个观点，反映了“经济危机”与银行信贷扩大，“超额发行货币”的直接关系，这个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面对“经济危机”的现实，自由经济主义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自由化”，主要依据是“市场机制”，或称“市场法则”(萨伊法则)：“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寻求供需的平衡”。这种观点，不了解“需求减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产生了“大多数贫困人员”即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充裕货币”。以“需求减少”的表象认识，主观错误推理市场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广大人民群众“缺少充裕货币”，社会自然“需求减少”，而资本拥有供给商品的价格，并不一定会“相应降低与减少”，因“私有制”的自身利益，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导向，“资本家”也可以“聚敛财物、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自由经济主义学派的“市场机制”，只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表面形式认识的形而上学观点，即市场商品“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自然追求“少贵”的“高利润、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轻视“多贱”的“低利润、低品质、低附加值”商品。市场上各种商品，无论“价值高低”，最重要的是对于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使用功能，而这一“商品”的本质功能，却隐藏在“商品价格”表现形式的背后;或者说，“市场经济自由化活动”表面形式的背后，隐藏着各类“商品”对于人们生存与发展不同的使用功能，“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是不能完全反映这个特性的。自由经济主义学派，根本不管“无序的市场经济自由化”，导致生产投资重复与浪费的后果，也不知道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导向，不仅无法实现市场供需的自动平衡，反而必然产生“生产过剩”的现象，即使没有“政府干预”信贷扩张“超额发行货币”的错误，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只是“经济危机”，以“新常态”的困境、或者“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凯恩斯主义看到了“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主观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恶果，所以才有了“政府干预”想法与理由。自由经济主义学派面对“经济危机”，主观认为是“政府干预”“扩充货币”政策造成的，所以要实行“市场经济自由化”。两者认识“经济危机”的立足点不同，所以在“政府干预”与“政府不干预”方面持对立的观点。两者都缺乏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分析，即因“私有制”而产生：大多数人“缺乏充裕货币”的根本问题，所以都不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讲，两者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与依据，但是都只看到了产生“经济危机”的部分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特别是不知道“价值规律”核心作用原理。面对“经济危机，两者采取了不同对策，因为“价值规律”的核心作用，因而表现出：“以通货膨胀为主”或“以通货紧缩为主”两种不同的“经济危机”表现，这已被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所证明。当前社会“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论战”，就是这两种观点争论的表现。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活动“走火入魔”的表现，因为实体经济发展，是“虚拟经济”的根本，即先有生产活动，通过市场交换，才能产生“劳动剩余财富”的“金融货币”，这种关系不能颠倒认识与理解。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正是颠倒这种关系来指导所谓“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中大量“虚拟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财方式，没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只是“金融货币”操作的赌博游戏，所以必然出现“走火入魔”的“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两症并发的“经济滞胀”现象，伴随着失业剧增与“收入不平等”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无法否定这些事实的存在，所以也就无法取消“政府干预”的功能;因为“市场经济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所以“两者相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经济运行方式，“政府干预”作为辅助手段，主要用于解决：社会保障的公益事业，资助少量贫困的人群。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所以社会保障公益事业的支出费用，对于多数没有“充裕货币”的人群，只是“装点门面”的形式而已，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按照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经济运行方式”发展实践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观点，根本不知道“价值规律”产生“经济滞胀”的原理，也不了解“国家应该干预什么，市场应该决定什么”的内容，只是根据“经济滞胀”表象形式，被动采取应对措施，这又怎么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滞胀”问题呢?

　　社会发展经济的活动，是由人们生产、市场交换、消费与再生产组成的循环活动。表现为：“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效率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这些“经济规律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

　　市场交换活动中表现的供求规律，是社会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实供给限制人们需求的关系，人们的需求不能脱离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颠倒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需求为主”的唯心主义观点，其主要表现是：脱离社会“劳动剩余财富”实际限制，“超额发行货币”;“以发展供给为主”的观点，即“科技创新驱动”、“调整经济结构”与“供给侧改革”的观点，是僵化理解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因为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本质是：“大多数人生存与生产需要的消费”，而“大多数人生存与生产需要的消费”，必须拥有“货币”的条件，才能进入市场形成购买消费，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发展供给为主”的观点，是忽视这一重要条件的。社会发展经济“结构性失衡”，是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追求“商品价差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的表现。因为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追求“商品价差最大化”的最大利润，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而“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必须拥有“货币”的条件，根本改变“大多数人缺少充裕货币”的条件，是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缺少充裕货币”的条件，就不能产生“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当然无法解决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以需求为主”的观点，还是“以供给为主”的观点，都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发展是“大多数人生存与生产需要消费”的本质特性。西方经济学，在“供给和需求”对立矛盾的思维格式下，不是“供给创造需求”，就是“需求创造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不理解“大多数人生存与生产需要的消费”，必须具备进入市场相应的“货币条件”;“需求创造供给”，不理解发展经济的投资，必然受到“劳动剩余财富”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资金的条件限制。因此两者都不能正确处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行为，循环使用，因此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漩涡”。(详见笔者2016年3月21日红歌会网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错误的》一文)

　　市场交换活动中表现的竞争规律，是不同经济体之间、在市场交换活动中表现的对立竞争关系，这种“对立竞争的关系”，仅存在于“同类商品价格的比较方面”，即同类商品不同生产商的竞争关系。这是市场交换活动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仅反映同类商品不同生产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市场交换活动的全部，或者说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交换活动是为了人们生存与生产需要消费”的主要功能。没有人看到“不同类商品的竞争”，生产鞋子的与生产冰箱的怎么竞争呢?所以“市场竞争规律”的认识，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观点。

　　自由经济主义为了给“市场经济自由化”，找到合理的借口，利用市场交换活动中的“特例”，即“同类商品不同生产商的对立竞争关系”，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竞争是获得繁荣和保障最有效的手段”;“没有竞争的地方，就没有进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创业精神”。因为这个“竞争”的观点，没有世界观的主体，只是方法论逻辑关系的表现形式，从逻辑关系表现形式讲，这种认识是对的。如同社会发展没有“对立的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就无法进步，人们不同的思想斗争(竞争)，也是人们进步的手段。但是因为“对立矛盾与非对立矛盾性质的主客体区别”，这种“对立竞争(斗争)”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只有正确的逻辑形式，没有正确的“对立矛盾与非对立矛盾性质的主客体区分”，就分不清“对立竞争(斗争)”的意义。市场交换活动中的“对立竞争关系”，表现在“同类商品性价比较方面”，“同类商品中”，“质量好、价格高;质量不好、价格低”，这是人们一般的比较认识。所谓的“市场竞争机制”，正是产生于这个“一般的比较认识”。在这种“同类商品”好产品与不好产品的“对立竞争”中，“好产品”表现为占领市场的形式，背后却隐藏着同类商品不同生产商的利益。市场上“同类商品”好产品与不好产品的对立竞争，的确可以促进“同类商品”的进化发展，即“先进的产品自然会淘汰落后的产品”，人们也是通过这种“对立竞争的比较关系”，来认识“先进产品与落后产品”的不同功能。但是它并不必然产生人们在利益分配上“对立矛盾性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利益分配上“对立矛盾性质的竞争关系”，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形成“利益不同体”，所以才有了人们在利益分配上“对立矛盾性质的竞争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市场交换活动中，“同类产品的对立竞争关系”，表现为非对立矛盾的竞争关系，因为这只是促进“同类商品”进化发展的“竞争形式”。同理社会上各种竞争、评比项目、如体育、娱乐等各种“非对立矛盾竞争”的形式，都可以“提高竞技项目的水平”，但是增进“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友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观点。这是非对立矛盾的“竞争”，“竞而不争是本质”;而对立矛盾的“竞争”则完全不同，它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学者，把这种“同类商品进化发展的竞争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各种“利益不同体”合法存在的理由，大讲“市场竞争机制”如何如何，“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创业精神”，或称“企业家精神”，利用同类商品进化发展“非对立矛盾的竞争形式”，掩盖同类商品不同生产商之间利益“对立矛盾的竞争本质”，主观上忽视了市场“各种商品交换活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客观上起到了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的作用。

　　市场交换活动中表现的“效率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规律，

　　市场交换活动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效率最大化”规律，“效率最大化”只存在于生产领域。人们科技认知的进步，反映人们在生产领域，采用不同的生产原理与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或称“效率最大化”，只是生产领域，“生产原理与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发展”的结果。“效率最大化”是生产领域的追求与目的，科技创新与生产方式的“革新”是其实现的途径与手段。生产领域“生产效率最大化”，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但是需要依据市场交换活动中，各种“商品的价格表现”，即市场交换活动中，各种“商品的价格表现”，是生产领域“投入与产出”成本核算方法的依据。“生产效率最大化”，只能反映生产领域生产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无论生产领域“生产效率”多么高，生产产品多么多，都不能代替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需要货币的条件。生产领域根据市场各种“商品的价格表现”，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核算，为了“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市场交换活动，利用市场各种商品“价格的表现”，遵循“价值规律”，则是为了“商品价差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生产领域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投入与产出”成本核算是其实现的途径与方法;而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是其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两者功能作用与社会意义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唯一的追求是“利润最大化”;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发展经济根本就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只能以“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为目的”。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错误的症结，就是把生产领域“投入与产出”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的成本核算方法，当成市场交换活动的主要功能，它隐藏了市场交换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私有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与目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导力量认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最优化”，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完全是照搬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市场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决定社会资源配置，永远也不会“最优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发生“经济危机”，“投资效用递减规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决定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只有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模式，即发展生产“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核算方法，也就是经济学“水桶理论”“补矮板”的原理。如果通俗的讲：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体制”“最优化”功能，就是社会主导力量根据现实它所能够支配的“生产力的能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剩余财富”(资金)，“统筹计划管理”决定提高哪些生产产品，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限制哪些生产产品，才能克服“少数人奢侈消费”的需要，这表现在“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方面，其正确与否，人们只能通过实施的效果表现来认识与理解。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P322) 社会发展的经济活动，是由人们“生产、市场交换、消费与再生产组成的循环运动过程”，这些经济活动的每一个主体内容与功能作用都不同，而“价值规律”，是“经济循环运动”的核心主要矛盾，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只有正确认识与理解“价值规律”，理清这些经济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说明与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不揭开“价值规律”的主体内容与作用功能，就无法破解“经济危机”周期性的“迷局”，就不能解决社会健康发展经济的问题。

　　人们发展生产的活动，即人们劳动生产产品的过程，遵循人们科技认知的生产原理与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科技认知与生产方式的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核心要素，但是必须依靠劳动者来完成，生产活动只能解决生产产品的问题，这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因为社会生产分工不同，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市场上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的“消费”，是市场交换商品活动的本质功能;但是人们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货币”，即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消费”、受人们拥有“货币”的条件约束。或者说市场交换商品活动的本质，即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的“消费”，隐藏在“市场交换商品活动”表现形式的背后。市场交换活动遵循的“价值规律”，“不是相等价值的交换”，人们认为市场“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生产商与消费者交换两方：各自社会存在条件不同，即“拥有货币与拥有劳动产品或资源”不同;各自生存发展需要的认知不同。市场交换的结果，只是市场交换两方在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下，相互妥协的结果。如果市场“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则无法产生“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如果认为“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那么“劳动就无法否定价值规律的存在”，否定“价值规律”的存在，“劳动就无法创造剩余价值”。人们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利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进行商品交换，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因为“价值规律”，“不是相等价值的交换”，所以才产生了“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人们把“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理解为“资本”或“资金”，它是社会“再生产”投资发展循环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才得以“循环下去”，人们才能够继续生存与发展。人们劳动生产过程，是产生“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的基础，而产生“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依赖于市场交换商品的功能，建立在“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消费”的基础上;市场交换商品需要“货币的条件”，因为遵循“不是相等价值交换”的原则，而产生“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而市场“不是相等价值交换”的原则，则建立在市场交换两方“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与认知的基础上。或者说，因为市场交换两方“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与认知，产生市场“不是相等价值交换”的原则，市场遵循“不是相等价值交换”的原则，产生“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产生“再生产循环发展”的经济活动，而“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消费”的本质，即市场上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的“消费”，却隐藏在这一系列“市场交换商品活动”表现形式的背后。没有人们的劳动，一切社会都无法存在，没有“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消费”，一切生产经济形式都无法产生与延续。市场“不是相等价值交换”的原则，看似难以理解，实则生活中各种现象，都是因为“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而产生与变化的，如物体运动是前进的动力大于阻力，因为两者“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而产生;化学因为“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变化而产生新物质;任何社会团体、家庭，内部成员付出的贡献是“不对称、不平衡”的，因为妥协而形成;竞争活动因为“不对称、不平衡”的条件”而产生与变化等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P322、333) “对称、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不对称是永恒的”，如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永恒的”，运动存在于“不对称、不平衡”的结构与条件之中，这需用毛泽东“对立统一规律” 的观点来抽象认识与理解 。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P309、310、311) 毛泽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人们需要应用毛泽东的哲学观点，来认识与理解社会各种活动现象。

　　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即人们生产、市场交换、消费与再生产组成循环活动，这些经济活动的每一个过程，各自的主体内容与功能作用都不同，遵循的运行规则也不同，人们认识这一“循环活动全过程”的不同部分与作用，因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各种观点都仅表现了部分经济活动的功能与作用条件，如同“盲人摸象”，未能正确认识与理解：社会发展经济循环活动的“全过程原理”，所以才表现出，社会发展经济各种错误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只有应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哲学观点，深入其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个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 古人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的形象比喻。

　　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核心原因，是遵循“价值规律”运行规则的结果，而破解“经济危机”的关键，是正确认识与理解，“价值规律”运行规则：“不是相等价值的交换原则”，破除“价值规律”的束缚，才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或许一些“左派教条主义”，不认可笔者这种观点，只有讲清楚“经济危机”与社会形态所有制是什么关系，或许人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与理解，毛泽东主义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伟大意义。

　　“经济滞胀、金融危机”与社会形态所有制是什么关系呢?

　　社会形态所有制是“劳动剩余财富”占有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劳动剩余财富”归属个人，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剩余财富”归属国家。无论社会形态所有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人们都需要生存与发展，即都需要发展经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是由人们生产、市场交换、消费与再生产组成的循环活动。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经济采用了不同的管理体制与政策主张原则，这用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观点，是不能完全反映的。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遵循相同的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与政策主张原则，那么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的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与政策主张原则，既不同的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本质上是遵循与违背“经济客观规律”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经济活动的特征，也是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原因，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创新的”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之中。人们只有正确认识与理解，社会主义“创新的”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才可以说明社会主义避免“经济危机”的原理;人们只有正确认识与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才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的道理。

　　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变革，即社会占有“劳动剩余财富”方式的变革，是由“阶级斗争”活动(规律)决定的。它是在人们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围绕“劳动成果如何处理”而产生的活动。因为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掌控政权(社会主导权)，所以集中表现为争夺政权(社会主导权)的行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导致政权(社会主导权)更迭，反映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变革。“阶级斗争”围绕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而展开，“阶级斗争”的本质，是不同阶级、阶层对于社会发展进步规律、即“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客观规律”对立不同的认识;而人们关于“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客观规律)对立不同的认识，却反映在社会的全部活动中。社会全部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文化教育、商品交换、军事斗争等，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独立内容与作用功能，其中都遵循“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客观规律”。在一个社会形态所有制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下，因为对立不同的认识，而形成“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则是在社会形态所有制存在的基础上，在社会所有领域而展开的各种对立活动，它是“阶级斗争”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因为社会形态所有制“根基”作用，存在于社会所有领域。“阶级斗争”围绕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而展开，体现在“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中，集中表现为，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领域的不同主张与政策，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阶级斗争”围绕“劳动成果如何处理”而展开，表现为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实践变革活动”。在社会政权更迭时，表现为“暴力革命”推翻政权的特殊形式，即“阶级斗争”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核心内容是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变革;而在一个社会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则表现为“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政策与主张，核心内容是巩固或削弱社会形态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体现在巩固或削弱社会形态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作用效果方面。“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特殊形式，是社会形态所有制“突变”的方式;而“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巩固或削弱社会形态所有制的作用，则是“阶级斗争”行为、“渐进改变”社会形态所有制的方式。“突变”是“渐变”过程的结果，“渐变”过程是“突变”的条件。巩固或削弱社会形态所有制“渐进变化的过程”，表现为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两条不同路线”的“政策主张”，体现在社会形态所有制“根基”“渐进改变”之中。

　　任何变革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行为，都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但是因为社会形态所有制(政权)存在基础条件不同，变革社会形态所有制的“阶级斗争”行为表现也不同。人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行为，是把特殊的“暴力革命”理解成：“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暴力革命”的特殊表现形式，是“阶级斗争”最高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是“阶级斗争”行为的全部表现。如战争时期，共产党主张“土地改革”等政策，也是“阶级斗争”行为，只是以“渐进变化的过程”表现出来而已。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土地改革”等政策，表现了与旧政权的不同政治路线。没有“土地改革”等政策，削弱“私有制”，赢得民心的“渐进变化过程”，就无法实现“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的“突变”结果。以社会形态所有制为“根基”的政权存在条件不同，“阶级斗争”的行为表现也不同。“对立矛盾存在条件不同，对立矛盾的表现也不同，而对立统一矛盾的原理却不变”。(详见笔者2016年3月31日乌有之乡网站《阶级与阶级斗争再认识》一文)。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暴力对抗的形式消灭了，但是对立矛盾的“阶级斗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根基”的条件变更，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阶级斗争”、“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活动，各自都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功能与发展规律，而且“混合存在”于社会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只有应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正确认识与理解。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不同的意义。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明确了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从属关系。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加强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根基”的正确观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社会形态所有制“根基的作用”，体现在社会所有领域活动中。这如同现代任何科学理论，基本概念是全部理论的基石，基本概念错误、模糊，一定不是正确的科学理论。

　　任何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社会没有发展经济的活动，人们就无法生存与发展，但是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却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与组织形式，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的发展方式与组织形式，从根本上讲，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任何人回避“为什么人”的问题，都无法说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与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讲，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主导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时期，表现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政治路线的根本。但是政治方向是无法直接认识的，因为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的基础上，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这不能仅看打着旗号，只能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两条不同路线”的政策与主张中，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采用不同的发展方式与组织形式中，结合巩固或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根基”的作用效果来认识与理解。问题的难点在于：人们发展生产的经济活动，始终都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因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认知自然科学的原理始终都在进步中，反映人们发展生产的能力始终也在进步中。而“两条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因为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采用不同的发展方式与组织形式，巩固或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根基”的作用，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程度不同之中。而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问题，又不能简单以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生产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形式”来直接认识，因为生产经济发展进步，有自己特定时代的主体内容与发展特性(条件)。任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表现，都不能说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政治方向，即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活动，不能说明“为什么人”的问题;如社会发展经济的总量，就不能说明有多少人享用与消费的问题。这如同任何物体运动的形式，都不能说明物体运动的方向，而任何物体运动的方向，也只能通过物体运动的形式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基，是否得到巩固与加强，需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无形的政治方向(文明)进步中结合有形的生产经济发展进步表现来辩证的认识与理解：社会发展经济解决了多少人享用与消费的问题。或者说，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无形的政治方向，只能从有形的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两条不同路线”的政策与主张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中来抽象认识与理解。事物“无形的本质，总是存在于有形的功能表现之中”，这只能用毛泽东主义“对立统一规律” 的辩证观点来抽象认识与理解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但是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体制与运行规则的作用效果，则决定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走社会主义道路失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这是两条不同路线政治对立的矛盾，不存在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即不能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也不能仅看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活动的表现，这是政治灵魂与经济躯体之间的从属关系。仅有政治灵魂，没有经济躯体，政治灵魂就无法存在;仅有经济躯体，没有政治灵魂，就是行尸走肉的“僵尸”;或者说是被另一个相反的政治灵魂所代替的行尸走肉。这只能用正确的观点，“通过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体制与运行方式及规则的作用效果”，来辩证的认识与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得到巩固与加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导力量，一度回避政治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讨论，还被认为是“思想上的再一次解放”，这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用生产经济发展的政策与经济活动的表现，来掩盖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就是“被另一个相反的政治灵魂所代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依靠政治路线来保障;而政治路线需要依靠组织路线来保障，要想实施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路线”的政策与主张，必须掌控社会发展主导权，所以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内部，争夺社会发展主导权“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夺取政权;“两条路线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争夺社会发展主导权，两者的逻辑表现是相同的。

　　毛泽东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P306)

　　后来的“改革者”，以“不争论”的高压政治，掩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回避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内容的争论，那么党内生活就极不正常。因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内容的争论，是党“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生命力”所在，没有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争论，党就失去了“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更新功能，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党内两条路线政策内容的争论(斗争)”，是依靠党内组织路线人员变更而发展变化的;或者说，党内掌控社会发展主导权的人员变更，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政策内容”为依据而实现变更的。现实社会回避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内容的争论，以“反腐败的斗争”，来解决党内掌控社会发展主导权的人员变更，是不正常的。因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党内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办法是“以斗争求团结”：即“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反腐败的斗争”针对的是党内“蜕化变质”腐败分子，是敌我对立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一个是主观不知的客观所为;一个是主观认知的故意所为。以“反腐败的斗争”，代替“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争论，极易使“斗争扩大化”;或者不能正确解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问题。如果党内“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占有绝大多数，那么也只能被人民打倒了，而事实上党内大多数普通党员与干部都是好同志，并不是“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掌控一些“权利”，才可能产生“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党内大多数普通党员与干部并没有掌控这些“权利”，所以“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只能是少数。毛泽东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现实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观点。核心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与“反腐败斗争”，两者各自的主体内容与相互之间依赖关系及转化的条件。“反腐败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行为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产党存在的“基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争论，反映在巩固或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活动中，社会主义“公有制”被削弱，则意味着“私有制”产生与加强，这是党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表现为党内掌握权力的少数腐败分子，“道德堕落”的犯罪现象，与多数人“政治觉悟不高”，犯错误的现象。解决党内产生腐败的问题，只能从根源与基础着手，不能跟着表象转。党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而社会产生“私有制”的根源，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渐进变化的结果，即，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私有制”的政策主张，这种渐进变化的结果，是由党内核心主导力量内部结构的多数人“政治觉悟不高”所决定的，而形成党内核心主导力量内部结构的原因，则是由广大党员与干部的“政治觉悟”所决定的。按照古人的话讲，就是“根在朝野，魂在庙堂”。仅强调“从严治党”的方略，类似历史上“整肃吏治”的“扬汤止沸”，而清除党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私有制”，提高广大党员与干部的“政治觉悟”，只能依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积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内容争论的“政治运动”才可以解决，即解决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巩固公有制”的问题，只能通过开展广泛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来解决，这是解决现实“反腐败斗争”问题的根本。如果不能提高广大党员与干部的“政治觉悟”，则无法改变党内核心主导力量内部结构，也就无法改变：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私有制”的错误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清除党内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私有制”，又怎么可以解决党内产生腐败的问题呢?“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或者说：清除党内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私有制”，体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否开展广泛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的内容争论之中。没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争论，就无法开展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巩固公有制”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没有了阶级斗争运动，人们就无法提高政治觉悟，不提高广大党员与干部的“政治觉悟”，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私有制，巩固公有制”，无法清除党内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私有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党内腐败的现象，社会主义发展也不能实现政治文明的进步。

　　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消灭私有制，巩固公有制”的过程，依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而转化，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依据党内大多数普通党员与干部“政治觉悟的提高”而转化，党内大多数普通党员与干部“政治觉悟的提高”，需要积极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实践”才可以解决，这只有懂得毛泽东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懂得“反者道之动”的辩证道理，才能够正确认识与理解“党内路线斗争”与“反腐败斗争”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毛泽东《关于正确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整的阐述了“两类不同矛盾处理”的原则与其中辩证的道理;毛泽东领导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体现了这个辩证运动原理。(详见笔者2014年12月26日，红歌会网站《文革-人类文明进步的丰碑》一文)

　　或许一些人提到“阶级斗争”，就“谈虎色变”，怕影响“稳定的大局”，实际正相反，开展“阶级斗争”运动，正是稳定社会大局，社会文明进步的途径。因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本质是弘扬社会正义的优秀品德，即“克制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而为大多数人利益着想”的“共产主义观念”，它始终是在“艰难的斗争中发展成长”。“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提高人们政治觉悟，形成优秀品德，社会健康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途径与方法，就像一个人“强身健体”的运动，不运动，人的身体就不健康，而运动必然要付出“体力的代价”。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些“过犹不及”的现象，是因为大多数人“黑白对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少数人顽固坚持“以自己利益为主”的“私有观念”，这是社会现实所无法避免的，克服这些阻力，当然要付出代价，就像“强身健体”的运动，必然要付出“体力的代价”一样。这种社会优秀的品德，就像“灵魂”一样，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一直存在，任何社会没有这种优秀的品德，都无法存在与发展，只是因为社会发展时代不同，即社会形态所有制，“皇权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这种社会优秀的品德，在社会人群中表现程度与形式不同而已。毛泽东时代“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大量涌现，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千百年来，人们把这种社会优秀品德形成的过程，归结为个人的“修养”，鲜见采用社会政治运动实践的方式;或者处于强势地位的少数人，以“暴力革命”残忍、人们“过激的行为”，妖魔化“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排除“提高人们政治觉悟，形成优秀品德”，社会健康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途径与方法，“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必须予以正名。社会在发展，人民在进步，今天的人们要比过去时代的人，要“聪明理智”的多，只要强势地位的少数人改变“官僚的立场”，放弃依靠“私有制”占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对立矛盾转化为非对立矛盾，人民自然会理智对待。“不改变、不放弃”，除非你能够证明“私有制”是科学合理的，否则就无法阻止人民的反抗，任何阻止人民反抗的势力，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明确了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从属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明确了政治与经济等领域的从属关系。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从属关系;政治与经济等领域的从属关系，就像一个人“灵魂与躯体”的依赖关系，即“统一体内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即不能简单认为：“阶级斗争决定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决定经济”。因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经济发展活动都有各自的主体内容功能与运行规律，是不能相互代替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代替“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认识，或者用政治观点代替经济发展活动的主体内容功能与运行规律的认识，则表现为唯心主义的“空头政治”。更不能认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决定阶级斗争”;“经济决定政治”。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代替阶级斗争”，或者用“经济代替政治”，即“发展生产力是决定因素”，这是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在一个社会“统一体”内，全部的社会活动，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五大方面内容，各种实践活动交织存在。要辨识其中各种实践活动的主体内容与功能作用不容易，要辨识各个领域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及变化条件就更不容易，而能够正确处理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则难上加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概括了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和辩证法的处理原则。毛泽东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抽象思维的方法，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与理解：“灵魂与躯体”的依赖关系，毛泽东的伟大是无以伦比的。

　　社会形态所有制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根基”，社会形态所有制的主体内容：是社会“劳动剩余财富”占有方式，它就像“政治灵魂”一样，存在于所有生产经济组织形式中，即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灵魂”是社会形态所有制。而在社会存在发展“根基”的基础上，这些生产经济组织形式，如何发展经济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发展经济的主体内容：是所有生产经济组织形式如何发展生产与消费商品，有其自身的特定内容与作用规律，这只能在社会存在发展“根基”的基础上，来认识与理解“社会发展经济主体是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认识观点，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经济主体如何发展经济”的认识，即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经济规律的认识，用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认识观点，代替社会发展经济规律的认识，则看不清社会发展经济的主体内容功能与作用原理;用社会发展经济规律的认识观点，掩盖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认识，更不能正确认识与理解社会形态所有制的主体内容功能与作用原理。这必须应用毛泽东：政治灵魂与经济躯体之间从属关系的辩证观点，才能够正确认识与理解：社会形态所有制与社会发展经济，两者各自主体内容作用功能与相互依赖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是不能全面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对立的矛盾关系。如果是对立的矛盾关系，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消灭私有制”的现象，也没有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对立矛盾关系。今天的现实，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消灭私有制”并没有自然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是因为人们科技认知与应用工具的发展进步。落后的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效率低，自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被“淘汰”，即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的过程，但是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社会形态所有制”，只是小生产的“私有制”，被大生产的“私有制”所代替。没有人可以消灭市场交换活动中的竞争关系，因为它是促进生产方式变化进步的手段，而生产方式的发展进化，并不能反映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的问题，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变革，是社会“阶级斗争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观点，反映了“私有制”产生“收入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逻辑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大多数贫困人员”、“缺乏充裕货币”的社会现象。但是人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大多数贫困人员”、“缺乏充裕货币”的现象，因此必然产生“经济危机”。因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存在基础上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存在基础上，按照什么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发展经济活动，才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只是静态描述社会“劳动剩余财富”占有方式的概念，用静态描述“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观点，是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等周期长短不一、严重程度不同的动态变化情况。社会形态所有制相对社会发展经济活动而言是社会的“根基”，即社会存在的基础前提条件，用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前提条件，是不能正确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活动采用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内容。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经济，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现象，有其必然的逻辑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经济危机”的现象，也有其必然的逻辑关系，这只能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采用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内容中来认识与理解。

　　为什么必须如此认识呢?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大多数贫困人员”、即“缺乏充裕货币”的现象，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存在大多数人员“缺乏充裕货币”的经济状态，在任何社会都是这种表现形式，即社会上大多数人与少数人“拥有货币的对比情况”，总是多数人“收入低一些”，少数人“收入高一些”，“多数人收入低”相对“少数人收入高”而言，表现为多数人“缺乏充裕货币”的现象，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多数人平均化收入”，相对“少数人较高收入”的经济状态同样如此。从人们“缺乏充裕货币”经济状态的形式中，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有“劳动剩余财富”不同方式的本质意义，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经济采用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原理。任何社会经济发展活动，都是由人们生产、市场交换、消费与再生产组成的循环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周期性的出现，反映了发展经济“循环运动”的特性，它是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个过程，都有其自身的主体内容与必然发生的逻辑关系，只有深入解理才能破解。如果用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观点，代替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动“自身主体内容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既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周期性动态变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的原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根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基”，两者各自在不同“根基”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采用不同的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只有讲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必然逻辑关系，才能够说明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的原理;只有讲清楚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错误逻辑关系，才能说明白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经济危机”与动态变化的道理。

　　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公有制”，但是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社会健康发展经济活动来实现的，表现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导力量，实行“不同政治路线”的政策主张与作用，体现在以“公有制为政治灵魂”的“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与加强，即社会主义各种生产经济主体健康发展。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巩固与加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根基，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才得以全面进步。人们只有深刻解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发展经济的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发展经济不同的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而人们只能通过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表现，来抽象认识与理解，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的创新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毛泽东主义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实践，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关系，即“实践产生真理的过程”。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思想，并不能完全反映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人们只有深刻认识与理解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活动的内容，才能够认识到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意义。不理解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活动的内容，就不能理解毛泽东主义;不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象，也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经济的问题。

　　从古到今，如果不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表述，那么社会发展争论的核心主题，就是“为多数人利益服务”，还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问题。“为多数人利益服务”与“为少数人利益服务”是社会永恒的对立的矛盾。“为多数人利益服务”代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方向，“为少数人利益服务”代表社会发展落后保守的状态。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揭示了社会存在发展进步方向的根本意义。无论是社会形态“所有制”变革，还是“生产方式变化更新”的经济发展等等，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主体的存在”，根本就不能形成社会，也就无法反映社会发展活动文明进步的意义。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揭示了社会所有活动的本质涵义，而这一本质意义，却无法通过社会形态“所有制”的形式来直接认识，更不能通过“生产方式变化更新”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直接认识，只能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不同的行为表现中，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因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社会遵循什么“经济客观规律”发展经济活动，才能够解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的呢?没有实现的途径与方式，就不能实现“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目的。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统筹计划管理体制”发展经济，而遵循什么样的“经济客观规律”发展经济，也是不能回避的。如果仅提“为多数人利益服务”，不能正确回答社会发展经济活动遵循什么“经济客观规律”的核心问题，那么就不能完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的。现实社会主导力量都是打着“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口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党派竞争，也无不打着“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旗号，因为没有多数人的拥护与选票，任何政党都无法获得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而社会主导力量选择发展经济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作用与效果，则体现在社会能否解决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之中，人们只能应用毛泽东主义，“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这些发展经济“不同运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表现形式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哪一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循“经济客观规律”的正确选择;哪一种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违背“经济客观规律”的错误选择。

　　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不能排除“市场交换商品”、形成“劳动剩余财富”的途径与手段;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体制”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品价格的表现，作为生产发展成本核算的依据;而社会“生产劳动成果”的分配，必须违反“价值规律”，采用“统筹计划分配消费”的原则;违反“价值规律”的“统筹计划分配消费”，是“强者扶持弱者”的原则，就是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即经济水桶理论“补矮板”的原理。“强者扶持弱者”，是社会的正义品德，而这一条不能作为法律规定、强制执行，因为强者的独立利益，必须征得强者的同意，才能实现“强者扶持弱者”。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也无法通过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来直接认识，因为任何社会发展经济的形式，都无法说明“社会发展经济的成果”有多少人共享消费的问题;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以“社会发展经济的形式”作为主要宣传口号，而是以“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主要宣传工具。这必须用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灵魂观点”才能够正确认识与理解：现实“社会发展经济的成果，解决了多少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古人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道理。又如“实事求是”的口号，是实践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除非世界没有“是”，否则无法否定“实事求是”;但是人们实践探索后，已经产生的“是”，则是形成指导人们做事的“理论规则”，如果按照实践探索后产生的“是”做事，即按照“理论规则”做事，那么就不能用“实事求是”的口号来解释，只能是“按是做事”或“以是导事”。“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关系，利用这个形式，否定现实已经存在“是”，是一切形而上学思维逻辑的表现形式。现实中存在，不断探索“实事求是”的活动，也存在“按是做事”或“以是导事”的活动，没有“实事求是”，人们就无法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就不能产生“按是做事”或“以是导事”的社会活动;没有“按是做事”或“以是导事”，人们就无法取得今天的伟大成果，两者是依附的从属关系。当把这两者看成是对立的关系，或者颠倒两者的从属关系，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就会陷入未知世界的“迷雾中”。而正确认识与理解现实中：“实事求是”的活动与“按是做事”或“以是导事”的活动，则必须应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就是认识与理解各种社会活动现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心”。又如宪法规定与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宪法规定下的公民言论自由，两者是“统一体内的从属关系”。如果把两者当成对立关系，或者颠倒“公民言论自由”与“宪法规定”的从属关系，即用“公民言论自由”，反对“宪法规定”的约束，必将使社会陷入动乱;如果“宪法规定”错了，那么公民言论自由的“反映”就是对的，这又表现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反映”，不遵守“宪法规定”的现象，如果强制执行“宪法规定”，社会发展将误入歧途。“依法治国”与“变法治国”，关键在于对现实“宪法规定”与“公民言论自由”正确与否的认识与理解，这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原理。

　　社会现实产生各种问题，必然存在因果依赖的从属关系。解决社会现实各种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只有毛泽东“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广泛的民主，是认识产生现实各种问题社会“根基”的过程，需要社会平等的条件;高度的集中，是解决现实各种问题社会“根基”方法形成的过程，需要铁的纪律。而正确认识与处理“民主集中制”、“统一体内的从属关系”，核心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形的理念。这必须掌握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够正确认识与处理。不懂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本无法辨识社会各种事物活动的表现，也不能找到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方法，更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体现在任何国家“左翼”政党的社会政策主张方面。社会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服务”，而“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必然要违反“少数人”的意志，这些“少数人”，多属于占有社会强势地位的“官僚、财阀、知识精英”阶层，他们利用“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空虚、美好的概念即形而上学观点，与“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唯心主义立场。“改变旧世界”，“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道路总是艰难的，即使西方社会“为多数人服务”的事业也是艰难的，西方社会推行全民社会医保，推行全民“高福利”等政策，不是也很艰难吗?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改变社会基础“私有制”，但是社会反抗“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广大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使得社会主导力量的“左翼与右翼政党分化”，这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如西方社会“工党”、“工会”等“进步、民主”的左翼政党存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是劳动者反抗“私有制”“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形成社会法律结构一种“新的平衡”，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而无法根本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政治陷入“多党竞争的漩涡”，经济陷入“经济危机的漩涡”，正是不懂毛泽东主义，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够救世界。因为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发展经济的问题，即跳出“经济危机漩涡”，社会将无法健康发展，也无法实现社会文明进步;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就更无法解决上层建筑“多党竞争”的政治斗争问题。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多党竞争”的不同政策与主张，只是加强与削弱“不同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形式而已。社会形态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灵魂”，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在社会不同的生产经济邻域与行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存在的不同生产经济邻域与行业，资本主义“多党竞争”的政治斗争，表现为：不改变“私有制”，而加强或削弱不同生产经济邻域与行业的政策主张与作用;因为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原理，所以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当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多党不同政策与主张”的政治斗争(竞争)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表现为“公有制”存在的不同生产经济邻域与行业，因为上层建筑内部“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实行不同政策与主张，导致“公有制”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改变成，“私有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必然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产生“黄赌毒”就是证据。

　　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去上层建筑的保护，即上层建筑内部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是通过上层建筑内部“政治路线斗争”完成的。上层建筑“政治路线斗争”，导致社会发展“政策与主张”发生变化，“政治路线的政策与主张”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它可以通过渐进方式，改变“以社会形态所有制为政治灵魂”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不改变“以社会形态所有制为政治灵魂”的经济基础。两者都表现为加强或削弱不同生产经济邻域与行业的政策主张与作用的形式，体现在社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之中;但是社会形态所有制，即“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政治灵魂”作用却是不同的，前者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后者表现为“社会发展不同政策斗争”的经济行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以渐进方式改变“以社会形态所有制为政治灵魂”的经济基础，随之上层建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发展不同政策斗争(竞争)”的经济行为，不改变“以社会形态所有制为政治灵魂”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自然也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顽疾不改”，社会主义“蜕化变质”，表现出“经济危机”等同样的现象。这只有应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够深刻认识与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关系。

　　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在发展经济活动中，不能取消“市场交换商品的形式”，因为“市场交换活动”遵循“不是相等价值”的交换原则，是形成“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的途径与手段;“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是社会“再生产”投资发展循环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消费”，它隐藏在“市场交换商品形式”的背后，依赖于“公有制”“统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件，采用违反“价值规律”、“不平衡计划分配(消费)”的手段。社会主义“不平衡计划分配(消费)”与“市场交换活动”形成“劳动剩余财富”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生活中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消费的多，储蓄就少，再生产发展的投资就少;储蓄多，消费少，再生产发展的投资就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能够比资本主义快一些，必然要多积累“劳动剩余财富”(资金)，以便投资发展生产经济;必然要限制少数人、超过人们“统筹计划分配的消费”，这使得一些人产生不满，这些人主要存在于强势地位的“官僚、知识精英阶层”，不满的理由，就是以自身利益为主的私有观念，表现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如果增加或扩大人们“统筹计划分配的消费”，虽然可以得到“人们的满意”，但是社会积累“劳动剩余财富”(资金)就少，社会再生产发展的投资就少，社会经济发展就慢，这是经济发展的辩证道理，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在毛泽东《十大关系》一文中。

　　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向，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正确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就无法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基”，也就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健康的存在，如果社会主义没有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更快一些，那么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理由代替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实践问题，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巩固与加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基”，保障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健康存在，因此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与进步。人们只有掌握并应用毛泽东“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不同方式与运行规则的创新实践，来抽象认识与理解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意义。无奈事物“无形的本质，总是存在于有形的功能表现之中”，人们只能用正确的观点来抽象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等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观点都不能正面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理，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更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最新阶段，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又怎么会产生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理论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场“资本主义劫难”，从理论的意义上讲，在所难免。因为“改革开放”，打着“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管理经验”旗号，人们也不能排斥，而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主导力量、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能辨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形而上学的错误逻辑，自然难以反驳，更无法预测“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面对社会出现“经济危机”的困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导力量，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来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危机”的问题，这怎么可能解决呢?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危机”的问题，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这道难关”，必须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必须懂得毛泽东主义，不懂毛泽东主义，就无法破解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国际社会也只有懂得和按照毛泽东主义，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问题，继承与发展了马列主义，因此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所以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够救世界。毛泽东主义“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珠峰”，毛泽东主义是中华优秀文明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人民的瑰宝，是指引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灯塔，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必将证明这一真理。(详见2016年7月2日红歌会网站，笔者《马克思主义必然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一文)。

　　在此特别阐明一些“左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观点形而上学的认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新版马恩选集第一卷P277)这个观点是有缺陷的，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资产阶级统治所创造的”，任何社会的“全部生产力”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并不是“统治阶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有其特定的内容，即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有“劳动剩余财富”，“不劳而获”是其本质特征。或者说，“资产阶级”付出了极微小的劳动，却占有了绝大多数“劳动剩余财富”，表现为“不劳而获”的本质。如果“资产阶级”也是“创造生产力”的“劳动者”，那么就只能得到与“无产阶级”同样的分配，而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本质区别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企业生产的形式，是劳动者发展生产的过程，“劳动者创造全部生产力”这一本质内容，隐藏在“私有制”企业生产形式的背后，这无法通过“私有制”企业生产的形式来直接认识，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生产的形式，也是劳动者发展生产、“创造全部生产力”的过程，这必须应用毛泽东主义的观点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劳动者创造全部生产力”这一本质，仅依据“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企业生产形式，是无法正确认识与理解“公有制”与“私有制”企业存在的意义，即无法正确认识与理解“劳动剩余财富”不同占有方式存在的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在一定范围内还有积极作用”，正是“表面形式认识”的形而上学观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生产的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企业生产形式，两者不同的存在意义，只能在“劳动者创造全部生产力”这一本质基础上，通过“劳动剩余财富”不同占有方式、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不同的发展经济方式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同理人们也不能通过“有产”与“无产”的形式，来简单划分“阶级斗争内容”，否则人们就会产生社会主义时期，没有“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时代“唯成分论与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说明了这个“通过表现看本质”的辩证思维方法。

　　社会发展经济活动与社会人员失业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所有制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过剩的失业现象，始终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联系，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无法解决劳动力过剩的失业现象。但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劳动力过剩的失业现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社会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都需要社会“劳动剩余财富”(资金)的投资，而任何社会“劳动剩余财富”(资金)都是有限的。一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决定一定的“投入生产发展经济的能力与规模”，因此社会就业人员也是一定的。如果一个社会全体人员都有工作，不失业，即“消灭三大差别”，那么需要投入生产发展经济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将是无限的，而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无法做到的，社会只能在有限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投入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尽量多安排一些人就业，这需要社会制度“所有制”的变革，即发展经济生产的“劳动成果”，分配消费“相对平均化，不能有过大的差距”。因为就业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不仅是劳动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关系着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正是立足于保障每一个人劳动与生存发展的角度而提出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能反对“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的权利”，或者如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所谓“人权”。但是“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的权利”，需要安排人员就业，而社会“投入生产发展经济”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确是有限的;“投入生产发展经济有限的条件”，限制着“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的充分就业，关键在于社会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在现实“投入生产发展经济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扩大人员就业”，而资本主义在现实“投入生产发展经济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减少人员就业”，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打着“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旗号，而因为“公有制”与“私有制”本质意义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这本质不同的方法，却无法通过打着的旗号来直接认识，只能通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采用不同方法的表现来抽象认识。因为安排就业人员，确是需要“生产发展经济”的投资条件，但是人们把“生产发展经济”的投资条件与安排就业人员、看成对立的矛盾关系则是错误的。“在有限的生产发展经济投资条件下，尽力扩大就业人员，还是尽力减少就业人员”，这是对立矛盾关系。即在同样的“生产发展经济”的投资条件下，安排人员就业可以是不同的，这由社会主义“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的本质所决定，只能通过社会主导力量现实行动的表现来抽象认识与理解，即：在现有“生产发展经济”的投资条件下，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社会主义企业或团体所有活动的意义，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或团体，人们就业收入表现为“相对平均化，没有过大差距”的现象，正是在现实“生产发展经济投资条件”限制下，尽力扩大人们就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本质的表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内容与重要原因。资产阶级学者，看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尽力扩大人们就业“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的本质。污蔑社会主义人们收入“相对平均化，没有过大差距”，是“吃大锅饭、人们没有积极性”。社会主义企业或团体确是存在少数“吃大锅饭、人们没有积极性”的现象，但是这绝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发展的主流本质。任何社会生产发展都不会存在“大多数人没有积极性”的现象，因为人们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劳动，如果“大多数人劳动没有积极性”，仅依靠“少数人”劳动，那么如何解决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呢?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社会只能走向衰败，而人们从原始社会走到现代社会，并不是这种错误的逻辑关系。所以把社会主义“少数人没有积极性”的“支流”表现，当做社会主义“主流”本质，是颠倒“支流”表现与“主流”本质的形而上学观点。任何企求通过发展经济的做法，都无法解决劳动力过剩的失业问题。发展经济永远无法解决劳动者失业的问题。因为发展经济与劳动者就业，分属生产领域与社会形态所有制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形态所有制的问题，永远也不能用生产领域发展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来解决。

　　社会发展经济无论投入生产的“资本”有多大，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多么高，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创造“最大的劳动剩余财富”，而创造“最大的劳动剩余财富”的基础，是“生产效率最大化”，即“最小的投入、最大的产出”，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是任何企业生产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讲，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也是“生产效率最大化”。但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主要依靠科技原理认知的进步与生产方式的革新。而社会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需要的生产人员必然减少，这是社会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悖论”的现象。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悖论”的现象，理解为“对立矛盾关系”，则是形而上学观点错误认识的源头。任何企业生产的形式，反映“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反映“一定的生产效率”，而生产人员的多少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这种“本质与表现”之间的从属关系，不能颠倒认识，即不能简单以生产人员多少的形式来认识“生产效率的高低”。“一定的生产效率，人多效率低，人少效率高。”这只是人们一般的比较认识，即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只能在“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来认识与理解，没有“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任何人也无法说明，“精简必然效能”;“人少效率必高”的道理。难点在于：“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反映“一定的生产效率”，需要生产人员的多少是有限制的。超过限制表现为“人多效率低的现象”;缺乏生产人员，表现为“人少生产效率下降”的现象;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与理解：维持“一定的生产效率”，社会安排就业的生产人员是否超过这个限制呢?这只能由社会主导力量或者企业所有者来决定，所以这是社会形态所有制决定的政治问题。在“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下，“一定的生产效率”，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比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安排就业人员多，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决定的，这不能简单以“人多效率低，人少效率高”的形式来直接认识。或者说“一定的生产效率，人多并不一定效率低，人少也并不一定效率高，因为社会形态所有制不同，安排就业人员也不同，这无法通过“就业人员的多少，来直接认识生产效率的高低”。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某些国有企业，在“一定的生产效率”下，确是也存在“人多生产效率低”的现象，需要“精简效能”、“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提高生产效益”，而减少生产人员。“一定的生产效率，社会就业人员，是否超过限制”的问题，其无形的本质隐藏在：“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之中，这必须应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与“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的本质观点，在“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来认识与理解：“一定的生产效率，社会尽力扩大人们就业，是否超过限制的问题。这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辩证原理。

　　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人员”的表现形式，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理由，解雇工人，造成失业;主观上掩盖了“确定的科技原理认知与生产方式”的基础作用，客观上掩盖了“私有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持所谓“人少效率高”现象，以繁重的劳动，对现有“生产劳动人员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劳动者当成生产工具”，从不考虑“劳动者生存与健康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普遍表现，现代社会人们感到“生活工作压力大，节奏快”正是源于此因。劳动力过剩的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以“精简效能”、“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提高生产效益”为理由，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完全是照搬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果，这是“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形而上学观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严重伤害工人阶级感情与利益，违反社会主义“保障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权利”的本质，这与共产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社会主义“公有制”某些国有企业，存在“人多生产效率低”的现象，需要“精简效能”、“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提高生产效益”，而减少生产人员;但是这一切措施的目的，还有“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目的，是为了广大职工“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大多数职工下岗失业，这一切措施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也同“私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吗?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导致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并没有因为所谓“精简效能”、“提高生产效率”而改变，这不是社会现实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无论“生产效率高低”，绝不能让职工下岗失业，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决定的。某些国有企业存在“人多生产效率低”的现象，可以通过其他的生产组织形式，来完成转岗工作。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自动化的提高，需用生产的人员自然会少一些，但是社会发展应该做得工作，永远也干不完。社会化大生产，自动化的提高，是人们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人们全面发展正是社会化大生产，自动化的提高的目的，这种“实现条件与主体内容目的”的从属关系，是不能颠倒认识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96)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正确的观点，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或者说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统筹计划管理发展经济”，必须违反“价值规律”的原则。毛泽东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解决了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这只有深刻认识毛泽东主义，深刻认识毛泽东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理解。“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抛弃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路线，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遵循“唯生产力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错误理论，从头到尾执行的都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改革”口称“完善社会主义”，以“改革弊端”为借口，取消社会主义“统筹计划管理的体制与功能”;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即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与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这样的事实怎么可以掩盖呢?“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今天的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国际通货膨胀转嫁，那么就会知道，当初“对外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是多么愚蠢的行动。大量引进外资，“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正是西方社会国际通货膨胀转嫁“求之不得”。大量引进外资，超发人民币，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因为社会主义“根基”，由“公有制”变化为“私有制”，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发展经济，最终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困境;“生产过剩”、“经济滞胀”、“巨大的内债”与大量的外汇储备现象，这不是事实吗?这是内部错误路线及发展经济错误理论引导、与外部国际通货膨胀转嫁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货换货是“国际贸易”，而以他国的货币，换取另一国的货物，就不一定是“国际贸易”了，它是一种“国际化”的“合法欺骗”。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想起，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主要靠内需。如何发展内需暂且不说，严重的“生产过剩”，“巨大的内债”与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负担”怎么办?有谁可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呢?历史的责任，总是要有人承担的，谁来承担呢?毛泽东讲：“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利用外界条件为辅发展经济，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唯一的正确选择。如果少量合理利用外资，是可以弥补国家发展资金不足的缺陷，但是失去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外界条件为主发展经济，即“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只能是“殖民经济”的形式，今天我们国家大多数领域被外资所掌控，社会生产的“劳动剩余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这不是事实吗?“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是社会再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经济主要在于掌控“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没有充裕的“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再投资”，任何人也无法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所以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生产规模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取“利润最大化”，即占有“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本)。“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效仿资本主义社会“税收制度”，来解决社会再生产发展的“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困境，除了减税让利于“私营企业”，消减国家财力的做法，敢加税吗?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有什么不同?这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社会“再生产”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货币集聚”的“劳动剩余财富”(资金)，社会主导力量看不到“劳动剩余财富”归谁所有的本质问题，却仍以虚假的“GDP”，来肯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放权”，“劫贫济富”、消减国家财力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问题，这不是形而上学观点吗?“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错误理论为指导，从“刺激需求为主发展经济”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经济”，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漩涡，至今难以自救。

　　毛泽东讲：“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16)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害必有一利。”得到的也会有所失去，失去的也会有所得到，关键就看社会主导力量“如何作为”了。“中国的强大，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世界，而密切联系世界的首要，则在于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正确处理外界各种变化的关系”，这其中“内因与外因”辩证发展的道理，需用毛泽东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与理解。那种热衷于“国际化、全球化”，希望中国主要通过外交来往谋取世界“执牛耳”者的主导地位，是本末倒置的形而上学观点。正确的新事物、总是与错误的旧事物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马列主义是与错误的理论与行为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毛泽东主义同样是与各种错误路线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同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斗争中发展成长，所以回归毛泽东正确路线，用毛泽东主义“改造中国”，是当务之急，复兴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长征”，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的继续，需要毛泽东主义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劳动者劳动与生存发展的权利”，谁可以阻挡这样先进的社会发展进步呢?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错误路线，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发展，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问题，而且将会更为困难。历史的发展道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选择呢!?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3周年而作，欢迎批评质询。

　　201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