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67年讲话摘录(附编注)
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有什么经验教训需要汲取?这些值得我们研究思考。
1967年1月17日毛主席对外国友人说: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下文为1967年9月,毛主席分别同春桥、成武等谈话摘录。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不满意地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想’,要批判‘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编注:到底是哪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扰乱大方向。一些人是朴素的泄愤,一些人的目的就不可而知了。)
春桥说:“现在的情况跟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编注:这是对形势的分析,打倒大多数,最终打倒的是自己。打倒大多数官员,那么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科层体制?文革搞大民主是一场实验,能不能去掉“委托-代理”关系,搞直接民主行不行?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太多,推下去极难。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的实验,将来的地位可能会更高。)
毛泽东吸着烟,提到浙江问题时说:“龙潜(开国少将、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编注:官僚做得多过分,群众就有多么恨。)
春桥插话说:“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毛泽东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帅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编注:主席做了很好的解释。)
下面录音为春桥解释部分群众为什么给干部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春桥的一个讲话录音

他指指杨成武(开国上将,时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余立金(开国中将,时任空军政委):“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们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编注:说明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没有很好的执行下去。大环境不同,小环境就跟着变化。)
杨成武笑着说:“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毛泽东说:“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
毛转向春桥问道:“你是不是好些?”
春桥说:“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编注:社会的进步,不是靠讨好、讨巧,这样下去,强者的气焰更嚣张。发展下去,触及弱势群体的底线,忍无可忍时,量大面广成片,对谁都不好。所以说,共产党人,就是要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当钉子。)
毛泽东说:“我跟成武有同感。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六届)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王明),比立三路线还‘左’。我们现在有的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插话说:“有时秀才也很凶。”(编注:秀才的火烧不到关键处。)
毛泽东说:“深刻。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而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杨成武说:“有人总想做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搞不好。”(编注:解释了王力凶的原因,还是有野心啊。)
毛泽东说:“是啊,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编注:不要总想着当历史人物。当了又怎么样呢?这样容易犯错误,这么多历史人物又有几个人记得呢?后人记住又怎么样呢?没有文字时期,世界发生了那么多大事,有多少英雄豪杰被记住了呢?人嘛,还是要穿衣吃饭,插科打诨,过日子嘛。这是三观的问题,想当英雄人物,这就打了弯了,容易出现失误。这里有一个导向问题,英雄人物也不是自己封的,是人民封的。一个人对英雄人物的理解与人民的需要总会有偏差。还是不要立志当英雄人物的好,要立志做事,这样直接的好,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即使这样还有可能事与愿违、帮倒忙呢。毛主席晚年给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当主席,他只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说:“对龙潜和阮贤榜(开国少将,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不要这样搞。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什么喷气式、罚跪、抄家、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一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我们对黄百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好作风不利,我们有光荣传统,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编注:还是要学辩证法,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看。事不可做绝。)
他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许世友不管有多大问题,要保。说他跟张国焘跑,张国焘是他的领导嘛!不跟他行吗?(编注:设身处地为下级考虑。)说他1939年要杀我,根本就没有那回事。1939年他就到山东工作去了,这条罪状不成事实。第二条说,不打倒许世友苏浙皖就不能解放,我看不一定,打倒了也不一定苏浙皖就解放了。要保许世友,他打仗时候很凶,但单单一冲不行,要做政治家。我们军队大多数干部都是老粗。他们打倒了许世友,哪个来当司令员?要杜平来当司令员不行吧!这么多年他还当不了嘛。杜平这个人我认识,我熟悉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人,优柔寡断。(编注:毛主席就说过,牛生两个角,就是用来斗争的。)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许世友果断,错就错,对就对。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统一还是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嘛。错误是严重的,只要他愿意改。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要选为中央委员。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编注:这是在说,干群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党委行不行?总是需要一个领导者嘛。)
毛泽东接着说:“总之,要团结大多数。过去我们多少山头,许多互相都没有见过面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的好多根据地。你们除了陈昌奉(红军时期毛主席警卫员,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我一个也不认识嘛!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熟悉的嘛。要拿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不好。”(编注:现在办案也是要注意实事求是。)
补充1968年8月8日,毛主席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摘录: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编注: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学生只能做先锋队,成不了主心骨。现在值得警惕的是,公职人员缺乏斗争精神,需要问的是,斗争精神是个啥?别人打我,我还手,别人打他,虽然不对,我为什么要站出来主持公道呢?明哲保身还是符合私人利益的。何况别人还没有动手,只是偷偷摸摸的。私有制没有消灭,私心就会越发重。斗争精神从哪里来?环境很重要,革命战争年代,逼着你斗争,不斗争,命都保不住。现在公职人员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啊,天天就是码点字,当键盘侠,他们懂工业吗?懂农业吗?懂得底层宝百姓的水深火热吗?不晓得的,从阶级分析来看,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就是明哲保身,这是阶级属性决定的。干部流动是好的,不流动,就是独立王国,就是公爵子男,尽是等级制,扼杀人。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几个学生、几个干部,靠的是社会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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