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第二十章③）

　　教科书说：“共产党以列宁的下列原理为出发点：苏联有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和足够的一切，俄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党认为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在政治上已经粉碎资本主义之后，也完全可以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消灭剥削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些原理的正确性。”

　　这一段好。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教科书引用列宁的话：“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

　　列宁这段话很对。

　　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

　　这里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教科书说到战时共产主义、苏俄内战和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帝国主义者，例如邱吉尔，当时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

　　那个时候的俄国，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武装干涉，但是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而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教科书：“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他们的工资政策是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我们则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件工资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北京有一个工厂的仓库，从计时工资改变为计件工资后所引起的变化，有个材料，值得看看。这个材料还说明计件工资制也妨碍技术的革新和机械化的发展。

　　教科书谈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等。

　　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对三类不同的物资采取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三类物资，允许人民公社和农民在集市上出卖，价格由国家管理，规定一定的幅度。这种办法，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有好处。

　　教科书说：“随着工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广大的可能。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农业打下先进技术基础，从而给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这几段话中有一个意思，说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不大合乎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现在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机耕地的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教科书说，比起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是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们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是用苏联红军和这些国家人民革命武装的铁犁把那些坏东西犁掉。说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

　　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观点：“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

　　教科书引用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的话：“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不能这样讲。

　　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等等。

　　欧洲的国家是不是太多了？很多国家都那么小。中国的春秋时候，也是小国林立，相互斗争。当时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以后经济发展了，战争的破坏程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如果没有抗战后国民党又进行反人民战争，大肆搜刮，全国人民就不会那么快地转到我们方面来。现在有人大肆宣传战争的毁灭性，对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教科书讲到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东欧各国一九四四年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并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战犯、大资本家以及同占领者合作的资本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在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最主要的地位，而中小资本家的财产则占很次要的地位。

　　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剩下的只是一个名义。我们解放后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是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的。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现在各部委都在写解放后十年来各个方面的历史，例如，写解放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这是个好办法。

　　教科书说：“在革命的进程中，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日益扩大。大、中工业、运输业、邮电业等的国有化，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是分几次进行的。”

　　工业的国有化，分几次进行，这个经验很好。吃饭也要一碗一碗地吃。

　　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教科书谈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说：“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农民组成了保证中国人民战胜国外和国内敌人的革命主力军。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的一切民主人士。”

　　不讲战争。

　　这里说，我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个期间，我国还夹杂着几次军阀混战。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六年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来搞自己的势力范围，指挥军阀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如张作霖，原先是勾结日本的，后来同日本人闹别扭，被日本人炸死，美国就乘机插进去。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美国指使的。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算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教科书继续讲中国：“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近的，还有各种半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部分地以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属于这类合作社的有农业生产互助组……”

　　这里说，我们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到了初级社，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曾国藩恐怕是一个富农。他所提出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是一种富农思想。

　　教科书说：“亚洲的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如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样，在于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在每一个国家，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以它的发展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特殊形式进行的。”

　　没有说清主要特点是什么，这是共同规律。

　　教科书谈到蒙古的情况。

　　蒙古革命是一九二一年成功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人口和牧畜都增长得很慢，同农业没有得到发展有很大关系。

　　对中国的叙述，没有讲中国人口多这个特点。

　　据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名义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的主要部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收录，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读该书时批注和谈话的风貌。

　　邓力群同志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做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