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究竟让谁吃了大亏？——斯蒂格利茨的评说：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为什么是错的？

考虑到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放狠话”的传统——而候选人中的优胜者，即新当选总统的人往往会很快“忘记”自己说过的“豪言壮语”——所以，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普通美国人，都没把特朗普对中美贸易、全球贸易的污蔑当成一回事。

但是，特朗普在胜选、就任以后，仍然操弄着那套话术：中国以及欧洲、日本等美国的贸易伙伴，都愚弄了美国，所签署的诸多贸易协定是糟糕的，导致了资本、就业岗位的外流。特朗普就任三年半多以来，坚持向中国等贸易伙伴国“极限施压”，要求重新缔结所谓的公平贸易协定。

针对特朗普出人意料的上述做法，包括中国在内，一些承受着美国谈判、施压压力的国家和地区对此提出的抗辩、解释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缔结的贸易协定有利于美国，并列举具体数字，说明多少利润因此流入了美国，通过这些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这些解释好像是在强调现行的全球化秩序的优越性所在，强调创造了双赢。

但这些其实没有回应特朗普的指责，至少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是这样。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就业岗位流出美国，而中国制造也的的确确增加了对美国在内的欧美市场的出口。所以，当特朗普蛮横的将美国普通人的遭遇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回避指责、自说自话只能起到反作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近日引进出版了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斯蒂格利茨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但不同于担任过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其他经济学同行，斯蒂格利茨一直是现行全球化的尖锐批评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本人长期被排除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胜选的美国政府选择的经济部门领导者人选之外。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这本书用了很大篇幅来驳斥特朗普在过去几年内向美国民众，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宣称的谎言，其精确性也大大高于正在与特朗普政府交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外交部门所发表的声明、报告。 

特朗普过去几年口口声声宣称美国是全球化的输家，流失了工作机会，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不公平的获得了财富。

斯蒂格利茨说，全球化确实是不公正的，但不是特朗普所说的所谓对美国不公，恰恰相反，现有的全球化自1945年开始，就“完全倾向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确实也是不公平的，却是对美国更加有利，发展中国家被置于不利地位。举例来说，贸易协定往往不厌其烦的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诉求列入协议，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置之不理；美国还强迫其他各国对美国的金融企业开放市场，接受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

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受害者，也就是美国中下劳动阶层。但这不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强迫美国接受的结果，而是美国的资本和各大行业的龙头企业乐意选择的结果，也就是通过将美国的制造业等产业对外转移，达到压制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平抑劳动力价格；从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获取更高超额利润的目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书中指出，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降低了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而美国官方的立法让工会力量受到削弱。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美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

在转移过程中，美国的产业资本往往还会强迫投资目的地官方解除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在造成目的地国大量失业、产业解体的情况下，以很低成本获取产业设备、技术人力、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如果一定要在受害者中按照受害程度分出等次的话，在接受美国产业资本投资的投资目的地，大量的企业及其配套商破产，上了年纪的失业工人至少要排在美国工人之前。

换言之，特朗普讲述给美国中下劳动阶层的故事，是阉割了一半的真相。更何况，特朗普还有意将诸如美国对外战争、对外控制的后果如中东、北非国家对欧洲输出的非法移民，以及美国长期维系墨西哥政局混乱、政府治理能力孱弱的局面，使得墨西哥平民想尽一切办法偷渡去美，等等，都离奇的与中国扯上关系。

驳斥、批判特朗普对于全球化的不实指控，需要公正的评价现有全球化，指出其问题所在，否则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在为不公正现状辩护。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书中还指出，即便特朗普通过强迫诸如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达成相比过去，更加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但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可能性也是十分有限的。而美国对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部分产业征收高额关税，也达不到其预期目的——比如向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关税，并不会拯救美国陷入危机的煤炭工业，也无法提振缺乏发展基础的美国本土太阳能电池板产业，只会连带着让美国民众购置、使用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提高。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在书中深刻梳理了美国国内政策近几十年内的严重失当，而这种失当根本不是诸如俄罗斯（苏联）、中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造成的。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政策的失当，源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支配政策与学术研究的理念迷信：原教旨市场主义有关。那就是错误的界定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来源于让社会和经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这种理念，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其实更应该担负的责任当然是美国北方，因为北方用政治手段持续破坏了南方与欧洲国家进行的棉花买卖，并试图破坏南方经济、社会维系的重要基础：种植园、奴隶制。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的良好运转，要建立在充分竞争基础上，但无论在美国的传统产业、金融业，还是硅谷，企业家、资本家都力求获得不充分竞争甚至没有竞争的巨大空间。硅谷大亨、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就明白无误的指出，超额利润只可能来源于没有竞争的领域。为了确保获得竞争尽可能少的空间，资本就要确保相对少的政府介入，确保对民生、基础设施、技术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要控制在一定范畴以内。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指出，美国社会多年来发生了严重分化，健康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财富不平等事实上高度重叠。事实上，以美国的中年白人男性群体为例，他们最近几十年来的突然死亡率呈现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就是其陷入了巨大的绝望，所以甘于酗酒、吸食成瘾药物甚至寻短见。“一个如此绝望的、有着如此之多的人吸食毒品或酗酒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劳动力。”

受原教旨市场主义的影响，美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默许企业支付更低的工资来压榨劳动力，还许可企业雇佣非法移民来替代本国劳工。在美国，许多大企业强迫客户放弃使用公共法律体系来裁决经济纠纷的权利，必须接受偏向于企业自身利益的秘密仲裁委员会。

原教旨市场主义蔓延的最大恶果出现在金融领域。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美国在金融上的袭击（相反，美国的多个债权国还纷纷采取了有利于美国的配合政策），而是华尔街投行多年来无度贪婪促成的去监管游说，以及在金融创新上的严重纵容。在美国政府花费巨额成本拯救了华尔街多家投行，拯救了银行家阶层的利益后，仅仅几年，华尔街的鲁莽和贪婪就又恢复到危机之前了，顶级投行未经客户许可开设客户私人账户，多家银行暗自操纵外汇和利率，评级机构和投行之间互通款曲的勾当又变得十分频繁——“银行家以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福利为代价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上述问题，以及造成问题的原教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特朗普政府其实没有采取回避态度，反而以经济学界非常熟悉的里根经济学为基础，加上了排外基调，鼓吹只要与现有的全球化脱钩，并且继续放松美国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继续减税就能解决美国民众的痛苦。斯蒂格利茨评价指出，特朗普的政策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比里根版本的政策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