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如何洗白自己
导言
《甲午战争》这本书还详细介绍了旅顺大屠杀后,日本政府在国际上所进行的紧急公关,旨在修复日军暴行造成的国家形象问题;以及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如何钳制本国媒体,开展最为严密的言论审查,过滤所有不利于日军形象的信息,批量制造丑化清军和朝鲜平民的消息,还挖空心思编造战争通讯。这种情况下,先后在朝鲜半岛、中国辽东、山东和台湾上演了屠杀罪行的日本兽军,回国后被本国民众视为英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日本民众确实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优越感,从而更加自动的贴合于对外扩张的国家行动,投向了更加狂妄暴虐的战争。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破辽宁旅顺,对已放下武器的清军士兵,以及中国平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中国军民死难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如10000人(或超过,或略低于),如20000人(或超过)。
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某种意义上讲是43年以后的南京大屠杀的预演。两次暴行的共同点都在于,日本方面面对国外谴责,一概以不知情、“没那么多”或是“事出有因”来搪塞(三种解释回应的套路,应对掌握不同程度证据的质疑者)。
在欧美国家,类似的暴行不是没有发生过,但在19世纪晚期出现这样的事件,观摩中日甲午战争的欧美记者感到错愕。20世纪30年代晚期,日美贸易密切,美国公众在感情上倒向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部分证据传到欧美世界,所以美国人认定日本的开化程度实在可疑。
日本军队为何会进行一场毫无军事意义的屠杀?日本历史学家、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历史科教授大谷正的《甲午战争》一书指出,日军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在煽动士兵对清兵及中国百姓实施报复。大谷正查阅了甲午战争日军参战者的战地日记,证实屠杀确实经过成体系的部署和指挥后才得以实施。在书作者看来,“旅顺大屠杀(另一个原因)……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组织构造本身的缺陷所引发的问题”。
《甲午战争》书中谈到了旅顺大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操控的舆论战。当时,日本外务省竭力向欧美世界的媒体发送虚假情报。书中指出,幕府晚期时期来到日本的部分外籍医学工作者、退休外交官、媒体记者因为认可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日本人已经接近于欧美世界的人们,实现了“文明开化”,所以在战争期间帮助日本收集清政府的各类情报,但一些人目睹日军暴行后,开始致力于披露日本的文明开化假象。
大谷正所撰的《甲午战争》,相比中、日以及其他国家的作者所著的同一主题的著作,大量发掘了战前、战中和战后的日本官方档案文件及参战者战地日记等资料,提取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关键信息,也驳斥了历史学界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
比如,一些历史学家及主流历史教科书介绍甲午战争时,认定日本方面团结一致,密谋对华战争,并有着精密的战争准备。书中根据史料指出,日本军方的确在甲午战前就试图多次发动吞并朝鲜及入侵中国的战争,但整体来说,日本政府在甲午战前,基于对俄国趁乱介入的担忧,所以仍然努力维持与清朝在朝鲜的权力平衡。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才提交宣战文书让明治天皇签署,后者相当不满,因为此前对开战一无所知,担忧战事结果不利将导致天皇体制的解体。毫无疑问,这本书很好的说明了,开战以前,日本政界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战争的趋向是不一致的,开战本身带有很强的冒险性,战争胜利则增强了军方好战派的影响力,从而影响日本强化了应对危机的赌徒心态:之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开战仍然在“赌”;一战期间,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抢夺德国在华权益,还是在“赌”;再之后的“9·18”,以及偷袭珍珠港,日本好战势力赌得越来越大,最终将该国引向了一条毁灭之途。
又如,一些历史著作很少谈及甲午战争战前,俄国和英国为避免战争所实施的调停工作,或者稍稍提及,认为只是俄英的敷衍之举。这本书则指出,俄国方面曾强迫日本政府承诺日军在朝鲜不会率先对清军宣战,而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答应日军与清军一同撤出朝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和英国在努力避免战争的同时,清朝政府内部却发生了一时的权力变动:光绪皇帝支持的主战派压倒了李鸿章,向日方发出强硬的照会,并明确拒绝俄英调停。
再如,在《甲午战争》书中,大谷正教授援引文献资料指出,投入甲午战争的日军不仅在海军实力上弱于清军,而且陆军装备水平相比清军也没有明显优势。战争期间,日本步兵的枪炮多购自意大利,而清军的野炮、山炮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产品,步兵枪支要么是纯正的德国造,要么是在德国技师指导下的仿作。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打响后,包括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在内,当时很少有人会预计到日军成为战争优胜者的原因。
《甲午战争》这本书还详细介绍了旅顺大屠杀后,日本政府在国际上所进行的紧急公关,旨在修复日军暴行造成的国家形象问题;以及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如何钳制本国媒体,开展最为严密的言论审查,过滤所有不利于日军形象的信息,批量制造丑化清军和朝鲜平民的消息,还挖空心思编造战争通讯。这种情况下,先后在朝鲜半岛、中国辽东、山东和台湾上演了屠杀罪行的日本兽军,回国后被本国民众视为英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日本民众确实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优越感,从而更加自动的贴合于对外扩张的国家行动,投向了更加狂妄暴虐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