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

　　怎么看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

　　表面上波澜不惊，实质上惊心动魄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619名辽宁省级人大代表，涉案贿选的达523人，占代表总数的84%;102名全国人大代表，涉案贿选的有45人，占该省全国人大代表的44%;62名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涉案38人，占比也达61%。它标志着作为一级国家政权的辽宁省原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被资产阶级所攻陷而垮塌、变质，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人民性，蜕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御用工具——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致案发后，连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正常开会的法定人数都凑不够了，而不得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人大会议筹备组去展开相应的工作。

　　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我认为，这一个案件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它是建国以来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也是所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发生的又一次相当恶劣的政治事件。它比八九年动乱来也逊色不多：八九动乱是明目张胆，这一次则是不动声色;八九动乱危及全国政权，这一次看起来仅仅直接涉及一省政权，但完全可能由一省到数省，直至完全改变全国政权的性质。其危险性可想而知。而且，参与八九动乱的绝大部分青年学子处于反腐败的心境，他们因不明真相被利用，同煽动动乱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绝不是一码事;而那些搞贿选的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们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鸟，比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陈良宇、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案件更危险(刘青山等人涉及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虽然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其间接的政治性;这一次那么多人在一起抱团贿选，则首先就是一场违法的政治案件，它直接危及了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使一个省一级的人民政权在源头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无疑是其自身以及辽宁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一切公权力合法性的源头)陷落了、垮塌了。

　　作为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与政治丑闻，它又是中国资产阶级自重新诞生以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次表面上不动声色而实质上最猖狂的阶级斗争，一场明火执仗的夺权斗争。它为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和平演变中国开辟了又一条新路子，并在一个省级人民政权的源头上做了一次几近成功的尝试。只是因为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动真格的了，才可能被揭露，也才可能使我们取得这场斗争的初步而远远算不上很牢靠的胜利。

　　毛主席曾经谆谆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此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一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对毛主席这一教导，当今的社会主流是坚决反对与抵制的。右翼公知们更是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其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可是，这一案件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参与人之构成，就什么都清楚了。

　　我们以此案中涉及非法当选的全国人大45名代表为例：他们大多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共23人，占比高达过半的51%以上。就是说，即使不算其他“合法”当选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单算这些非法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其在辽宁省级的全部102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也占有高达22%即超过五分之一的比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就可以知道，这些“民营企业家”不是别的什么人，恰恰都是借着改革开放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东风而重新诞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个都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这些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在总入口中占有多大比例呢?不会超过0.2%即每1000个人中不会超过两个人吧?区区0.2%的人竟然占据22%的全国人大代表份额(何况如果将“合法”当选的“民营企业家”计算在内，还会远远地超过这个比例)!这些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阶级分子们已经从本应属于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政权中侵掠了多么大的权力啊!

　　而且，事情还没有完，在这45人中，涉案的国企“老总”大概也有19人之多，占比也达44%。别看国有企业至今仍然挂着公有制的并不太鲜亮的招牌，可自建立起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以来，早就“同国际接轨”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名(国有)企业的董事长、SEO、总经理们所差无几了。他们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管理者、掌控者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国企的主宰;而处于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国企员工则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对企业的一切管理权、支配权乃至监督权。因而前者已经严重地资产阶级化了(虽然这样说也许有一点绝对化，但这些人身上完全没有被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所腐蚀的人肯定只占极少数，而这些涉案人员则铁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无疑，其涉案款项本身都不会是干净钱，最起码也是来源于“合法”的剩余价值)而后者则已经在实际上沦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了。前者动辄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同普通员工几千元的月薪更是其处于根本对立的阶级地位的生动写照。

　　以上两者加起来(42人)，不仅在非法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据了高达93%的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即使不算“合法”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民营企业家代表和一些国企老总们，单单计算这42人，资产阶级也占据全国人大代表总数(102人)的40%以上。完全可以说，作为国家一级地方权力机关的辽宁省原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被资本家阶级成功绑架了!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才诞生几天啊就如此猖狂——事情的发展够触目惊心了吧?!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案情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历经连续三十多年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开放，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或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嬗变，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仅仅满足于其(作为剥削者)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利用这个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去努力争取政治上(成为压迫者)的统治地位(尽管他们在所掌控的企业里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这种压迫者的地位)，争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大的发言权、话语权、甚至支配权(即他们也希冀变成整个社会的压迫者、统治者)。在我国宪法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犹在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这些特权，一旦觉得这样做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会不惜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达成这一目的。所以，不能把这一次人大代表贿选案仅仅看成是一次简单的违法、违宪案件，它首先就是一次政治案件，是资产阶级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一场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即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的一次规模很大但又不动声色的夺权斗争。

　　与此同时，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全省人民主体的工农大众的代表的涉案数为零(只有一人即辽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杨敏系知识分子代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以及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代表)所占比例本来就少得可怜，涉案的概率自然会低，而且，普通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若侥幸成为人民代表候选人，他们一定会十分珍重这个当家作主的机会，一般不会轻易地违法贿选去亵渎这一神圣职位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额外的财力去支撑那样一种贿选行径的。

　　45名非法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占比并不高，涉案2人，只占4.4%。而且这二人的职位也都不算太显赫(他们分别只是一个县级市的农电局长兼党委书记和沈阳市科技协会副主席)。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方面单讲这两个人在本机关很可能仍然是位高权重，曾经贪得了不少钱财而有力量支撑自己贿选全国人大代表而名利双收;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大量位高权重的党政高官，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之流，完全用不着贿选也能顺利当选(除了大部分人所谓人大代表不明真相外，捧臭脚的人大代表更是多得很，何况他们在选举中还人所共知地肯定被一再告知是“必保”对象)。同时，那么多贿选代表行贿的主要对象也正是这些位高权重的党政高官。没有这些高官们从中撮合与帮忙，那些(民营企业家和国企老总即)资产阶级人物肯定难以得逞。这些行贿的非法代表固然可恶，那些受贿的高官更加可恶;如果说那些民营企业家、国企老总们是明面上的资产阶级人物，那么，这些受贿的高官们则就是隐蔽着的资产阶级，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分子更有力量为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复辟了的资产阶级专政服务——尽管这些人并不包括在45名非法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一次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其实质就是重新诞生并已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通过利用糖衣裹着的炮弹一阵狂轰滥炸，通过一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终于攻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一个省级人民政权的源头阵地。有了这个源头阵地，这个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就统统有可能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选举、决定结果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影响，让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倾斜。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主要通过攻克中国舆论阵地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西方资产阶级不仅已经能够有效地影响中国的几乎全部门户网站，而且可以占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的股份、可以有效地通过王长江之流等代理人在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的中央党校强有力地发声)，那么，现在，同样的帝国主义势力更成功地在××花街头革命形式之外，又找到了一条可以直接和平演变中国人民政权的新路子。这样做，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悄悄地把红色中国变白、变黑，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变成中外资产阶级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的法西斯专政的黑暗中国。这可比尊敬的洪博培大使先生在王府井搞的那一场不成功的茉莉花革命中的所作所为高明千百倍哟。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了，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出现在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今，这个“如果” 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严酷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只是这个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敌对势力的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发起的一次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大张旗鼓进行，而是在暗地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不动声色发生的，想起来更是阴森可怖。

　　必须指出，这一案件绝不是个案，也绝不是偶然出现的。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发起的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发起的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前者总是竭力掩盖其行动的阶级斗争性质，后者则必须公开的和大张旗鼓地宣传其阶级斗争性质。因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前者如果承认了这种阶级斗争性质，无疑等于动员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自己对抗，这显然是一种自取灭亡之道，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而后者则截然相反，别看他们人数众多，若没有组织起来以一个统一的阶级力量来行动，面对财大气粗的资产阶级，就只能是一盘散沙而变成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无产阶级不仅要承认这个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阶级斗争的性质，才能起到动员人民、组织无产阶级队伍的作用，才能取得这个阶级斗争的胜利。而资产阶级竭力掩盖其行为的阶级斗争性质，总是欺骗人民大众说他们是代表一切人利益和意志的，这本身就是他们从事的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惯用手法(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人们的一切言行都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性，那种代表一切人利益和意志的言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由此，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实践终将证明，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完全正确，但将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只能非此即彼地“二选一”而“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值得说道说道的。因为“为纲”与“为中心”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恰恰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相互渗透而不可分割。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说一般情况下，其他一切工作，包括阶级斗争工作，都要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说非要脱离这个中心而另搞一套什么“阶级斗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我国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夯实雄厚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能说可以将阶级斗争忽略不计，也并不是说搞阶级斗争就一定要脱离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而孤立地单兵突进。真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在做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时候，时刻不能忘记寓于其中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不是任何人的异想天开与主观臆造，它就实实在在的直接寓于经济工作和一切其他工作之中（而不是游离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之外），并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灵魂与统帅在起作用。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建设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都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否则，只想埋头拉车，不想抬头看路，虽然表面上“经济建设”似乎也能“搞上去”，其结果则只能是“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我国今天但看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可是这不仅是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大量地落入了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资产阶级口袋，还有不少落入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腰包；大量工人、农民却所得甚少，这就是所谓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恶果。当年工农大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争得的政治权力更是已经大多遭遇资产阶级侵掠而被其非法占为己有，工农大众自己则大多重新沦落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如果说毛主席、共产党当年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是时时刻刻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才硬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组织、锻造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那么，连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进而完全不讲阶级斗争了，甚至完全忌讳提起阶级斗争这个词了，人们大多也忘记了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了，完全丧失掉了本应具有的阶级斗争意识，这才使已经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大众又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这是那么多非法代表能够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监督而不动声色就贿选成功的根本原因。从而在辽宁省发生一场资产阶级贿选案，就是毫不奇怪，甚至是理所当然了。

　　进一步分析下去，我们还会看到，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最早出于毛主席的口中，但它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是一个意思。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新发现，他的主要贡献是认为阶级斗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只有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必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表现。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根本就无从谈起；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一句空话。王伟光同志所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我国宪法就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著名的四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里何来“输理”一说？王伟光同志之所以竟然须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地以《坚持人民民主在，并不输理》去命名自己的文章，恰恰就是因为他、以及大量左派同志，至今还被那个决议紧紧地束缚着，一方面他们高度赞扬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另方面则又千方百计地企图撇清自己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关系，从而毕竟底气不足，怎么能够做到不畏首畏尾而理直气壮呢？

　　再从我们的所谓改革开放大业来说，改革开放，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导师们曾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而只有在资本主义因高度发展而无法克服其与生俱来的的矛盾，决定其必然灭亡、从而被推翻的废墟上才能建立，而且只有批判地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时期在内一切世代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抛弃了其遗留下来的一切糟粕，再加上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内容，这样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才会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说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完全正确的。缺乏改革的决心，没有开放的胸怀，要搞好社会主义事业，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改革开放大师。其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对我党、我军、我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的改革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无人能比。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一党任何私利、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党;我们的军队则是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传统作风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工农子弟兵;我们国家则是人民当家作主、普通工人、农民也能够直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新型人民共和国。这是何等宏大的胆略与气魄!其改革的力度之大、涉及的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对外开放，我们党一诞生就是一个开放的政党，我们的新中国一诞生，就是一个愿意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开放的，是美帝国主义者奉行强烈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硬生生地把我们逼成了“一边倒”，又是美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第七舰队开到了台湾海峡，把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硬生生地关起来了，还丧心病狂地构建了两个岛链，希图把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困死在两个岛链内。对此，我们主动地留下一个香港问题暂时不解决，就是要留下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所谓既不走自我封闭和半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前者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封闭或半封闭过，恰恰是伟大的毛主席、周总理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境、中苏边境反击战等一系列辉煌胜利之威，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亲手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这里哪里见得着一丁点封闭半封闭的影子?而后者才是实实在在达摩克里斯之剑，正高悬在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头上，时刻在威胁着我人民共和国的安危，才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邪路。有人不是公开叫嚷要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要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去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把党的绝对领导从人民军队中剥离开来实行什么“军队国家化”，而时刻在做着改旗易帜的白日梦吗?事实证明，同为改革开放，体现的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另一条是把十三亿中国人民引向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改革开放。而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开放;后者则矢口否认改革开放的这种阶级斗争性质。孰是孰非，本来是明摆的事情。可是连续三十多年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人们的视线搞模糊了，硬是让人民看不清谁是谁非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一切思想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才承认自己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而其他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则总是要竭力否认其同样固有的阶级性。可惜许多人把这一点也忘得差不多了。

　　搞改革开放，资本主义会影响我们，我们同样可以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对此，我们怕吗?当然不怕。哪有社会主义害怕资本主义的道理?!对外开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先进的生产力成就、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等等都会被我们逐步所掌握，为我所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蚊子”也会跟进来。但只要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就完全有办法化腐朽为神奇。看一看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吧，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杰作。那里，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被全盘接受，就连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口号也被照单全收。照此发展下去，还需我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人家接受不三不四的九二共识吗?还会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胆敢“力抗中国”吗，恐怕台湾早就毫无悬念地回归祖国了，甚至台湾人民有可能已经会强烈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至于提出什么重返亚太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做梦去吧!

　　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时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绝不会被当年资本主义世界“繁荣”景象所迷惑，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虽然我们不会一再强调“一大二公”，允许资本主义因素一定程度的存在，但绝不会突破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底线，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丝毫改变;大寨、华西、南街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典范一定会在全国范围内发扬光大、遍地开花;而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样不会发生丝毫动摇;不会出现今天这样对美帝国主义顶礼膜拜的汉奸卖国势力;不会发生讨薪的周秀云惨遭毒手、被污染成职业病的张海超惨遭开胸验肺、备受煎熬的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十三跳”等大量悲剧;如果说在文革最动乱的年代，整个公检法机关都被砸乱了的情况下，许多地方仍然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么今天，我们更不须时刻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不须把警察的力量部署到机关、厂矿、学校、银行、医院、幼儿园等全国城乡几乎一切角落，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社会治安也会出奇地好;至于黄赌毒黑沉滓泛起，类似新疆、西藏等地发生的暴乱、恐袭事件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也更不会有资产阶级肆意妄为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的发生。

　　再比如香港、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也完全是由于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完全正确。但“一国”与“两制”绝不是并列的关系，更不允许用“两制”去绑架“一国”。这里的核心是“一国”：“一国”必须主导“两制”，“两制”必须服从“一国”。而且“两制”之间也不是并列的关系：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是为主;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是为辅;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资本主义必须绝对地服从社会主义，这必须当面向香港同胞讲清楚。“港人治港”，要知道，“港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香港既然搞资本主义，其阶级之分野更会是极其鲜明的。实行“港人治港”，当然不能撇开资产阶级，但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扑到资本家的怀里就出不来了。我们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香港事务上，至少在思想感情上，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挑选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广泛征求香港工人阶级与广大市民的意见;香港特区政府必须有工人代表人物参与;香港立法委员也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去组织。这样才能取得广大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对港政策也才会得以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同时，“高度自治”，再高度的“自治”也不等于完全自治，其一切重大决定，都必须征求全国人大与中央政府的意见。这也必须是坚定不移的——这些才是对港十二字方针的科学解读——有任何不妥之处吗?

　　至于台湾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真正国际社会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对此不作任何改动，只要坚持到今天，台湾应该早就能回归祖国了。正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退让，画蛇添足地弄出一个不三不四的九二共识来，以为人家就会向你靠近了，其实完全打错了算盘，反而使人家渐行渐远了。所以，“以斗争求统一则统一存;以退让求统一则亡”——用在这里完全合适。

　　当《炎黄春秋》的洪振快们肆意诬蔑人民英雄狼牙山五壮士，郭松民、梅新育因极度气愤而仅仅骂了一句“狗娘养的”，就被告到法院、并被人民法庭堂而皇之受理的时候;当作业本先生居然能够明目张胆地把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烈牺牲的邱少云、赖宁丧尽天良地咒骂为“半面熟”、“烤肉”，而须英雄的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国家机关均无权提起法律反击的时候;当堂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光明正大地写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尚需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地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命题，竟也能遭遇到猖狂围攻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可以当着众多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面教授他们怎样反党，广大网友义愤填膺，而至今仍然安然无恙的时候……已经无比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出了问题，而且还很严重。而出现问题的根源不是别的，恰恰在于当年我们名为“果断”、实际上是极为愚蠢地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等于自我解除了这个曾经紧紧地握在手中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丢掉了紧紧地跟在我们党身后的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并把自己本来牢牢占据的道德高地，拱手让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而使自己一下子跌到了道德谷底。然后，我们又通过改革开放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手将一度被消灭了的资产阶级又重新催生出来。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资产阶级魔鬼一旦被放出来，再想限制它发展坐大就难上加难了。何况我们对其根本就完全没想做任何限制、反而不断地在拼尽老命、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地去扶植它。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的发生不过是这一问题的一次集中发作而已。

　　今天总有人喜欢大喊大叫，说权力不能任性，说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搞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只把政府的权力装进笼子里，不把资本的运作装进笼子里，而且宣扬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是很容易把整个社会都搞成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的，怎么能避免资本为所欲为而阻止类似辽宁省贿选案的一再发生并发展成常态?早在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坐大的情况下，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坚决地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今天在资产阶级越来越猖狂的情况下，反而绝口不提限制资本任性的事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吗?相反，正因为我国本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只能不断地发扬光大，而决不允许对之施加任何无端限制的。

　　那么，对资本(资产阶级)应加以怎样的限制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以点带面地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上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说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最根本、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其中管理国家的权利，无疑更是其最根本中的最根本，最重要中的最重要(这不是在玩弄“最”字游戏)。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又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或政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性质或国体，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实现的，也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根本保障的。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失去了人民性，如果人民代表大会把持到资产阶级手里，红色中国就会不可避免的要彻底改变颜色了。

　　不要总觉得人民只是一个虚幻的名词，虽然在共产党人的词典里，它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但任何时候工农大众都始终是构成人民的主体。所以，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都必须以工农大众的代表为主体才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当然，民营企业家、国企老总即使属于资产阶级，他也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同工农大众的矛盾也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管控得好，一般也不会发展成敌我矛盾)，也理应在人民代表大中占据一定的份额，但这个份额只能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适应，而绝不应该抢占本来属于工农大众的份额。否则，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就不能称之为人民共和国，而应该像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一样更名为“中华共和国”好了(这可能更符合当今中国许多“公知”们的心理，虽然他们整天顶礼膜拜的美国、日本的国名中连“共和”两个字也没有)。因为他们虽然也会偶尔装模作样地用一下“人民”这个词，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只能是精英阶层人员自己，同工农大众完全不搭界，他们骨子里对人民是视为蝼蚁并恨之入骨的。这同建国以来，我们的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人民医院、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剧院、人民教师、人民日报、人民币、人民大会堂等等统统冠以“人民”的字眼不同，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我们硬是生生地把“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家博物馆”，更遑论新建立的大剧院不叫“人民大剧院”而称为“国家大剧院”，新起名的公务员不叫“人民公务员”而叫“国家公务员”，新成立的电视台也统统不叫“中央人民电视台”、“北京人民电视台”而直接称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了。去掉了“人民”两个字，他们的心里也许别提多舒畅了。由此我们也很自然地想到，某人声称再也无须看人民的眼色行事了，这是多么强烈地反映了权贵高官们的阴暗心理啊!而当年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其意义又是何其深远!

　　所以，正本清源，我们不仅不能允许辽宁省那样的人大代表贿选案有任何生存的土壤，而且，工农大众代表候选人在整个人民代表候选人（无论哪个地方、哪个级别人民代表都一样）中都必须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即同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适应，必须占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份额。就是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以普通工农大众的代表为主体所组成。民营企业家、国企老总的代表候选人给其1%的名额就只多不少了。同时，正像各个少数民族不论人数多少，都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中占有一定的数额一样，各民主党派在各级人民代表中同样应占有一定份额，但只要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更完全没有必要统统变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候选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中有一个副委员长候选人、另有2~3人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总共有10~20人做全国人民代表候选人就不错了）。同时，党政官员在各级人民代表中所占名额也应严加限制。因为党政官员们的天地主要在官场(当然党政官员在官场的一切活动也必须绝对服从人民的意志，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虽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队伍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候选人队伍也需要有大量党政官员去组织)；各民主党派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地方主要在政协；民营企业家们施展拳脚的地方则主要在商场或市场；只有工农大众行使其政治权力的地方才主要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说，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基本上是工农大众的一统天下，一切资本家阶级代表、民主党派代表和党政官员代表均不得随意剥夺与侵蚀工农大众的这一本来固有的领地。作为一个真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党员，每一个领导机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责任尽自己最大努力，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严厉监督、严格限制资本（资本家阶级）和官僚权贵们的肆意妄为，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统建设成以工农大众为主体（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官僚权贵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工具。

　　这样讲，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工农大众人数太多，素质又太低，遴选出那么多代表是不是难度也太大、并难以保证当选代表的质量?我们说，工农大众人数众多是事实，但埋怨其素质低就没有任何根据了。古人尚知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不说“布衣者鄙，未能远谋”)，毛主席更是直接告诉我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只要我们把立场真正转到工农大众方面上来，遴选出足够多、足够强的人民代表来绝对不是一件难事。例如我们可以从最基层的村庄、社区、车间、系科做起，在让人民群众自己报名参选(这就有可能直接剔除一些真是素质较低的人)的基础上，通过抽签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完全可以保质保量地层层提出应有的人民代表候选人来。我想，这样做，即使从每一个村庄里都遴选出一至两名德、才均比较兼备的全国人民代表候选人来，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知道，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说来，伟大的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十二天，但巴黎公社的精神永存。而巴黎公社委员的组成大多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而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他们大多是工人代表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他们通过的许多决议也基本上都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与利益。相信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果统统能够做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不管他们是不是具有鲜亮的高文凭、是不是都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不是优秀共产党员，其通过的大部分决议想不代表工农大众的意志和利益恐怕都难。这里的关键只是：所谓人民代表必须都是真正人民的代表;人民不能被任何无关的人员所代表。

　　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不讲人权、不讲民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拿民主选举说事。其实，真正的选举权必须是两个统一：既是选举权与罢免权的统一，又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统一。离开罢免权与被选举权，单讲“选举权”只能是骗人的、残缺不全的“选举权”。在资本主义国家被捧上天的所谓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绝大多数人是没有任何罢免权和被选举权的;罢免权与被选举权的充其量只能是资产阶级、甚至只有特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才配享有的特权;至于说到人人都能“享有”的残缺的“选举权”，也只是“有权”选举资产阶级、甚至特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权利”而已，普通民众要当选?做梦去吧(因为普通民众即使侥幸成为候选人，在缺少海量金钱支撑的情况下，其必要的“知名度”都根本不可能上去，其当选的机率只能为零)!而在我国，要说人人都有成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可能也不靠谱，因为国家主席毕竟只有一人;但说(除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儿童、智力残障人员外)人人都对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拥有监督罢免权(提出罢免要求并均应受到必要的尊重的权利)、应有成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权利则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我们就真对不起“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一般的“共和国”)这一神圣的称号了。

　　由此，我还多次谈到，“人大代表”这一名词也是不太地道的：他们不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机关的代表，而应该是人民的代表。只有称之为“人民代表”才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至于我在本文中也多次谈到“人大代表”，主要是因为觉得其中许多人的确不配“人民代表”这一神圣的称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