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民主，搞好党的建设

写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看了网友们的评论，意犹未尽。我想：我们不能为了反思而反思，总要反思出点什么东西来吧？有了！就叫“通过大民主，搞好党的建设”吧。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还有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没有党的建设，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甚至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那时我们党的建设是搞得很好的。因为有北洋军阀、蒋介石、日本侵略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天天在帮助我们搞好党的建设嘛！在共同的革命目标感召下和为实现这个目标经常有掉脑袋危险的威胁下，我们党的每一位同志每天都会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和锻炼，我们党一刻也不能或不敢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不成问题的。加上我们又有毛泽东等这样古今中外历史上最好的领袖和干部队伍，有最好的人民作根基，又找到了延安整风那样的好形式，党的建设想搞不好都难。建国之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由打江山变成了坐江山，掉脑袋的威胁没有了，整天绷紧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以前吃了那么多苦，现在也该享受一下了。再说了，过去吃了那么多苦究竟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为了以后的享受嘛！这样，新的革命目标当然还有，但那已经不重要了。过去与老百姓是鱼水关系，鱼儿离开了水就不能活；现在老百姓是累赘，离开了老百姓会活得更潇洒，偶尔欺负一下小老百姓，还可以尝尝当地主老财的好滋味。什么糖衣炮弹？别吓唬人了：那些被称作糖弹的东西，其实吃起来真的很香甜哩（正像一个性饥渴者巴不得中了别人的美人计一样）；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有权不用，过期可是要作废的呀。刘青山、张子善是最早“想通”的两个人；如果没人提醒，其他相当一部分人也会慢慢“想通”，或许正处在“想通”之中呢；那些没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人就更容易“想通”了。而且这种“想通” 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的，正像一只螃蟹在温水中因水温慢慢升高而最终舒舒服服地死去一样，这才是它的极端危险性。毛泽东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他老人家最早、最深刻地看到了这种危险性。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的确挽救了成千上万名干部，在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竟然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物。因而它不仅没有损害反而提高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且影响深远。可见毛泽东在这里干了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杀人总不是好办法，而且是最为令人痛心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毛泽东希望，最好是一个也不要杀，永远不要杀。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要搞好党的建设。所以，我们刚刚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稍稍缓过一点劲来，毛泽东就想到要在搞好党的建设问题上再下一番功夫了。于是，想到延安整风的经验，就下决心要进行涉及全党的整风运动了。而且，同延安整风时不同，由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一贯笃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毛泽东，这时就决定要发动全国的老百姓帮助我们党搞好这次整风运动了。因此，毛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政策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要求。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一方面是一般老百姓的文化素质太低，加上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当时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问题并不严重，所以，他们很难提出多少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来。另一方面，一些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精英分子们，领会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图谋，看到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明目张胆地叫嚷要共产党下台，提出了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等无理要求。人所共知，共产党对新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党就及时地提出了要与国民党等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可蒋某人不干。他依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又有美国人在后面撑腰，绝不甘心放弃独裁统治，于是悍然发动了罪恶的内战，扬言要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可结果是，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领导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一些小岛上去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从这时开始，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还要再把蒋某人重新请回来，和国民党反动派轮流执政吗？（如果那样得话，一个活生生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将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看到有的精英分子竟然指责毛泽东、共产党不该通过内战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说是如果走美国式的议会道路，按共产党的实力，到现在也可以成为执政党的。真不知这些精英们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内战是谁挑起的？对于挑起内战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反动派不予以彻底消灭，在那个独夫民贼蒋某人面前，还有共产党的活路、还有人民的活路吗？）至于各个民主党派，已经取得了参政党的地位，如果它们还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理所当然地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这个参政党的作用发挥好嘛；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资本主义政党，对不起，那就只能靠边站了。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政权绝不可能再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这不是什么一党独裁，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才能代表这个根本利益。历史已经证明，搞两党制或多党制，不管哪个党是上台，都只能靠金钱开路，从而都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使共产党侥幸上了台，也违背不了这个逻辑——这就是金钱的力量。想当初，资本就是由金钱（货币）转化而来的，后来也一直是依靠货币资本的增殖来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资本（金钱）的这种自我膨胀的机制是很难遏制的。显然，“轮流坐庄”要求的提出，完全超出了帮助党整风的界限，变成了国内外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次猖狂进攻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公开的和平演变图谋。因而我们党不得不转入反右斗争，毛泽东精心设计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党的建设史上的重大战役——整风运动就这样中途夭折了；而我们发明的“四大”“三不”“双百”的大民主帮助党搞好整风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不宣而败了。但是，瑕不掩瑜。今天看起来，以“四大”为主要标志的大民主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绝大部分人还是抱着与人为善的目的在真心实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可是，这一转就实在不得了，毛泽东估计全国的右派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我看真正需要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在全国不会超过五、六百人），但经各级领导的层层加码，竟定性了五六十万，以致只要是给党提过意见的人几乎都成了所谓右派或“中右”分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我觉得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党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因为环境变了，地位高了，而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而毛泽东因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也赞同了这些领导同志们的看法，不适宜地做出了运动转向的决定。这严重地影响了“四大”的声誉、“三不”政策的声誉和“双百”方针的声誉，更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为社会精英们诋毁、攻击党和党的领袖提供了口实。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大失误（虽然这绝对是应该得到原谅的失误）。作为一个（过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事后诸葛亮，我想，如果当时我们把握得当，是完全可以获得整风与反右斗争双胜利的。因为不说那些被错划右派的人，除了极少数硬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外，即使那些名副其实的右派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毕竟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派（即使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人，其中的大部分也会被教育与改造过来的），他们的错误言论大多还是认识问题，经过大张旗鼓又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相信其中的绝大部分也会转变立场而站到正确方向上来的。何况我们手中已经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又得到了亿万人民大众的民心，还怕少数几个右派分子造反不成！统一战线不是我们党的又一个大法宝吗？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应该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吗？怎么能遇到这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把这个大法宝轻易地丢掉呢？而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共同的革命大目标而奋斗。这“消极因素”理所当然地就包括其中大部分右派分子在内。为了区区几个右派分子（尽管这些右派分子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的进攻，就舍弃了我们党的整风正事，特别是舍弃了“四大”“三不”“双百”的伟大尝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而且现在看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反右斗争扩大化，才更进一步地说明我们党中一些人，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身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也才更说明当时通过“四大”等大民主方式搞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重复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尝试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搞好党的建设，其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大民主的方式不可行，而是我们（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得不够深刻（注意：毛泽东同志是认识不深刻的问题，其他人包括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则极可能是根本没有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始终坚定地把搞好党的建设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毛主席这时写了一部光辉著作《关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我认为毛主席在这里实质上是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个提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时我国虽然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同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多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比较来说，显然已经降到次要地位。就是说，两相比较，当然人民内部矛盾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可是今天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正确但并不准确。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本身绝不是只有单纯的一对矛盾，而是由许多对矛盾所组成的。毛主席另一重要著作《矛盾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对矛盾是主要的，由于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着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对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他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就应该是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或者叫做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一说到这里，有人立即就会想到，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有一个提法，叫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有一个提法，叫做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仍然沿用这一提法。我认为，这两个提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社会是由人们按照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总体，社会矛盾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当然只能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矛盾。而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突然间就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矛盾或人与物之间的矛盾，这只能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了“双重标准”这个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一矛盾有着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神奇功效：往往是这一矛盾一旦得到完满的解决，其他一切矛盾真就可能迎刃而解了；这一矛盾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其他矛盾则往往很难解决，或者是根本就解决不了。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乡村、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这样，整个国家更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个矛盾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例如，建国初期，全国人民的日子都过得都很苦，但老百姓中几乎听不到什么埋怨声，三反、五反、镇反、抗美援朝等都进行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国民经济很快恢复，特别是三大改造运动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什么原因呢？那时我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清正廉洁，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多数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精英分子们造谣说饿死了多少千万人，纯粹是别有用心的谣言，只要是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包括任何一位心怀偏见的人，只要他还没有丧失理智，又不是昧着良心说话，他也是断然不会相信这样无耻谣言的），但在整个中国，大的乱子一件也没有出；饿死人的事不敢说没有，但那也只能是极少极少的个案。笔者所在的村子（当时叫生产大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据我所知，当时至少有3000余人，没有挨饿的人根本就不存在（玉米骨子、苞米窝子甚至柞树叶子笔者都吃过），可是被饿死的人一个也没有（后来形势好转了，被“撑死”的人的确倒有一、两个）。这不是人间奇迹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党的各级直至中央领导同志都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嘛！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几乎普遍提高，可是却出现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这样极端反常的现象。这又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干部队伍里出现了腐败现象了嘛！胡锦涛这一代领导集体建立后，老百姓们的怨气明显地少了许多，原因也在于大家觉得中央领导同志不再只是嘴皮子上说的好听，而真正开始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了。所以，在这里，连所谓生产力标准似乎也失去了作用。这只能说明，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确实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管人们看到没看到、承认不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则都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搞好党的建设，就必须通过大民主的方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我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中，由于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所以这个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这种非对抗性质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前者往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说个别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腐化变质是不可避免的，无愧于党的光辉，那么，如果这种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行为蔓延开来，造成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领导干部都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了，党的性质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改变，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也会跟着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甚至有转化为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那就不再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其结果就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即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会转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我们第一次大规模党的建设运动——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失败后，我们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喘息时间，国际上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华大合唱：美国、日本、印度、苏联、以及盘踞在我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和躲在国外的达赖集团等似乎都较着劲儿要与我们为敌，它们个个都是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要是遇到今天的社会精英们，早就吓得趴到地下爬不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跪地求饶吧！偏偏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他老人家真是天生的硬骨头，敌人不是很硬气吗？我比你更硬气！“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一听就让人热血沸腾、扬眉吐气！哪象今天那些个软骨头，见到了一个中国人总是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一看到洋大人，立刻就变成了一个个可怜的小哈巴狗，只剩下一点点点头哈腰的模样了。这时，在毛泽东看来，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都在企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得天堂，时刻都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走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国内外阶级敌人必然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这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毛泽东又组织起我们党的建设史上第二个大动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承认，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确十分恶劣，但国内局势却是相当稳定的。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虽然人还在，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心已死。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它绝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党内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大多经过战火的洗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还是比较坚定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但是毛主席的说法绝不是杞人忧天，由于相隔的层级太多，大多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平日都很难有同基层的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基层的领导干部就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但往往也不愿意更多地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而更愿意多听听上级领导同志的指示。久而久之，在我们党内就在无形之中由仅有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发展到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阶层。这个官僚主义阶层，表现为好大喜功，听不见不同声音，更听不得批评意见，距离人民群众是越来越远了。如不痛下决心予以纠正，在我们党内形成一个走资派群体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所以，毛主席对我国和我党形势的悲观估计虽然是不对的，但是，你又的确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判断力。由于社教和文革的两次大失败，加上我们迫不及待地过早宣布再也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了，到如今，虽然我们仍然不敢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群体，但个别走资派人物已经出现，并已经掌握了我国相当一部分政权资源，则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毛泽东观点的超前性，虽经他老人家一再和反复强调，这些观点仍迟迟地无法在党内达成共识(可在党内却又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举手赞成这些观点——但这个绝非出自于阳奉阴违，而是出于对自己领袖的信任而采取的一种不自觉的行动)。在大多数领导干部看来，象自己这样经过战火考验的人大多都是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能是中下级干部和一般群众。因此，在刘少奇等一线同志具体领导下（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虽然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放弃，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通过派工作组的方式进行，运动的矛头也主要对准中下级干部和一般群众。造成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局面。本来，毛主席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依靠、教育、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开展大民主的方式，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并集中力量整一小撮走资派；可他们却不去发动群众，不搞大民主，而是通过所谓扎根串连的办法，专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整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搞得人人自危，对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的领导干部却几乎没有触动或触动得很不够。毛泽东提出的建国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党的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可毛泽东同志向来就是一个不信邪的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不管有多么大的阻力，也不管这些阻力来自何方，哪怕是就来自自己的营垒内部，甚至来自他以往的战友和同志，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干到底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造就了一个中国男人的铁骨钢筋。于是，毛泽东愤怒了，他要彻底摆脱那个官僚主义阶层的一切束缚，他要直接依靠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奋力一搏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党的建设的群众运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遏制地开场了。没想到，运动一开始，阻力就是如此地大：一个堂堂的党中央主席，连想在北京发一篇文章的地方都找不到。逼得老人家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去组织和发表。而北京市呢？那可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退居二线了嘛。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人一走，茶就凉”。这不，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已经凉了。气得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由于手中的资料不全，请原谅笔者这里的时间点可能把握得不太准确，但事件本身绝非笔者臆造），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气愤地说（大意）：我还是公民、还是党员吧？总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吧？这一段话，到了今天那些精英们的嘴里，很可能又成为他们污蔑毛泽东独裁、专制的铁证。可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如实地告诉人们这是毛泽东的一次无奈之举的。很可能是这样一来才有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是采用老办法——派工作组到清华、北大等高校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哪里是在领导文化大革命？分明是在镇压群众、镇压文化大革命嘛。于是，毛泽东公开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把矛头对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一时之间，漫天的大字报贴满清华、北大两校校园，贴满全国，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组织——红卫兵纷纷成立并遍布全国城乡的大街小巷，到处破四旧、立四新，斗“走资派”，扫牛鬼蛇神……为了把声势搞大，毛泽东又以无以伦比的胆略和气魄，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公开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小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即刻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燃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毛泽东又趁势视察大江南北，他满怀革命激情地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可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形势的发展竟然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的挑拨、鼓动和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老干部的暗地里纵容下，各级政府一片瘫痪……毛泽东原计划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还不见有收网的日子。直到毛主席逝世，才由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实际上仍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样，可以说五七年整风运动失败或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没有看清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从而紧紧地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放，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全力以赴搞好整风；反而仍遵循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思路，不适当地转向，去全力进行反右斗争去了——杀鸡用牛刀，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失败，则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没有在整顿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队伍上下功夫，反而不适当地把矛头对准下层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民主自然也开展不起来了，使整个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倒是让大民主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但由于对党的领导队伍的现状做了过于悲观的错误估计，使党没能对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实施有效的组织领导，并被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失败，问题仍然出在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能予以正确把握上。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所开辟的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搞好党的建设的道路，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它仅仅是一次失败了的尝试 ——就与同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精神仍是永存的一样。一、它体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崇高理念。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是启蒙学者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在他们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工人要与腰缠万贯的资本家谈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即使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老板和雇佣工人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完全平等。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们之间实现了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完全平等（我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一种人人都享有对生产资料完全平等的所有权的那样一种所有制形式），人人生而平等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想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紧紧地握着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当掏粪工人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曾经被传为一段佳话。但真正体现了这种人人平等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大民主的形式之中。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资格新老，只要认为你是拥护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你就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尊重；只要认为你是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了损人利己行为的，你就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摒弃。这就给了任何企图以老革命、老资格自居，处处高人一等，动辄就摆官架子、训人、骂人等的官僚主义者们以致命的一击。——尽管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提过人人平等的口号，反而反对这个口号。二、它给了毫无背景的最下层群众以最真实的政治自由特别是有效地监督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承认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各国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的。但是，当人们要想真正享有这些自由权利时，往往都会受到种种不应有的限制。有人可能会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动不动就会因为一句不适当的话而被批斗，这是事实。特别是谁说了一句被认为是对毛主席不恭的话，必被批无疑。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本就没有任何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而上述限制，当然不合理，甚至很荒唐。但除此之外，每一位公民不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真实的政治自由，而且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这些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能想象的。在一个最下层群众都享有这种真实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每一个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当然都会受到极为严格的监督。他们可以千方百计地躲过纪委、监察机关的目光，却难以完全躲过人民群众的眼睛。在这种严格的监督下，多少个刘青山、张子善也不敢胡作妄为的。在这种自由体制下，不仅可以保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得以不断地强化，而且更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最好的爱护和保护。据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人竟将一位老干部走后门把熟人的子女送到大学的事提到日程上来了。今天的许多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可能都会觉得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特别是听说做这件事的人还是臭名远扬的四人帮，更会为这个老干部鸣不平：四人帮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配给革命的老前辈提意见！可人们忘记了，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为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的办。四人帮的确是十恶不赦，但在这件事上，如果是真的，你就得老老实实地认错。即使他们是别有用心，也丝毫不能掩盖你自己的错误。而且，任何人做错了事，都必须做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而绝不应该找任何理由为自己辩解。还要看到，任何人的蜕化变质，都是从一些小事上的不检点开始的。老干部对人民有功劳那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将来。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监督权，套用毛岸青的话说，这正是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的地方。也只有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永不变质，保证人民的江山不改变颜色。三、它第一次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民主这个东西，至今已被西方国家捧上了天，吹破了天，好像只有它们才是最讲民主的，并把民主当成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的一根大棒。我认为，民主这个东西，从本义上说，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今天的西方，所谓民主，按照列宁的话说，充其量只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代表整个统治阶级去镇压人民。在西方，自古至今，最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享有过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情况下，最下层的人民群众才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尽管是在扭曲的环境中享有的，而且很不完善，存在着种种弊端。当时在农村生产队的队长和在工厂的车间主任都是由农民和工人直接选举产生的，或者必须在充分听取工人、农民意见的基础上由上级决定，但工人、农民都享有否决权。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工厂车间的生产计划等重大事项都要通过工人、农民来制定，生产队长与车间主任都不能个人说了算。农民的劳动报酬——工分也要通过自报公议的方式来确定，生产队长无权自己决定。特别是当时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都实行老中青和军干群两个三结合，即都有青年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其中的群众代表和青年代表往往不久前可能都是平头百姓（尽管这些人往往是造反派的头头），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做并不是很成功，而往往是极其糟糕的。但它起码提供了让人民群众直接当家作主的一个模式，或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而且它有利于打破论资排辈的封建特权思想，是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的直接体现和伟大（虽然是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保证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能一刻也不脱离群众，避免官僚主义和蜕化为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个人认为，这样做，即使对我国今天和今后仍有借鉴和不断摸索实践的意义。当时在中央机关就有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工人出身的吴桂贤和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王洪文其人同历史上的向忠发一样，自然是不值一提。吴桂贤、陈永贵文化水平都不高，但他们也不仅仅是作为劳动模范在起作用，虽然他们在文革中都有自己的错误。但陈永贵就能果断地决定为山西昔阳县四清中挨整的干部平反；履行承诺，免除全县所有人（包括地主、富农）所欠借国家备战备荒粮食债务等，就说明其具备了做副总理职务的起码素养，或者说他起码比陈希同、成克杰这样的贪官胜强百倍。四、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同党的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一些造反派成员混进了党内，这是必须予以否定的；但它提出了吐故纳新的正确主张，仍然是今后我国党建工作应该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伟大的列宁曾强调，世界上只有我们共产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只追求党员质量；名不副实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这一论断是很英明的。有人说，当年的苏联在只有几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有几十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在有了几百上千万党员的时候，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自己的垮台。这样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实践已经证明，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是不行的；关起门来搞党的建设也是不行的；搞党的建设不经常地吐故纳新更不行。必须打开大门搞大民主，才能永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前所说，共产党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政权，又有强大的民心支持，我们就不应该害怕有人利用大民主从中捣乱。这里顺便提一下，决不能改变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允许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入党，因为毕竟资本家阶级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还是对立的。除非他已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无条件地交给国家，又经严格审查，确定他具备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一员的条件。同时，对那些严重脱离群众、存在大量贪污、受贿、索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犯罪嫌疑的人，对那些根本不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过攻击、污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应毫不犹豫地劝其退党或清除出党。不要担心没有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否则，共产党蜕化为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可就指日可待了。五、它在一定程度上焕发了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大民主的结果，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的。但由于一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基本群众还只是极少数。而那些受到冲击的所谓走资派，因为实际上大多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自己所受到的委屈大多还是能够正确看待的（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原谅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再加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我国广大城乡基本上实行了免费教育，城市有公费医疗，农村普遍推行合作医疗，并采取了干部走五七道路、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缩小工农、城乡、脑体差别的措施，以及一旦群众有了气又可以及时地予以发泄，使得那时我们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或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并没有加剧，反而有所缓和。大民主的开展，并没有给共产党的威望造成更大的损害，我们党不费一枪一弹，就妥善地解决了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粉碎四人帮更激起了全国上下一片叫好声，就是明证。所以，从总体上看，在大民主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挫伤，反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焕发（但不能轻估文化大革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混乱）。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深入开展，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使得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除了个别年份外仍然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为我们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民族腾飞奠定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六、它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民心，使中华民族成为让超级大国需仰视才见的巨人。大民主的开展，当然会引起国外敌对势力的谩骂，和个别国际友人的不理解，特别是一些人利用大民主冲击英国代办处，冲击我国外交部，更是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但由于我们一贯坚决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制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理论原则，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正义事业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广泛地赢得了民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敌对势力对我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国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还打退了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我国的侵略；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迷梦。美国尼克松总统早早地伸出手来与周总理握手和此后为周总理披上大衣以及对毛主席的深深敬佩之意，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仍然都会历历在目。这也为以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准备了基本的国际条件。 …… 总之，大民主是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能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最宝贵或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如果说，普选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权分立制，都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话，那么，大民主则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大民主没有使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反而使它走上失败之路，并不意味大民主不好，而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大民主体制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搞了大民主却不能使文化大革命摆脱失败的命运，重复地说，我认为还是因为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没有解决好。我们知道，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方面。而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充其量只有不完全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几乎没有系统、有效的组织领导。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但说得刻薄一些，在党的建设方面却几乎是乏善看陈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把大民主这一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遗产完全彻底地丢掉了，不明白大民主乃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好、最灵验的锐利武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搞过整风、“三讲”、“保先”等等，虽不能说是完全无效的，但基本上还仅仅是走了过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虽然也会产生一些成效，但恕我直言，指望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没有抓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勇敢地拿起大民主这个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这一最强有力的武器。今天，如果我们能下决心统一全党的认识，能集中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勇于实践，奋力探索，一定能建立起切实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特点的大民主运行体制，并不断地把大民主体制发展、完善起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到那时，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和民主的指责开始仍可能会很激烈，但必定是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没道理、越来越遭唾弃。这将成为我中华民族对人类解放事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毛泽东生前那么看重他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实在是因为这第二件大事比第一件大事确实更伟大、更辉煌、更加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