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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败了吗?为逝世38周年而写

火烧 2014-09-12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探讨毛是否失败,分析文革中毛如何通过民众对抗官僚集团,揭示其革命路线及对后世的启示,强调民众力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关系。

  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毛不是神,他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

  毛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他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这就是所谓的“扛着红旗反红旗”。从根本上说,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领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团的欢心,则必败无疑,即使是伟大如毛也不例外。

  其实当年毛就说过,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事实也是如此,任何阴谋诡计都是见不得阳光的。“扛着红旗反红旗”,虽然捣鬼有术,却也有限。

  然而,为什么毛不能把左派扶上马呢?不在于官僚集团的小动作,也不是毛一时心软,错信了“永不翻案”。我想毛知道,只要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的。为了实现工业化,需要官僚政治这一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官僚政治不仅是作为强制力量,而且是作为现代管理方式取得历史的委任状的。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组织愈来愈庞大,行政事务趋向复杂化,需要设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组织,需要特殊的官僚阶层担当此任。

  从这个角度看,毛似乎是被惩罚的普罗米修斯,他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白费力气。毛不是不知道这个结局,他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历史会倒退,右派会上台,会把他打得粉碎。后来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自己就承认文革失败了,否则为什么要再来几次?无非是经济程度未足,民众积习太重,因而缺乏大民主的前提,只能够把政权交给官僚集团。

  “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还有另一层意思,即通过不断的冲击和积累,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众的意志。到了那时候,就可以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在后毛时代,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那种领袖。文革连这一点点政治遗产都不能保全,可谓是惨败了。

  虽然当局对文革的态度是“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支脚”,让文革永不得翻身。然而,历史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众和知识分子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右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认为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甚至觉得主席老糊涂了!但这些大部分在今天则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

  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他预言右派在台上不会太久:“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当年苏联工人农民眼看着苏联红旗落地,没有谁说一句话。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受到教训了……当统治集团倒行逆施造成民众左转时,他们马上就想起了毛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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