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资本冲突”加剧西方内部政治变局

　　2019-08-06 00:33 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9-08/15254859.html

　　郑若麟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因素。同时，在这场大变局中，西方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引起越来越多关注。西方的两大资本力量，即民族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正产生严重的利益分野，进而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局出现空前危机。这一格局在美国已成为现实，并正在冲击整个国际关系的态势。

　　美国产业资本19世纪末就已出现。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际，美国金融资本也悄然诞生。也就是说，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很快超越美国国界成为跨国力量)便形成了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从那时起，这两大力量板块时而携手、时而冲突，一直在影响世界格局的动向。到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开始时，这两大力量板块处于同一阵营。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这两大力量板块对世界发动的是一场“经济殖民”。因美国大幅领先其他大多数国家，这两大力量板块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

　　后来导致西方内部这两大资本力量利益分野的关键因素，不是国家间的权力之争，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新一轮全球化导致的后果。这也引发有关全球化本身的争议，并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

　　按照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的描述，新一轮全球化可分为1985年开始的“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开始演变成“痛苦的全球化”以及2014年—2015年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三个阶段。正是这三个阶段使西方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从一致走向分道扬镳。

　　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西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道，对全球、也包括开放中的中国进行全面经济扩张，获取巨额利润。西方一度以为，中国会像印度一样，永远成为廉价劳动力供应基地和消费品输出市场。如果那样的话，全球化将会永远按照那种模式运行下去。

　　但西方和美国没想到的是，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里快速在生产竞争中赶了上来，成为西方在全球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由此在本世纪初，西方开始了“痛苦的全球化”阶段。中国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国家，加之一些国家内部“脱实向虚”，导致其制造业大幅衰退，进而引发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浪潮。更令西方始料未及的是，就在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很快突破中低端制造业框架，开始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形成对西方产业资本更为直接、更强有力的竞争。于是从2014年、2015年开始，被拉米称为“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阶段便开始了。

　　这时，美国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正在形成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全方位挑战。在这种认知的影响下，声称受到中国强力冲击的美国和西方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全力反对全球化。但与此同时，跨国金融资本继续在全球化中获利。这就形成了美国和西方的产业资本反对全球化、而跨国金融资本继续支持全球化的格局。两者利益分野，成为新的冲突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西方内部同时也在发生政治色谱的急剧变化：传统的“极左—左翼—中间派—右翼—极右翼”的直线型政治色谱，正演变成一个圆环型政治色谱;过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划界，演变成以反对或支持全球化划界，形成产业资本与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极左翼民众联手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局面。这一政治色谱有个“诡异”之处，就是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反对全球化立场上形成统一战线，比如美国政坛上一些右翼甚至极右翼的产业资本代表得到中下层左翼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民众全力支持。

　　事实上，很多我们用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划界无法解释的现象，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来划界，往往能看得更清楚。其中包括当前美国政府一系列看似荒诞、实际目标明确的行为。比如对华挑起贸易战的同时也对加、墨、日、欧等盟友发动贸易战;比如频频“退群”(因为这些“群”都是全球化的结果);比如反移民、反企业外移等等。美国今天支持“美国优先”旗号下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主要来自产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而反对者则基本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的阶层，他们都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其实，美国中下层民众反对跨国金融资本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还记得“占领华尔街”运动吗?当年99%反对1%的情形，现在仍在发生，并已结出政治果实。

　　发生在美国的事，也在西方其他国家上演，比如意大利就选出了一个极右翼政府。只是在法国、德国等国，由于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更为强大，所以还没形成执政派别的太大变局。但政治格局本身也都在经历深刻变化。在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反对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23%的选票，而支持全球化的中间派政党、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得票率为22%。法国政治态势也在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而非传统左右翼来划界了。而在全球化问题上立场相对模糊的传统右翼共和党和传统左翼社会党，都未能获得超过10%的选票。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世界格局。今天的世界正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分裂成两大阵营，如果主要源自西方内部的这种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冲突继续蔓延，不排除有一天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冲突，甚至取代冷战至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格局。(作者是旅法资深媒体人)

　　张燕生：全球产业链将走向碎片化

　　2019-08-06 00:33 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9-08/15254861.html

　　张燕生

　　在贸易、投资和技术保护主义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共同作用下，原本以国际工序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合作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三链”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综合物流基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第一个特征是分散化。像美日欧这样的经贸大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将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两个板块性新变化：首先，贸易战博弈的主战场是在大国间竖起一道道关税墙、科技墙、断供墙。当出口企业遇到关税墙时，将被迫走上原产地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之路，选择一些没有受贸易壁垒影响、物流方便、区位优势合适的中小国家做出口替代。否则，将会失去美国等大市场。其次，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战威胁将促使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之间加速零关税、零壁垒的对等开放。国际市场格局将进一步碎片化，出现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的分裂状态。

　　第二个特征是本地化。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劳动力，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对国际资本的诱惑力，更贴近市场、更贴近需求的本地化生产格局成为一种新趋势。

　　第三个特征是区域化。如美墨加协议、日欧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日贸易协议谈判、CPTPP等。排他性区域协定也对全球“三链”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如美墨加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中更高本地含量要求、“毒丸条款”等，都会割裂全球“三链”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联系。

　　美国的贸易霸凌将迫使受其影响的各国企业陷入混乱和困境，一些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规避美国关税墙或保护主义壁垒的出口基地作为生产的“原产地”，这部分企业很可能与美国监管部门展开猫捉老鼠的博弈。而那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下，可能会进一步采取与美国相似的保护政策。这样一来，更多国家将由过去主张基于多边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转而强调本国优先、“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式的开放交易，所谓的“对等”就是以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为威胁，强制要求贸易伙伴将关税税率降低到与美国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水平，来维护“美国优先”所需要的利益。这将迫使中国转而采取促进强大国内市场的对策，扩大内需来抵补外需形势恶化带来的损失。

　　在分散化、本地化和区域化趋势作用下，中国市场一定是全球市场驱动型、效率驱动型、资源驱动型资本的主要投资地。相较于欧美两大发达地区的低增长率，中国市场展现出强劲的韧性、成长潜力以及强大购买力，未来几年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同时，与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合作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东盟国家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例已接近30%，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是达到接近两位数的9.7%。而东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这一趋势影响下，中国企业对欧美市场出口将进一步推动原产地与出口市场多元化，未来中国对欧美出口将发生在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

　　出口市场多元化也意味着中国一部分产业将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交换，国外新流入中国的资本更多是高技术服务业，而中国对海外投资更多是配置实业产业。如果未来新签署的FDI(外商直接投资)都是高技术服务业，而ODI(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实业投资，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因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国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带来的国内产业脱实向虚状况。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转型的阶梯式上升是从农业经济转移到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转移到服务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而美国这次危机带来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欧美产业上升到知识经济以后，国内出现了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空心化现象。在“三链”重新布局的新趋势下，中国时刻要注意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避免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受大环境影响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现象。(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