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央视女主持的奢侈生活说起

从央视女主持的奢侈生活说起　　

近日，笔者在一家主流网站的博客上见到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配图文章——《央视女主持的奢侈生活》。此文详尽介绍了几位央视当红女主持高档消费的奢侈生活。她们中，有的拥有价格令人咋舌的座驾和多个名牌手包；有的拥有多辆一流名车和相当一流的名贵皮毛大衣；有的拥有名贵的红珊瑚饰品和价格昂贵的爱马仕手提袋；有的拥有一档欧陆风情的豪宅，座驾更是一辆接着一辆换。不过，这些央视女主持之于拥有“五个亿都不卖”的私人会所的另一位央视男主持，之于拥有价值两个亿的私人专机的某大牌笑星，之于年薪高达数以百万计的国企老总，之于资产数以亿万计的超级富豪而言，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再说，这些年来，人们对各类媒体上诸如此类炫富的新闻爆料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也许，唯独我这个孤陋寡闻、不识时务的老朽少见多怪，故而要在这里发表议论。窃以为，这些新闻爆料的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传播的价值，但是，此类现象所反映的社会弊端，倒是值得我们认真议论一番的。　　

弊端之一，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前所未有的贫富两极分化。上述生活极为富裕的高收入群体，显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如果这一部分人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率先由穷变富的，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并不一味追求均贫富，而是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要求最大限度地缩短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差强人意的是，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了，可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占全国人口的比率，至今还不到1%，而他们却占有70%以上的社会财富。相反，90%以上为建设国家付出艰辛劳动的中国人，仅占有30%的社会财富。他们微薄的人均月收入，与央视几位女主持和其他央视主持人20万左右的高额月收入（尚不包括他们的特殊津贴、奖金和出镜化妆费）相比，尤其是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亿万富翁的巨额资产相比，少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据　12月1日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日前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以2300元的扶贫标准匡算，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有1.28亿（尚未包括因国营企事业改革而失业的数千万“　4050”　城市贫民），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的近1/10,比2010年底的2688万贫困人口增加了1亿多。全国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仍在贫困线以下。另有资料显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可以说，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和某些群体的经济收入过度扩张的结果。虽说目前的两极分化尚未严重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程度，但也确实到了“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地步。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第111页《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这，也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甚至连近期在华尔街游行抗议的美国青年，都奋起高呼“我们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众，而我们无法继续容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贪婪与腐败”的口号，更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大众，就更无法继续容忍同样的贪婪与腐败。　　

弊端之二，离谱的高收入有悖于社会主义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曾记得，工矿企业体制改革伊始，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口号叫“上岗靠竞争，收入凭贡献”。这句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宗旨和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谁想得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谁就得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更高的真才实学；谁想获得比他人丰厚的收入，谁就得对企业对国家做出比他人更多更大的贡献，付出比他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一句话，“竞争”、“贡献”和“按劳分配”给予每一个劳动者的机会是均等的。然而，现实中那些获得超高月薪、年薪、奖金、补贴等收入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并非都是由他们所付出的高于他人的劳动量、劳动价值及其对国家的贡献所决定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由他们所在的一些特殊的垄断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说得具体一点，是由这些行业所垄断的得天独厚的权力、权利及其所产生的财力资源所决定的。有道是“日进斗金”，钱赚得多来得快，当然就有条件发得多，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由此可见，这些特殊行业进行社会财富的初次和再次分配，压根不是根据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是根据一种扭曲变相的“赚得多分得多”的按”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的。比如说，以央视为龙头老大的广电行业每年收入的巨额广告费，便足以支撑其工作人员的高收入待遇。据报道，2012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会的预售总额创下了18年最高纪录，为142亿，较去年增长15亿，再次跑赢GDP。专家认为，“央视招标十八载，已经由‘经济晴雨表’变成‘豪门盛宴’”。所以说，这样的超高收入是“离谱”的，是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如此这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机制，甚至已经突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传统观念的底线。　　

弊端之三，过度炫富的舆论导向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利于践行重在改善民生的治国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其增长的速度和幅度仍然明显低于GDP的增长。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出了几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忘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均财政收入1166美元仅为部分发达国家的8%，我国至今仍有近1/10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个基本国情。《新华每日电讯》有关报道还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这个国情,特别是那些想向公家的钱伸手、想向群众吃拿卡要的人,想想那些生活还比较艰难的困难群体,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相当于多少穷人一年的口粮。牢记近1/10人口仍是贫困人口这个国情,有利于继续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扶贫工作”。 人民日报于11月7日发表的《高福利离我们有多远》的报道称，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元，今年有望超过10万亿元。在资金的分配、使用上更要把百姓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分清轻重缓急，确保资金优先用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领域，让更多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笔者认为，对于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我们的媒体不要总是单纯报道他们的巨额收入，炫耀他们所拥有的个人资产和奢侈生活，应该重点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凭借自己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非凡贡献而逐步致富的过程；应该重点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自己富起来的同时，是如何帮助贫困地区或贫困者致富的。此外，更应该多报道一些我国90%以上尚未富起来的终年战斗在工农业生第一线的劳动者的先进事迹。这样，兴许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更有利于激励人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