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劳动拯救劳动者

　　三轮车

　　刘好是个蹬三轮的。

　　若是他是个毛泽东时代的蹬三轮的，即使他只是个蹬三轮车的，那也没什么好自卑的。蹬三轮车那也是工作，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他是自信的、自豪的。因为他知道，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公。

　　可是，不幸的是，他蹬三轮车的时候不是毛泽东时代，而是1994年以后的年代。

　　要是我们不是很健忘的话，就应该都还记得，2003年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大雨滂沱，一个三轮车夫载着一个胖女人，奋力的蹬着。跟这张照片一起流传的还有一个，就是才16岁的民工背着满满的一筐煤，满面尘垢。当然了，在主流媒体的眼里，这样的小人物、小事情算得了什么呢，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吗？中国这么大，民工这样多，下岗工人这样多，谁不是在这样过活呢？有什么好稀奇的？

　　确实，如今的年代里，这事一点都不稀奇。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个朋友的事情。1994年，正是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招工上班去了，大家都很羡慕。而当我大学回家去找他的时候，他宿舍里原来整夜整夜跟他打麻将的同事们都蹬三轮车去了。曾经站在街头趾高气扬的喊“三轮”的人，终于也改行蹬三轮了。可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多少还是有那么点道理的。

　　为什么是三轮车，而不是出租车？三轮车是一种身份。蹬三轮车的跟开出租的感觉就不一样，收入当然也不一样；坐三轮车跟坐出租的感觉不同，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在那些号称已经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城市里，是没有三轮车这种不入流的交通工具的。

　　2002年，我刚到杭州的时候，还能多少看见一些三轮车，但到2004年春天的时候，所有的三轮车都被淘汰了。我还记得，一个三轮车夫驾着一辆三轮车，在号称杭州的华尔街的庆春路上漫无目的的游荡，上面糊着纸，写着“三轮车是绿色交通工具，不应该禁止”。风一吹，纸就在风里来回的飘。那场景，就象是《兴唐传》里杨广登基的时候伍建章上殿哭丧一样，很杀风景。不用说，没多久敬业的警察同志就勒令他把那些影响市容的纸都撕掉了。至于三轮车，没当场没收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早点骑回家，好歹还能卖两个钱买米糊口。

　　所以，那是在北方，在河北的保定。只有北方的城市里，我们还能看见三轮车，在号称发达的南方，三轮车是早都不准在马路上影响市容了。至于乘客，就越发不用说了，起码CEO是不会坐一辆三轮车去上班的，小资产阶级白领也不会，只有坐公交车也只坐1块钱的小市民们才坐。——不坐这个你还想坐什么？每个人都开汽车，资源能有效配置吗？

　　十年

　　更准确的说，刘好不仅是个蹬三轮的，还是个下岗工人。

　　刘好不是天生来就蹬三轮的，他曾经是个毛纺厂的工人。正是在毛纺厂的日子里，他有了国家分配给他的一间单身宿舍，靠着他近乎懦弱的善良赢得了厂花贺文丽，把她变成了她老婆。虽然条件是她要接受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但能得到厂花，怎么说也是种光荣。

　　在一场名为改革的事件中，他是一个彻底的输家。厂里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留一个，夫妻双方必须有一个人下岗，于是刘好自动的把工作机会让给了老婆。没过多久，从前一直欺负她老婆的男人从厂里出来了，开着崭新的SANTANA2000——在那个年代，这辆车是很阔气的——又找到了她。

　　老婆跑了，留给他的，是一个从来不管他叫爸爸的孩子。他骑着自行车在大街无目的的游荡，失魂落魄。曾经拥有的，瞬间就失去了。人世的事情变化得多快！前一天还是无产阶级工人，《宪法》上规定的国家的主人公，一转眼他就成了下岗工人。好在中国的方块字比较多，还算不是失业者，只是“下岗工人”。

　　他从毛纺厂的工人变成了一个蹬三轮的，从这个国家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看见人就要躲的三轮车夫。这个过程发生在在一个号称“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时代，真是讽刺。难怪“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的时代在这部片子里居然用的是灰色调。因此可以断定，“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里的“我们”是肯定不会包含刘好这样的人的。就算是出卖廉价劳动力挣钱的农民工都算进去，刘好们也算不进去。

　　按照何清涟在1998年的估计，刘好这样的人当时有2.56亿。

　　从官方1949年以后第一次公布失业人数的1992年算起，到现在已经13年了。如果是从大规模下岗现象出现的1995年算起，今年刚好10年。股市里的千万富翁换了一拨又一拨，一度名闻天下的德隆也经历了他的辉煌走向了没落。可是10年了，刘好一直是个蹬三轮车的，没变过。

　　拿文人学士们的话说，这个过程叫“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这点小疼痛算得了什么，还不是小CASE？对忙着终结历史的“思想家”们来说，这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利益重新分配嘛，总要有些人失去，有些人得到，谁都不想失去，怎么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让刘好们下岗、让陈红们卖菜，“体脑倒挂”这样严重违背历史规律的现象怎么能杜绝？

　　在一定时间段内，社会的财富总量总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增加太多，所以，当有人富起来的时候，肯定就有人穷了下去，就象股市游戏一样。——这是我爱好哲学的朋友石勇的话，还真哲学。

　　按照文人学士们夸大了的估计，文化大革命让5000万人遭到了迫害。我们假设每5个受迫害的人里面就有一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那么这5000万人里有1000万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他们都下了岗进了牛棚。就凭这1000万人在牛棚的故事，我们的文学史上有了一个长达30年的文学现象：伤痕文学。真是“往事并不如烟”啊！

　　可是，2.56亿失业的人呢？……一定会有人马上反驳说，2.56亿是估算出来的，连潜在下岗的人都算进去了。好，那么我们还是按20％的比例来算，假设何女士估计出来的数字中，每5个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正下岗了的，这个数字也有5000万。谁抚慰过他们的“伤痕”，谁为他们每个人写一个“牛棚日记”那样的“蹬三轮车日记”？谁为他们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如烟”？谁来为他们写一个“革命年代的爱情”那样的“下岗年代的爱情”？

　　有网友评论宋朝历史说的好，宋朝就算是有万般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有“善待知识分子”这一点就足够后来的知识分子们怀念和颂扬了。诚哉斯言！谁让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来书写呢。

　　富人

　　总共就两个富人。说他们是富人，其实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们都开私家车。在南方，私家车并不少见，但在北方，开车的人总是什么长什么总的，别说是穷人，就是一般人，也开不起车。

　　张一浪，外号叫野狼。第一个富人。他看上贺文丽的时候，刘好还在毛纺厂当工人。他对贺文丽耍流氓的时候，刘好几次三番坏了他的好事。终于，他“进去”了，早已被强暴并怀孕却不愿意堕胎的贺文丽赶紧主动送货上门嫁给了刘好。没多久，他就出来了。开着SATANA，找到了贺文丽。刘好都下岗了，还守着干什么？贺小姐当然很聪明，选择立刻跟着野狼走。至于孩子，就留给那个冤大头刘好吧，反正他当冤大头也当习惯了。

　　姚先生，刘好从不管自己叫爸爸的儿子刘小好的同学姚亚男的父亲，保安叫他“姚总”。第二个富人。刘小好的同学张大嘴的姐姐跟过他一阵子，属于傍大款性质。傍大款的事情总是千篇一律，没多少新意，今天开始明天就结束，三分钟热潮过去，就什么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有钱的人看中的只是长相，当出现审美疲劳的时候，下一个小密就会出现。至于感情，那是谈不上的。但是电影安排她去卖菜过日子，是不大合乎事实的，其实现在的女孩子都想得很开，有钱的人不止一个，这个厌烦了，另找一个再开始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为这事寻死觅活，也太不值得了。——所以说，“身体写作”的作家们应该感谢人家姚先生们才是，全靠了姚先生们创造素材。

　　富人就是这样，为富不仁，始乱终弃。总共就两个开车的富人，怎么都不是好人呢？

　　其实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现在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原来说国有企业怎样效率底下，国有企业工人怎样出工不出力的那些话全都是瞎说。当年真正下岗了的人，往往不是“出工不出力”的懒人，恰恰是那些平时比较听话、遵守纪律、勤勤恳恳的人。只有他们才会乖乖的听话，让下岗就下岗，一点不闹事，一点不上访，一点不去政府门口静坐。就算是真有几个，那也是实在被逼得没路走了，只好铤而走险上访什么的，动刀子那是不至于的，运气不好的还得被有关部门解送回乡教育一番。听当警察的朋友说，这二年他们的工作是很忙的，其实也不难理解。天天有人上访，月月有人闹事，按下葫芦起来瓢，怎么能不忙呢？

　　要是野狼下了岗，后果是可以明确预见的。领导们当然心里也很清楚，让他下了岗，保不准哪天自己的车胎就爆了，说不定哪天自己回家的时候就挨了一刀，流氓无产者可是不太讲温良恭俭让的。只有刘好，下了岗就去蹬三轮，房子小有房子小的过法，收入低有收入低的活法，没老婆也没关系，大不了天天上婚姻介绍所、相亲就是了。至于说反抗，那是还不至于的。

　　拿精英知识分子们的话说，这叫“仇富心理”，是罪大恶极的。不过不要紧，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富人们是怎么富起来的。野狼既然敢拦路打人抢老婆，当然就敢走私贩毒、坑蒙拐骗。在一个商品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这样的人想不富都不行。刘好下岗的时候，就是毛纺厂改革开始的时候，野狼成了先富起来的一分子，刘好就成了先穷下去的一分子。这就是改革的辩证法，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代价是一部分人穷下去，而且还不许说不字。谁要是上访、静坐，那罪名可就大了，叫危害社会稳定。谁要是想怀疑这个逻辑的合理性，罪名就更大了，是反对改革开放。

　　当然，小盗盗钩，大盗盗国。与后来的人比起来，野狼这点小能耐实在算不上什么。折腾了半天，不过也才只开了辆SANTANA，会富的人早都开奔驰宝马去了，哪轮得到这种破车出来丢人显眼。他还得干违法的勾当，躲躲藏藏的过日子，高手就不会。君不见MBO乎？人家把原来属于集体的财产搬到自己腰包里，不但一点风险没有，有关部门还得奖励，说他们是改革先锋，搞好了还可以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如姚先生。看起来可是堂皇的很，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车子是奔驰，被原来的小情人的弟弟骂了，不但一点不惭愧，还可以理直气壮的质问老师：“你是怎么教学生的”？老师连个白眼都没敢翻，这才叫本事。

　　终于，有人说“我就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男孩”了，引来的就是一阵一阵的口诛笔伐，从学历到收入状况，被人翻了个底朝天。至于富人，那是根本碰不到毫毛的，连出场都不用，就有人出来断喝一声：要善待企业家！说起这个，富人豢养爪牙的远见卓识还真是让人不能不佩服。爪牙们的嗅觉之灵敏，我等深受愚民教育毒害的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只有叹为观止的份儿。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年走狗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连下岗工人的子女们也相信，只有资产阶级企业家才能养活无产阶级工人，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能力压榨自己的劳动力了，自己才能混口饭吃，不至于饿死。鲁迅说，中国历史上一向来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且是每个人都巴望着早点当上奴隶，不要流离失所，不要弄到北京大学毕业又去卖猪肉。

　　做奴隶也需要做奴隶的事情得干，比如说主人忽然心血来潮，要当世界工厂了，奴隶们不光得更加拼命的干活，还得学会政治表演；主人们又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奴隶们赶紧跑出来举手做同意状来换几块抽烟的钱；到主人们想要“参政”了，奴隶们就赶紧跟着走狗们吆喝宪政、人权一类。后来有一天，主人不高兴了，卷着钱跑了，奴隶们拿不到工钱，这才想起来要反抗了，于是就上街阻塞交通，达人君子们就出来说：讨工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影响公共交通就不对了云云。以夷制夷，用走狗对付奴隶，主人们的安排还是很周到的，又是该佩服的一件了。

　　总之，对富人们的景仰真是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如黄河泛滥，连绵不决……

　　贫嘴

　　“你把马达开开。”

　　“开了马达污染环境，这都不知道，亏你还上学呢。”

　　“拉倒吧，不就是想省点儿油啊？”

　　“你说对了，就是省油。你没看见中东天天为了石油打仗啊，我不用油，我看你们还打不打。”

　　师傅们真的是越来越幽默了，幽默到了会“没事偷着乐”的地步。

　　不幽默还能怎么样呢？都下岗了，蹬三轮车了，不给自己找点乐，还每天怨天怨地的，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既然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是伊壁究鲁，那快乐一点就算不上什么大错。象《渴望》这样硬煽情总归是不行了，“大厂电视”也糊弄不了人了，日子总还是要过的，人总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无所谓责任了，乐得过快活日子，那就不如贫嘴吧。三轮车不妨说是“只比大奔少只轮”，失业了不妨换个说法叫下岗。笑一笑，十年少。

　　自嘲是一种自我解压机制，这一点毫无疑问。贫嘴就是一种自嘲，这一点也没问题。那么，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为什么曾经的共和国的主人却需要用自嘲来自我解压？

　　如今看来，过去的30年的如果说真正发生了一场改革的话，那么这场改革的成就与经济增长无关，与GDP无关，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势消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产，尤其重要的是消解掉了工人、农民们的阶级意识。各个击破，这是官府镇压造反的一贯战术。

　　这一点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与历史记忆分不开的，阶级意识的坚守则要求分享共同的历史中的荣耀与悲伤。因为这荣耀与悲伤不是属于某个个体的，而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而这30年间进行的一项最为浩大的过程便是“重写历史”。正是对历史的所谓“重写”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事被颠覆了，工农群众从历史的主体变成了客体，工人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被消解了，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了，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别人告诉他们的关于自己的样子。别人说你们是泥腿子，那咱就是泥腿子；别人说你是给我们打工的，那咱就是给人家打工的；别人说历史不是你的历史是我的历史，那历史就不是咱的历史；别人说你是穷人，要NGO来解救，那咱就等着被别人拯救。“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就这样。

　　工人与农民的联盟也随之解散了，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市民”，农民重新回到了“准小资产阶级”的状态。剩下的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在面对庞大的意识形态生产和维护工具，他们的孤独与无助是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工农群众“被打散了”。

　　正是下岗运动进行得最剧烈的时候，《从头再来》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歌之一。看起来这首歌似乎与《走进新时代》的叙事策略不同，但事实上毫无二致。《走进新时代》是对历史主体明目张胆的转换，对历史叙事的重新组织，而《从头再来》看起来是鼓励下岗工人艰苦奋斗再就业，事实上暗含着的意思是告诉工人，再指望依靠阶级的力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要一个人面对现实，振作起来。因此，“从头再来”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达方式，这种修辞策略中隐含着的是“一个人从头再来”的意思。

　　想想《咱们工人有力量》吧！为什么是“咱们工人”，而不是“你们工人”或“一个工人”？工人之所以为工人，工人之所以有力量，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知道，他是属于一个集体的，他与这个集体一起构成了一个阶级，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历史与现实，他们也憧憬着共同的未来。

　　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到《从头再来》，是从集体英雄主义到个人英雄主义的“漫长的革命”，是从集体到个体的嬗变过程，这才是千千万万的刘好们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的真实历史。

　　当主体已入黄昏，青春渐渐老去，刘好们也老了，剩下的只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聊以自遣。“你没看中东天天为了石油打仗啊，我不用油，我看他们还打不打”，这话背后透露着多少历史与现实的信息，又潜藏着多少辛酸、无奈，以及对过去的光荣的怀念？要知道，谈论政治不是天生来的基因遗传，而是对一种过往的习惯的继承。

　　卖菜

　　刘好相了很多女人，终于一个也没有成功，最后跟她结婚的竟然是一个落魄的乡下来的打工妹，一个卖菜的姑娘。

　　在这个习惯于把一切都看成商品交易的年代里，爱情成了一个古老的传说。贺文丽跟刘好结婚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后来跟野狼走了。杨倩与其说看中的是刘好，不如说看中的是他的那间小房子。女裁缝杨倩的梦想是开一个裁缝铺，刘好的房子卖掉，就够钱租一个门面开店了。当刘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拒绝了杨倩的性引诱。再接下来，就是刘好无意中救的打工妹陈红。最后，他们终于情投意合的结婚了。

　　请注意陈红的身份和经历。

　　她是一个打工妹，从乡下来，在一个工厂里做工，跟人谈恋爱，结果怀孕了对方跑回老家去了。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碰到了正在相亲的刘好。刘好本能的救了她，把她送到了医院，并为她垫付了住院押金。为了要钱但又不显得是为了要钱，刘好每次去医院找陈红，都会装做是去看望她。她出院后一直试图报答刘好，两个人就开始有了感情。

　　可以想象得出，来城里打工时的陈红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去外面的世界是为了实现梦想。谈恋爱对她来说，是一次乌托邦实验。当她怀孕又被抛弃的时候，因为梦碎了，她才真正的成熟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也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梦想是奢侈的，不属于她这样的人。所以，出院后，她跟着唯一的亲人表姐去卖菜了。因此，卖菜对她来说，是一次重生，是她的自我拯救方式。后来，当张大嘴的姐姐也被抛弃了的时候，也跟着陈红去卖菜了，卖菜又拯救了张大嘴的姐姐，一个时尚的都市女孩。

　　也就是说，只有劳动才能拯救劳动者。

　　他们结婚的那天，没有劳斯莱斯，而是三轮车。长长的一队三轮车，载着憧憬着新生活的陈红和刘好，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这是菜场小贩的节日，也是三轮车夫的节日。无论卖菜还是蹬三轮车，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他们是劳动者，他们都被劳动拯救了，又都用劳动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结婚不等于结束，刘好与陈红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虽然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终结，生活还得继续。但是，他们的新开端不仅仅是他们结婚，而是一个下岗的老产业工人和工人阶层的新力量——打工者——的结合。刘好的生活里注入了新的血液，陈红终于与老产业工人成了一家人。

　　一个新的工农联盟的时代到来了，这一次农民以无产阶级生力军的面目汇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结束的。

　　我相信，他们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