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小心被“锁定”了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将其翻译成“套牢”，也有人将其翻译成“锁定”，我自己认为翻译成“锁定”是罕有的贴切。

 

什么叫“锁定”？在经济学中，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转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又越生……”，就是一种自我锁定，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了这样的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圈，要摆脱起来就很艰难。但“自我锁定”要想解套，毕竟还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尽管也受到某些势力的批评，尽管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国际间公认的看法是，这种努力打破了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但一旦某个国家被“被动锁定”了，要想解套却不容易，所以我这里想着重讲一讲“被动锁定”。

 

先且撇开国家不谈，从小事谈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经历了一次非法集资后的痛苦。说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不是一个会轻易上当的人，但这次却主动上当了，因为对方并没有鼓动他将钱交出来。先是他的一位邻居在闲谈中说，最近因为购买了某家企业的所谓“内部债券”而发了一笔大财。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仅半年。于是他也动心了，让这位邻居从中牵线，也购买一些。出于谨慎，他先是购买了五千元进行试探，半年后，他如期从对方那里拿回了七千五百元。于是，他再购买了两万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万元。尝到甜头的他索性将准备用来买房子的二十万一股脑投入到了购买“内部债券”。但这次他却没有料到：半年后他被告知，他已经是“企业”的股东，投入的钱仅能收回红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进行“内部转让”：自己再去找能总共出资二十万的下线。为了收回本金，我这位朋友只能按“企业”的旨意努力寻找他的“下线”，后来，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这桩长期非法集资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受到了处罚。

 

从经济学上讲，我这位朋友后来就是被“锁定”了。用非经济学术语描述“被动锁定”的过程就是，对方先故意给你卖一个小破绽，让你尝到小甜头，其实同时也是设置了一个陷阱，等着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后使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对方摆布。

 

个人如果被“被动锁定”，损失的是单个人的利益。而某个国家某个产业一旦被“被动锁定”，损害的则是整个与此产业相关的百姓的利益。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美国某家著名的跨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与生产企业，为了在全球推广其转基因作物，刚开始的时候，它经常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或者建设生态农业的旗号，免费给这些国家的农民或者大农场提供转基因大豆种子，并且提供免费技术指导。这些转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产量远高于普通大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于是接受这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农民却不知道，他们的土地连续几年种上了这种转基因大豆后，由于这种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与抗杂草性等特性而影响了土壤的性质，使耕地无法再回种原来的建立在有机种植基础之上的传统大豆。这时，跨国公司赞助的面目撕下了：因为农民现在只能在土地上种植由他们提供的转基因大豆，而这种大豆的种子事先被该公司使用所谓“终结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无法繁衍下一代，因而，当初接受了该公司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只能依赖由公司提供的后继的种子服务及技术服务。这时，该公司便开始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及技术服务的价格提得很高，将可怜的农民剥削得几乎一无所有。正因此，当美国以解决饥荒为由卖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转基因产品时，2001年年底，24个非洲国家却向联合国发表之共同声明中指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常利用这些国家贫穷和饥荒的印象，向其推销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基因科技，这不仅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粮，相反的，基因工程只会加速全球性饥荒，农民被迫透过必须向类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购买种子恶性循环的方式来依赖跨国企业生存。这会破坏当地农民一千多年来的农业系统，并损害其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 。”这就是一国产业被“被动锁定”的一个突出例子。

 

还在整个国家与地区都被“被动锁定”的，这些国家与地区因为受发达国家的蛊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最后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种严重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拉美国家由于过分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自由市场化与私有化药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国经济都呈畸形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金融与经济危机反复发作。而一旦危机发作，只能更深的依赖于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每一次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本组织在提出援助时，都附加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很难以贸然答应的条件，但拉美这些国家却只能答应，结果，使国家又进一步走向深渊。最后，只剩下一个庞大的与美国以及国际资本穿同一条裤裆的上层，因为充当国际资本的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则苦不堪言。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所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这就是整个国家被“被动锁定”后所付出的代价！

 

由“被动锁定”，我就想到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中国继续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力量还不够大，他们想推动改革也力不从心，况且政府与民众对“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心存戒备”；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即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短视”，“看不得市场经济总会给他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的政府，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不敢彻底市场化与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们将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到了国外，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是推动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最大动力，所以，他们将加入ＷＴＯ与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事件并列，预测中国即将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却十分怀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改革，甚至使中国某部分阶层从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中得到些实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国走上“被动锁定”的不归路的前奏。

 

因此，在经济世界中，的确有必要对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好处”存疑：对方是不是在设套，将我“锁定”在由他控制的状态。作为个人，不要贪小便宜；而作为国家，不要对国际关系抱幻想。这样的“存疑”也符合经济学精神。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其实就是说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与资本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亚当•斯密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商人们从来不会为着娱乐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讨论如何合伙赚别人的钱；弗里德曼则说，我之所以得诺奖，其实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话既适应于人与人之间，更适合于目前还基本盛行丛林法则的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人家资本主义的西方，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无私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并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