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评 7-5)

　　老摩：从小说《报警》说警民关系当中的人情味

　　这次为写我们呐喊文艺群的《读与评》文章，我分别在几个文学网站找了几篇短篇小说看，最后找到王飞云的小说《报警》。就我所阅读的小说看来，这是一篇看似比较普通的小说，但其实也有点新意。小说开篇写得比较简单，张大爷的自行车丢了，隔壁大厦的保安劝他报警。警察来了告诉张大爷，案子损失不到立案标准，只能给他登记一下，等有了消息通知他。张大爷不明白了，明明案发现场安装有监控录摄相，调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什么人偷了车吗。可警察说，案子都没能立，他们不会去调监控来看的。另外，即使看了，偷车的人也不知道逃哪里去了，警察也不会为这么一个小事情专门费人费力去把车子追回来。张大爷感到很不痛快，但也只好自认倒霉了。可那个保安给他出主意，让他请一个在他们大厦工作的外国人来帮忙，利用派出所怕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的心理，促使他们能看看监控录象。结果他们请的这个外国朋友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即就给110电话，再次把警察招了来。警察见是外国人，只好答应调看一下监控录象。这样也就知道那个外国朋友并没有丢失自行车，而仅仅是想帮张大爷一个忙。警察说这就是报假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可那个外国朋友却说，这个事情我全程用手机录制了视频，只要你们找回自行车，我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不也给你们宣传宣传吗。结果警察就非常高兴了，下午张大爷跟这个外国朋友再次去派出所的时候，那个警官和所里的领导都站在大门口等他们。

　　小说通过生活当中常见的一桩小事，反映了一般群众在跟警察接触的过程中，因为某些有待改进的警务制度而遇到麻烦时，采取积极策略处理这个麻烦的问题，同时也侧面反映了近年警民关系的改善。小说总的写得比较机智有趣。据我从发布小说的网页上看到作者的照片，王飞云也是个警察。因为作者自身职业的原因，能够写这样的题材，并且还写得比较有趣也好理解。如果一般作者，常常就不一定知道治安监控录像在警察那里是怎么管理的，就很难写这样的小说，即使有点天才，能够凭借想象敷衍着写，也一定写不出那种趣味。从这个来看，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独有的生活体验，因此就都可以有各自的创作素材。只要熟悉那种生活，就能够写出有思想有趣味的小说。我们一般人常常不知道，对于文艺写作来说，自己的具体生活就是最重要的创作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对文艺的自信心，就会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根本就不敢去写;而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生活的爱，就算要写，一拿起笔，也难免总是去模仿那些有所谓天赋的作家的写作，因而根本忘记了自己。这样就写不好小说。这种情况在一般文艺爱好者当中还比较常见。

　　小说《报警》里面反映的警民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说一下的问题。警风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在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品上，我们看到的警察总是热情的扶老携幼。当然那只是警察在对待公众时一个方面的情况。另外一面我们自然也知道，就是象铁一样冷。这个方面就比较复杂，跟不少公众一样复杂。在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警风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不快我们也常常看到、遇到。那时候那些警察的脸色就让人不那么受用了。过去公安部一个领导也批评过，说派出所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地方，在不少一般群众看来，那里也是最没有人情味的地方。而且，后来越来越没有人情味。遇到某些与警察无关的事情，比如房屋拆迁啊、股权纠纷啊等等，也有警察参与进去，用点小手法，足够把某些有意见的群众整得够戗。那年我问过一个老警察，现在群众对警察那么多意见，到底怎么整起来的?那老警察告诉我，就警风不好嘛，原因主要就是对新招来的警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跟上。当然这个是要加强治理的，不过治理也需要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期，也就是1991年年初，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中队长的郭韶翔通过电视向全市人民作出承诺：“市民有困难，需要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得到党中央的肯定，这就出来一句口号：有困难找警察。那几年，我就帮一个老太太找过两次警察，找警察来帮老太太开门，老太太老爱把自己的门钥匙忘记在屋里。看着每次警察开着警车来帮老太太开门，我心里只有那么感动了!但我也想到，这样处置这些小事，是不是成本太高了?结果这个口号后来引起质疑，认为它对警察职责范围的定位不准，就因为这个不准，导致有的人下班没赶上回家的车也打110。中国警力不足，什么事儿都找警察，自然也整得警察很恼火。后来这个口号据说就被改革掉了。警察工作也在与时俱进，这个我们也随时有感受，比如在我们群。曾经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的警察为了劝阻他不要参与某些不好的事情，就诚恳的说：“那我就叫你‘叔叔’吧”，你就听我一句劝嘛!我听了就直笑。

　　警用装备在改进，现在已经有了监控摄相仪;警风在好转，我们自小就知道喊警察叔叔，今天也可以给警察当当叔叔了。但问题还是有的。正象小说《报警》里面的群众张大爷遭遇窃贼，但损失又没到立案标准的时候，警察就不给他立案，并且连治安监控录象都不打算看看，这个也确实叫人丧气。张大爷不满，也不免私下抱怨一句：“这还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们老百姓养着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问一下。中国现在群众经济收入相差比较大，大很多。按照一般立案标准——比如上海的盗窃案是以1000块钱为立案标准——来的话，对低收入人群是不是合适呢?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开篇就讲一个农村女子为十多块钱赶到县委去追债。那个女子遭遇的损失，才是张大爷损失的十分之一，她也不痛快。如果低收入群众遭遇的这个数额的损失要没人管，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当然他们心里也不痛快。张大爷就很不痛快，因此就忍不住想骂人，然后还想找其他人帮忙。当然张大爷很幸运，竟然找到一个厉害的，就是那个“国际友人”。那个“国际友人”到底怎么的，小说也没说，但为什么我们的警察就必须那么在乎他们呢?我觉得小说的有趣，就在这里。这个“国际友人”来自一个法制国家，他非常乐意帮助一个不认识的老大爷，并且他还有他的经验。他报警说他丢了自行车当然属于报假警，也是要把警察整得很恼火的。恼火的警察当即就提醒他：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国际友人”说：“我也是为了帮朋友一个忙。”——这个就是人情。然后他还对警察也来点人情，就是他说的“我全程都拍了视频，你们要是真的帮我找回车子，我就会把视频传到网上，让我的朋友们都给你们转发点赞好不好?”——多有经验啊!“警察叔叔”也是人，他们工作压力大，不想讨麻烦，但还是通情达理的，人家耍个小手法也出于好意，何况人家也没忘记给警察做个宣传呢!所以事情就解决得很好，让派出所领导都感动得咚咚咚跑到大门口来，迎接迎接他们第二次来派出所取自行车什么的了。

　　——警察要搞好政治建警，完善服务，促进和谐建设，从小事做起，改善警民关系，这个是当然的了。但我觉得这个小说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前很多一般群众为什么在对待警察的态度上还总是那么消极呢?比如小说里的张大爷在遇到没办法的时候，就只能抱怨或者骂一句警察为人民服务做得不好，可就是不能象来自法制国家、有点经验的“国际友人”那么积极主动，同时又不乏人情，人家就敢耍一个小手法，再用替警察做点正面宣传来弥补自己的小犯规惹起警察的不快，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小事情不也很好吗?这个看似很不起眼的小动作，也有点耐人寻味：真正的当事人张大爷是不是因为长期面对的警察都是铁一样的黑脸，给自己带来某种压力造成的小民心理呢?这个可以琢磨琢磨。我读王飞云这个小说最大感受就是，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在面对警察的时候，为什么就想不到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好好感动一下他们呢?今天我们已经是法制社会了，而法制保障的社会和谐，在警民关系上本来就应该那样嘛!

　　2016-3-31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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