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本纪要整理自“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月18日上午课程的部分内容。

　　本主题的讲授者：陈学明教授

　　讲授时间：2017年7月18日8:30-11:30

　　整理者：观斗者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陈学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追问的阐述，呈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其它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本质区别。

　　第一个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吗？

　　经常被引用的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赞颂哲学之“伟大功能”的话，大多出自1845之前的著作。这些至理名言，曾经让哲学研究者热血沸腾——但是，在1845年之后，却难以在马恩著作中找到诸如此类的词句。相反，在此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开始致力于“消灭哲学”的工作，讽刺哲学之词句并不鲜见。马克思确实也不想把自己的思想与哲学等同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合理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哲学的论述。

　　有一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的是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哲学，而并没有消灭哲学本身。这一观点最早、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科尔施与卢卡奇。科尔施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时，并没有取消哲学，而是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当他们离开黑格尔时，他们完全自觉地脱离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转变到了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消灭”哲学不仅包含与资产阶级哲学决裂的含义，而且包括取消哲学这种形式。“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紧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是要同时取代全部哲学。”

　　但是，科尔施难题就此显现：如何在不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要克服和取代一切哲学”、“废除哲学这种形式”的前提下，说清楚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包含哲学的内容，甚至其核心内容还是哲学。

　　显然，科尔施认为“废除哲学”的确是一个最终目标，但是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哲学不仅存在着，而且可能被强化。哲学自身并没有因为名称的废除而消失。此即“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以科尔施的思路来看，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批判和扬弃，只是这一过程必须依靠哲学的视线。就此，科尔施以马克思对国家的态度来比拟对哲学的态度，即“消灭国家”与“消灭哲学”二者的态度的一致性。

　　【观斗者评】这让我想到科尔施的学生——布莱希特——在戏剧实践中所试图实现的“反戏剧”或“消灭戏剧”，这种尝试与科尔施所分析的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颇为一致：“不过确切地说，无比深刻地打动我的，是布莱希特在戏剧中的革命和马克思在哲学中的革命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行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各方面都与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相像：这是一场哲学实践中的革命……布莱希特没有废除戏剧。戏剧存在着；它扮演了一个确定的角色。马克思没有废除哲学。哲学存在着，它扮演了一个确定的角色。布莱希特的所有剧作都没有制造一种新的戏剧，无论是一种反－戏剧，还是一种与以往所有戏剧相决裂的戏剧，比如说，废除了所有的保留剧目。同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作品也没有制造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反－哲学，或一种与以往整个哲学传统相决裂的哲学。布莱希特按照戏剧现存的样式接受戏剧，并在戏剧现存的样式内部活动。同样，马克思按照哲学现存的样式接受哲学，并在哲学现存的样式内部活动。布莱希特的革命，在于实践戏剧的方式：他带来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戏剧实践。同样，马克思在哲学中的革命，在于实践哲学的方式：他带来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不是像葛兰西错误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实践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确切地说：布莱希特的戏剧不是一种实践的戏剧，在他那里存在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戏剧实践。”(阿尔都塞：“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陈越 译)

　　科尔施的结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即哲学领域里的战斗来参与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科尔施如此致力于论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凡事轻视、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那么在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出现危机。第二国际理论家背叛放弃革命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内容的结果。相反，在革命处于低潮中力图重新激起革命激情，重建力量向旧社会发起攻击，就必然会着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罗莎·卢森堡即是最好的例子。1923年，科尔施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存在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的需要，这种需要来自于“革命实践的压力”。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革命任务，这一任务完全不亚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巨的斗争。这就必须正视“哲学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哲学的关系问题”。

　　参与讲习班的李逢铃老师（福建师范大学）认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有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柯尔施在此书的开篇就指出当时理论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倾向，即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内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忽视马克思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性上与其哲学没有关系;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则试图用康德、马赫等哲学思想或概念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柯尔施首先解决了两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什么是“现实”以及马克思所谓的消灭哲学或哲学终结到低是什么意思?在柯尔施看来，“现实”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中的“经济事实”，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现实。对于第二个问题，柯尔施主要根据恩格斯对“消灭哲学”的理解而展开阐述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先导。其实，针对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价值、道德、人道主义)还是实证科学，这一问题更为激烈的争论应当是后来艾伦.伍德、胡萨米以及科恩等学者争论的话题。

　　而来自黑龙江大学的张笑夷副教授则对李逢铃老师的提问作出以下回应，并且对第一个追问进行补充。她指出，科尔施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实证化倾向的理解，提出并重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他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作为一种超越现存的总体性革命理论，还是作为一种与现存认同的实证性理论?我想，陈学明老师在讲座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追问，实际上也是要试图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这个大问题。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阐释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资源。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具有本质关联，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丧失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是什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哲学?的确，就像李逢铃老师所说的，那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哲学?其实，根据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理论思路和理论逻辑，我们可以揭示出他对哲学的理解。在科尔施那里，哲学的最根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哲学不仅可以存在于抽象的观念体系中，也可以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的本质精神。正是依据这种理解，科尔施才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都没有看到以变革现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学说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而是从不同角度否定或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因此，科尔施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危机，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实现深刻的“哲学转折”。科尔施也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阶段的：第一阶段，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性革命理论;第二阶段，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总体性，变成了实证性的理论;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试图重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革命性。

　　第二个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近代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

　　陈学明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主要指的是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都基本认定主客关系的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致力于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创建完善的认识论，并推出能够包容和说明一切的哲学体系。其理论体系的标志是主客二分，其核心是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

　　现当代哲学尽管差别极大、分歧明显，但是企图寻找一种与近代西方哲学有别的新的思维方式。它们一改西方哲学的“体系哲学”，不再纠缠于思辨形而上学之中，而以各种形式回归现实世界;对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离极为不满，而把心物、主客视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

　　如果说现当代西方哲学对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发出了挑战，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游离于这种“挑战”、“突破”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加入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当代的转向?

　　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实质就是批判、突破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马克思不仅参与，而且率先发起对近代哲学的批判，此即科尔施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的“反哲学”的立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当代哲学思维方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现代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待近代哲学的态度上殊途同归，共同创建了现当代思维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二者的反形而上学的特征。

　　第二，反哲学之体系化的特征。

　　第三，强调人的现实生活以及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特征。

　　第四，主客、心物统一的特征。

　　第三个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西方哲学时有没有进一步超越西方现代哲学？即马克思主哲学是属于一般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还是一个特殊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消解”和“终结”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斗争的一般参与者，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这种“消解”和“终结”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大同小异——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不过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普通一员。

　　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所有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具有远为彻底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批判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并且在这一超越和批判中脱颖而出。我们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历史性的肯定，及其与胡塞尔、萨特之解读人之异化的差异。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哲学的重大差异有以下四点：

　　第一，现当代哲学诚然转向了现实社会生活，但并非转向人的社会实践，即使其言及实践，那也并不是指作为一切实践之基础的生产劳动。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在于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不但提出哲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而且对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作出崭新的解释，即人的感性劳动和人的实践乃是人的真正存在。马克思主义将实践、感性和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要素放置于历史性当中。

　　第二，现当代西方哲学在否定和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否定了一切形而上学，将意义主观主义化和相对主义化。正如罗蒂所说，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哲学家的人。但是，哲学作为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其形而上学追求是无法取消的。正确的道路是摆脱把世界僵死化和凝固化的近代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的近代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建立新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和哲学世界观。

　　第三，现当代西方哲学坚决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独断，并展开对理性之迷信的批判，但是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将情感、意志、意向和纯粹意识取代意向——由此来理解世界。但是，这不过是以非理性取代理性——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本质主义，充其量只是用实体性的非理性主义取代了实体性的理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并不是完全拒斥理性主义，而是将理性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给予理性以恰当的位置。

　　第四，现当代西方哲学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致力于揭露主客、心物二分的弊端，但是却仍然停留于唯心主义的基础，并且滑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并且无法理解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无法理解主客、心物统一的真正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上的主客关系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对社会实践作用的强调，使相互分离的主客心物真正获得统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突破是整体上的、全面的。二者共行了很短的路程就分道扬镳了。二者的社会阶级基础也截然不同。因此，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哲学化、海德格尔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结合以上三个追问所要澄清的以下三个关于正确、错误理解的界限

　　第一个追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该问题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争论中展开。前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科学。

　　第二个追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第三国际理论家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近代哲学而不是当代哲学来理解的。

　　第三个追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后现代主义正是以启蒙主义为理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的反题。其问题在于三个方面：(1)在批判启蒙和近代理性过程中，表现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2)批判乃至拒斥整个现代性，特别是消极地看待现代性当中工业文明维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物质成果，否定工业文明的历史进步效应，主张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反物质生产，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维度。(3)导致末世论的悲观主义，转向寻求空想的诗意栖居;或以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抗衡资本主义的武器，或最终诉诸群众的非理性热情和乌托邦激情，即革命的唯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消解了现代性的合理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今世上乃是何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一个追问的回答，伸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并且驳斥了将马克思主义转述为实证哲学的企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个追问的回答，伸张了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哲学而非近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个追问的主流回答，伸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区别。

　　这些回答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体论。

　　陈学明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学派在本体论问题上的两个基本判断，(1)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本体论。(2)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

　　这两个判断的基本出发点是要超越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超越传统所谓的物质第一性，赋予本体论第三种内容。例如科尔施问题当中所提出的“历史的现实运动”——是绝对存在的革命运动。例如葛兰西认为，客观的总是人类的客观，可以认为它正是等于历史的主观。例如列斐伏尔提出的物质是一个x，自然界本身是无动于衷的。例如阿多诺所说客体只是一个术语上的伪装。

　　第二，现代性问题上的看法。

　　(1)辩证地看待现代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提出要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从而提出现代性的“救治”，例如哈贝马斯的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

　　(2)不能把推进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因于现代性本身，更不能归因于人道主义、科学技术和道德理念等，而应该归结于资本逻辑。

　　(3)关键是如何看待理性主义、人道主义这些现代性当中的要素。

　　参与讲习班的薛晋锡老师（天津师范大学）认为，陈学明教授所讲到的本体论理解中的三条路径。其中第一条俞宣孟老师的《本体论研究》这一著作，将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传统概括为运用纯粹逻辑推演的方法所构建起来的先验原理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思路被马克思批判为诉诸自我意识对现实历史进行抽象演绎的意识形态。而第三条路径中，海德格尔用“存在论”置换了“本体论”的提法。陈老师着重介绍了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本体论”。其实在西马的研究中，还包括马尔库塞在改造海德格尔存在论基础上形成的生存论路径(生存本体论)，马尔库塞将海氏对存在意义的强调置入黑格尔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构中，进而将存在意义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实现问题凸显出来，这一主题表达在他早期著作《黑格尔的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中。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传入中国以来，大致经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思想解放，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僵化的理解。

　　第二个时期：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

　　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行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引进关于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图书资料。

　　第三个时期：从90年代至今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开辟中国道路提供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表现如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使我们知道，在中国走上一条既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得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是可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纯粹的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完全将现代化的问题归结于现代性，而是归结于资本逻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必读的文本。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一对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换而言之，我们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二对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为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有人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是现代历史经验却告诉我们，如果不正视资本逻辑的狭隘性、不改变利润指向的生产实践，就无法解决这一矛盾。

　　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三对矛盾，即人自身内部身、心之间的对立，为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提供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使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处于被物支配的关系当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存在状态(消费主义)下，表面上幸福，实则痛苦;这样的“非人的”存在状态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根源于资本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人处于当今这样的存在状态;我们还是有希望走出当今这样的存在方式，创建“属人”的道路。而新的生活方式，则意味着新的文明。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是面向现实的沉重思考，必须力求解决当前的问题。因此，必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能不能实现这种结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第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

　　第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该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组成马克思主义的洪流。

　　第三，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为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国际化的标准。

　　第四，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

　　第五，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

　　第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第七，培养与造就通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