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我所感知的政治与世俗生活

　　文革十年：我感知的政治与世俗生活

　　作者：mp83412-08

　　前言

　　新中国前三十年政治生活与普通的世俗生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他们时而交融，时而脱离，在这若即若离的动态中，普通世俗生活表象背后是激烈的冲突、较量、博弈。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与传统的思想意识、无产阶级斗争学说与普通生活中的人情世故、理想信念与本能中的自私和贪欲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既貌似平静又激烈复杂的政治世俗生活的图景。人们一方面热衷于政治，因为人内在的权力意志和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利和财富的世俗的虚荣和崇拜。另一反面，人们恐惧政治。因为其成败决定人一生命运的兴衰，普通人避之唯恐不及，政治成为投机者、大胆冒险者、信念与理想主义者、强烈野心和雄心者的沙场、游戏和事业。政治的潮汐伴着狂风暴雨时涨时落。每一次潮汐之后，沙滩上一片狼藉。这也是古今中外一直延续的政治生态。牺牲者中夹杂并横陈着被冤枉者、无辜者和被阴谋陷害者和殉道者的尸体，在善良的人们心中留下了多少的悲愤、伤感、惊惧、悔恨、遗憾和壮怀激烈。无论我们如何遑论大自然法则和铁律的无情和理所当然。但作为理性的、不断文明进步的现代人类，如何改造我们以往的政治生态，形成新型的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则和良性政治生态，吸引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形成大众参与、大众民主、大众共同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文革十年是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主导的十年。毛主席把他当成为一次实验和预演。按照其逻辑便会有后面的正式的文革或二次、三次的文革。五四运动揭示的文化革命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绕不过去的课题，近五十年前的文革可以说失败了，但其方向是无法改变的，第一次的失败可能因其超前性而实属必然，然与之相对立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似乎为二次文革完善着理论和思想、认识和意识及物资基础。中华民族复兴如果是必然的，那真正的文化革命就是必然的，二次文革就是必然的。然而未来的文革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也必然要超越第一次文革。文革既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政治运动，那未来他将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来进行呢。我们希望是一种全新的、让全国人民信服的、具有公共性、原则性和系统性及心性的政治文化运动。他既可以冲垮一切腐朽的、反动的，邪恶的力量。又能营造出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机盎然的政治氛围和生活环境。

　　反思是为了进步，但同时又是一种深情的回忆和缅怀。毕竟那是一个由巨人领导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本文试图以个人以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中有关政治的个人的记忆感受和父辈真切讲述来感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为中国文化和政治文明的进步添砖加瓦。

　　李书记的轶事

　　李书记是大队(事业单位)的书记。山东人，是一位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山东人，个头不高，胖胖的、富态而和善。在文革后期，他在工区蹲点指导工作期间，和父亲及基本群众的关系很融洽。但有一个缺点：好吃。无论谁家有好吃的，一叫准到。甚至有时主动上门。他的这种作风，百姓是很喜欢和高兴的。毕竟这样高级别的领导，能到普通职工的寒舍吃饭也是这个家庭全家的荣耀。因此，在工区蹲点期间，在职工中的口碑很好。而同样在工区的另一位古板的领导对此很看不惯。背后骂道：“身为大队的书记，一天吃吃喝喝。什么作风。”李书记虽有所耳闻，但依旧我行我素。用他的话说：“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使我认识到，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犯错误。”。当然他话中的意思也包含：和群众吃喝在一起，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错。

　　相反，那位党性很强，但为人处事非常刻板领导却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差。这位领导和父亲是老乡，在工区单身一人的生活很艰苦，也来我们家串门，或者吃饭。用他的话讲：“谁家请我吃饭我都不去，但你这里我可以来。因为，咱们是老乡嘛!别人说不出什么来。”。父亲有时聊起过去事情的时候对这位领导充满了同情。父亲讲述中说道：这位领导的党性很强，作风很正派，很讲原则甚至因此而显得薄情寡义、不近人情。他白天和工人们一起上钻机，晚上回来食堂已经关门，但他也不想麻烦食堂师傅，而是一个人，用电炉煮点清汤挂面，由于饮食的没有规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他的家属和孩子在贵阳，当时的副食品比较紧张，而在工区东西物产多而且还便宜，他的爱人曾向我父亲抱怨：他作为领导，从来不管家，从来没有给家里带回一根菜苗和一个鸡蛋。她只能有时托付作为司机的父亲给她带一些东西。父亲说有一次他随父亲出差到了一个县城正赶上集市。父亲停下车。“火书记，去集市买点白菜吧。”。作为下面工区的司机，经常利用公车买些或为他人带一些东西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领导也是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位火书记的表情却异常的严肃。“老孟，利用公家的车为自己买白菜，这样做不好吧。别人知道了影响也不好。”父亲只能连连称是悻悻作罢。这位书记我是见过的，满脸胡子拉碴，两颊因消瘦而深深的凹陷，脸色枯黄，脸上很少看见笑容。后来据说因肺癌很早就去去世了。相形之下李书记就太富有人情味了。而且有一颗善良充满慈爱的心。

　　小时候的我，头很大，长得也很可爱。听父亲说，那时李书记非常喜欢我，并和我成为好朋友。经常是“大头，我们是好朋友。走，我带你玩去”。就把我我带走了。一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他看见我，把我叫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聊天。文革时期，队上的所有领导都受到了冲击。李书记也不能幸免。那时李书记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经常大会小会被批斗。这些批斗会，孩子们经常溜进去观看，有时也随大人喊口号。记得有一次，碰见挂着牌子的李书记，便和其他的孩子凑到他的面前，高喊：“打到走资派李##。”。本来是低着头的李书记听见喊声，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露出笑容。“大头，我们可是好朋友啊!”。他这一说，我便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跑开了。

　　如今年迈的父亲一提起这位书记，脸上充满了怀念之情，滔滔不绝地讲起这位书记往日的趣闻轶事。有一次，父亲不知从那里弄来几个牛蹄。洗好后，放在锅里炖着。李书记知道后，便对父亲说煮好后叫他，牛蹄很难炖，需要很长的时间。李书记隔一会就跑过来看看。当时恰好父亲不在，只母亲在家看着锅里炖着的牛蹄，只见李书记拿着饭盆过来了。

　　“老孟不在啊!”

　　“他去小卖部买东西去了。李书记，屋里坐吧。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那个牛蹄怎么样了。”

　　“在锅里炖着呢。”母亲笑着指着炉子上的锅。锅里散发着牛蹄的香味。李书记用鼻子嗅了嗅。“好香啊!一会儿我再过来。”

　　“等煮熟了我们去叫你。”

　　父母后来在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既当作一件趣事，但话语中对这位书记充满了好感和亲切感。

　　还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穿山甲，剥去外壳几乎全是肉，肥肥的。父亲拎着剥了皮穿山甲刚下车，正好碰到李书记经过。

　　“老孟，这是什么呀?”

　　“穿山甲。”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李书记的脸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李书记，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吧。”

　　“不，不。”李书记推辞一番，但父亲看出他还是想要。

　　“李书记，你拿去吧。我这买着也方便。”

　　“那好，我就拿着。多少钱?”

　　“不要钱。”

　　李书记最后把穿山甲拿走了。给没给钱，父亲没提到。第二天，碰到父亲就说：“老孟，那穿山甲的肉可真香啊。真是好东西啊!“

　　李书记文革受到冲击，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挂上大牌子，被一些所谓的革命群众批斗和体罚。据父亲说，耳朵被拽伤了。但是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

　　当时他被下到水电站看水泵。晚上就铺块席子睡在地上，一同值班的工人看不过去了。“老李，别这样，地上湿，会睡出毛病的。咱们还是在床上挤挤睡吧。”

　　“这没什么，当初我们打游击的时候，连席子都没有，都是在地上睡。”话语中包含着对这位普通人善良的敬意。

　　一同看水泵的还有一位李书记的山东同乡老张。老张只是一位普通并显得有些窝囊的工人。家里脏乱是全队出了名的。一天两人一同值完班。老张拉住这位书记。“别回去了，还要自己做饭，去我们家吃饺子吧。”李书记感到既惊讶又感动。因为在当时运动激烈期间，对这些打倒的走资派，普通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我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去你家吃饭。你不怕受牵连吗?”

　　“我不怕。走吧!”

　　后来，官复原职。李书记与老张家的关系走得非常近。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从来不忌讳他们家的埋汰和窝囊。父亲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对老张和这为书记充满了敬意。

　　后来经过内查外调，文革中队上被打倒的领导全部都没有问题，很快全都官复原职，并补发被打倒期间停发的工资。这位书记毕竟是一位境界很高老革命，他非但没有任何的抱怨，还将全部补发的工资都交了党费，并总结经验教训：“永远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犯错误。”有的领导则对这段磨难心存抱怨。“他交他的。我可不交，这本来就是应该给我的。哎!那个罪受的!”

　　我们调到工区后，这位李书记经常来工区蹲点或视察工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单身一人，没有任何的特殊，每天和大家一样吃食堂，自己打水。但工区谁家做好吃的请他从不拒绝甚至主动上门。他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或吃饭、喝茶或聊聊天。记得一次他女儿来工区，来我们家和姐姐一起玩。

　　这位书记后来调走了。那时我们仍在工区。父亲正好去队部出差。一天父亲被叫去吃饭说是李书记请客。父亲到了后才发现，被请来吃饭的全是领导和干部，只我父亲一人是工人。在这样的场合，父亲感到十分的尴尬和拘束。李书记不时招呼父亲。“老孟。吃啊!老同志了，别拘束。”坐在父亲旁边的黄队长小声地对父亲说：“李书记要调走了。今天特意请大家吃饭。其他的领导都不知道，就请咱们几个人以示告别。吃完饭，李书记就动身。你不要对别人说。”由此看出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和恩怨也是很大的。也由此可见父亲和李书记的情谊还是很深的。

　　军代表—从代表

　　从代表是文革后期派驻的军代表，头两批派驻的军代表来自省军区，他们的到来后支一派打一派，并参与到派性斗争中，制造了许多恶劣的事件，在群众中的口碑极差。最后，从南京军区派来的最后一批军代表，水平和素质极高，而且都是营级以上的干部。他们到来之后领导和主持全队的工作。消除派性，搞大联合。审查所有被冲击的领导干部，并使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整个单位很快恢复到正常秩序，他们为人做事公正，以身作则，政策水平极高，深得大家的喜爱和拥护。当时单位决定建立自己常驻的总部基地，要在偏僻荒凉的山地建设新的队部，结束一直以来的动荡不定和不断的搬迁，为军改做准备。从代表负责基地的建设工作，父亲作为汽车司机举家与从代表一同第一批来到这片荒芜之地。

　　建设初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的艰苦，我们家住在用竹席和牛毛毡搭成的简易房子里，从代表和他的指挥部最初也是这样的工棚，后来换成用石头建成的房子。基建工地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工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从代表的身影。不过已经卸去戎装，一身工作服，胡子拉碴，脸上身上都是灰尘，和工地上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说话做事没有一点架子，事无巨细都处理的得法而妥帖，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父亲作为队部派遣的唯一的工地的司机和从代表经常接触并很快熟悉起来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我们举家刚来到工地的时候，从代表亲自上门看望。他面带微笑，可爱可亲地说道：“现在是初创时期，条件很艰苦，我们都一起克服。不过等房子都盖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生活中的困难有什么能够解决的我们尽量解决。”他的话语让我们全家都感到很温暖。父亲在讲述那段艰苦岁月是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特殊。

　　我们家四个孩子，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的。工地刚一开工，从代表就把队部人员的家属都安排到了工地，以此增加家庭的收入，改善生活。从代表也来到我们家，找到父亲。“老孟，叫你爱人也去工地干活。”

　　“两个孩子还小，脱不开身啊!”父亲感到为难。

　　从代表想了想，坚决地说道：“小的你爱人背着，大一点的你开车带着。就这么定了。”

　　于是母亲每天背着还在吃奶的小弟在工地上干活，父亲则带着大一点的孩子拉石运料。尽管艰苦，但家里也因此多了一份收入。父母感到很高兴。后来有了托儿所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队部基建结束后，队部也进入正常运转，军代表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准备离开队部回南京。听到这个消息。队上的家属们都依依不舍。“从代表，你在这多好，你在我们都有活干。你走了。我们又该闲着了。”

　　从代表则笑着说：“要相信党委，相信领导，会解决好这个问题的。“

　　从代表临走前，拿着相机，专门找到父亲。“老孟，去把你爱人和孩子都叫来，照个相，留个纪念。”当时，我正和别的孩子捡煤渣，浑身弄得脏兮兮的。结果父亲没让我加入照相的行列。在从代表离开队部很长一段时间后，当时我们家已经去到了工区，记得有一次收到到从代表寄来的虾皮。可见，从代表是一位极富人情味并极讲情谊的的领导。

　　如今已入古稀的父亲每讲到从代表的一些事情便极富深情赞不绝口。当时我们家位于工地主干路的旁边，闲来无事，父亲喂养了一条狗。当时工地干活的人很多。凡是看见穿得破烂就去追咬，从代表生气了，他拿出随身的手枪，一枪就把狗给打死了。然后找到父亲。“老孟，你那条狗到处咬人，让我给打死了。”。父亲自觉理亏。“打死就打死了吧。”

　　当时工地上的生活单调乏味，许多家都养了狗或鸡。记得父亲还专门找来种鸡蛋。用母鸡孵化十几只小鸡，于是，一只母鸡带着十几只小鸡屋前屋后，甚是热闹。从代表看不过去了。在全体职工大会上点了父亲的名，并规定，从今后所有的家庭不许养鸡养狗，凡是看见就打死送食堂，让后自己去认领，不认领的食堂就用来改善生活。父亲当时没有参加大会，干活的民工看见父亲就说：“孟师傅，今天开会点你的名了。”晚上从代表上门找到父亲，“老孟，你的那些鸡赶快处理了。”

　　父亲忙点头：“好，好。马上处理。“于是，十几只鸡被全部宰杀，我们家连着吃了很多天的鸡肉。在那段时间里，从代表拿着一根木棒，到处转悠，看见鸡和狗就乱棒打死。

　　父亲在讲述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充满了敬重，首先在于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公正公平。父亲说：那时的领导碰见普通的群众，总是主动打招呼，问寒问暖。逢年过节，领导集体走家串户进行慰问。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喜欢老实肯干的人，讨厌弄虚作假，闹骚怪话、耍小聪明不正干的人。一句话注重人的品质。在那个环境中，老实人和好人是很吃香的。

　　58年的下放

　　58年大下放，被下放的大都是平时牢骚怪话的，偷奸耍滑或品质恶劣领导不喜欢的。但是采用的的方法也带有些欺骗性，当时要求所有人都响应号召写申请，其实下放的人员都已经内定，当时父亲也写了申请，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似乎要好一些。由于母亲户口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父亲真动了回去的念头，但领导不同意，还亲自做父亲的工作。“老孟啊!你别看现在农村生活不错，但长期看农村还是不行。一旦回去就回不来了。你爱人的户口慢慢地会解决的。”。相反，那些上了下放名单的人不走不行。有人专门找到领导坚决不走，此时的领导则表现得很冷酷。“你的户口已经迁走了。”。父亲在描述那时的情景是充满了同情。因为有许多人是和父亲一同出来的老乡。“真惨啊!有的人拖着病体，拄着拐杖，看着这些人真可怜。”。其中那个叫老杨的可怜兮兮地说道：“当初我们是你们用汽车接来的，今天就这样让我们走了，起码也用车送送我们吧。”。当时的负责的队长则很绝情：“队上没有车，赶快走，你们户口都迁走了。”

　　57年反右

　　父亲讲到，57年的反右，在队部的做法很荒唐，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时队上有苏联专家，专家的地位很高，待遇很好。反专家的罪名是很重的。当时，跟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一位中方技术员，对苏联专家很是看不起，认为专业上不行，作风专断霸道。引起了专家和领导的不满。我父亲跟他们是一个小队，与这位技术员的关系也很好。57年反右，可能是因有下派指标，于是把指标定在这位技术员上。当时父亲虽然是工人，但也是领导看重的积极分子。父亲回忆，头一天晚上领导和这些积极分子打招呼：“明天晚上开会，要揪出右派分子周xx。”。听到这句话，父亲的内心感到十分震惊和不解。平时为人友善，大家一同工作生活的同志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右派而且要被打到。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一个人如果政治上范了错误。那么这人一辈子就很难在政治上翻过身来。在第二天的政治会议上。周振远被揪了出来。罪名是背后说专家的坏话，就是右的表现。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父亲回忆，当时感到紧张恐惧，手在发抖。无论周xx如何的反驳和抗争，右派的帽子就带上了，帽子一戴就是近二十年。我们住在一工区的时候，周xx在三工区。记得有一次跟父亲去三工区，周当时是工区的一名司炉工。见到父亲非常热情拉着父亲到家里吃饭，此人看上去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神态坦然而热情，绝看不出有什么苦大仇深。在吃饭聊天中，自然是牢骚满腹。父亲劝慰：“有些话要少说，好好表现，争取早点把帽子摘掉。”

　　“没戏，共产党把这帽子带上，就别指望他给你摘掉。”

　　父亲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头上的帽子才摘掉。并恢复工程师的待遇。

　　当时队上还有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是当时黄队长的爱人，原因是那年的调整工资，当时，一把手路队长的老婆工资一下调了两级，而黄队长的爱人只调了一级。而黄队长爱人无论是工龄还是党龄都要比路队长老婆长，于是就找领导提意见。路队长就以其闹工资为名打成右派。而黄队长为人老实，竟然同意路队长的做法。因此说那个时候的政治运动中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在后面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有这种情况。这与当事人个人的素质和民主作风有很大的关系。而群众的民主意识更是淡漠。

　　文革期间的人与事

　　文革时期，能真正理解运动的本身的意义和理论的的人不多，因此当时的人群可以分几个部分，一种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凭着他们良好的口才和较常人要高一些学习理解能力和理论水平，他们一般是运动中的最活跃分子，并成为各个部门和各派的活跃分子和领导者，另外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年轻人他们常常瞎起哄或乱来，运动中的许多恶劣行为大多是这些人干的。还有些就是一些没多少文化，口舌笨拙、生性老实人。他们大多是跟着做做样子、喊喊口号、做一些跑腿，打杂的角色，一遇到重要场合就往后缩的人。还有就是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较复杂的人则成为谨言慎微的逍遥派或沉默者。因此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后来几乎人人自危，谨言慎行，以免惹火烧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能够按照预定的方式和步骤进行而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我想由此推而广个之文革期间在全国出现天下大乱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无非是为个人或一批人为求自保而采取的主动或被动的、有意或无意的行动。当然也有生性恶劣之人借此发泄、报复或实施阶级反动的行为。如果要说有人借乱故意挑起争斗，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共反毛，我想还是不多的。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生活还是要正常进行的。除了政治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外，人人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政治与生活好像是两层皮，相连但并不相侵。孩子之间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淳朴、互助及友善还是依旧如故的。

　　父亲曾经讲过文革中一位老乡，是和父亲一样的工人。由于爱说话爱吹牛便有了赵大炮这个外号。此人心地善良，很富有正义感。在运动中，对有些人的暴行许多人虽然看不惯或者感到愤怒，但往往是敢怒不敢言，顶多说几句嘲讽的话。但是赵大炮的言行却是可赞可叹的。当时被打倒大队书记被一些人用灌了沙子的皮球用铁丝套在脖子上，铁丝深深陷入到皮肉中的时候，赵大炮看不下去了，他冲上前，摘下皮球狠狠地丢到一边，并呵斥道：“你们就是这样搞文化大革命啊!毛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对敌人也不能这样搞，简直就是法西斯行为。”。许多年轻的造反派的看见了就骂道：“你个狗日的赵大炮。你是典型的保皇派。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话虽硬，但也自觉理亏，对这位根红苗正的工人也不能怎样，便不了了之了。还有一次正值冬天下雪，几个年轻造反派勒令一位被打倒的老干部站在雪地不许动。天上飘着雪花，衣着单薄的老干部被冻得瑟瑟发抖。这时赵大炮从这里经过。他看到这种情景，便走上前去。“xxx，这大雪天，你站在这干什么呢?”

　　“他们让我站在这里不许动。”老干部哆嗦着说。

　　“回家去。”

　　“我不敢。他们要打我。”

　　这时坐在楼上屋里的造反派看见了。打开窗户对着赵大炮骂道：“你他妈的赵大炮，想干社么。小心我们收拾你。”

　　赵大炮怒视他们。“这就是你们的革命行动啊!你们这是犯罪，是在作恶。毛主席就让你们这样干的?。”

　　造反派被说的哑口无言，缩了回去，关上了窗户。找大炮回身对老干部说：“还站着干什么。听我的，赶快回家。”。官复原职后这俩位领导也从许多方面报答这位正直工人的正义和勇气

　　文革后期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干部又都恢复原职，曾经活跃一时的造反派傻眼了，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感到惶恐不安。虽然队部的组织架构是通过大联合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文革时期的活跃分子明显地受到冷落或边缘化。有曾经的活跃分子惴惴不安对官复原职的领导说：“你们解放了，官复原职，不会报复我们吧?”。

　　“那怎么会呢?我们是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再说你们对我们的批斗，也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进步嘛”。话虽这样说彼此都知道，他们之间的隔膜和恩怨是难以消除的。在后来的工作中，造反派和领导的关系似乎有回到常态，但这些受过罪的领导的内心是充满了怨恨的。文革后造反派受到清算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父亲在后来与退休的老领导相聚时，谈到那时的情景，老领导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怨恨和愤怒。

　　文革期间，由于父亲的单位属于中央直属的国防单位。上级的指示是，不要参与地方的运动，文革运动一开始是在党委的领导之下的，后来由于串联的红卫兵鼓动，队上的年轻人和积极分子掀起揪斗走资派的运动，一夜之间队上的领导几乎全被打倒，被打倒的每个人都随意地按上一个时髦的罪名，后来军区派驻军代表，第一批军代表来到之后，支一排打一派，使得队部乱上加烂。甚至参与地方的派性，造成“大逃亡”事件，后来又陆续派了几批军代表。最后来的是南京军区的军代表，父亲说都是营级干部，水平的确很高，无论是工作水平和理论水平。并开始了各派之间的大联合。同时内查外调，再掉戴在被打倒领导头上的帽子，恢复工作。队部才逐渐恢复正常，与全国以及地方上的运动相比，队部内的运动还是相对较轻的。因此。文革在我的印象中，最初模糊的印象是热闹，每天都想过节一样，爱到后来，就是非常的平静和谐，只要政治上谨言甚微之外，生活还是非常正常的，而且风清正气，无忧无虑的。所有的领导的都是严于律己，对群众是蔼可亲的。

　　在我们家搬到一工区后，人们除了工作，就是家庭和个人的生活，然后就是简单的娱乐和消遣。孩子们除了简单的课业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成群结伙的疯玩。总之，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什么压力和后顾之忧，生活过的简单而惬意。但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最突出的是所谓的阶级差别，即政治成分(包括出身、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成分不好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尴尬和忐忑的，除政治上受到一些限制和歧视之外，平常的生活和待遇与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心理落差是很大的，而且运动一来这些人首先是受到冲击的对象。在一工区当地的学校读书，周围绝大部分是当地农村的孩子，队上的孩子和他们比，生活上和穿戴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但精神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毕竟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但是一两个的出身不好的子弟，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从他们的言行上都表现出一些自卑感和畏缩感，毕竟当时的学校也是常常要讲政治的。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则被有意和无意的受到冷落和歧视。当时我班上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而且这两个同学的家我也去过。一个是当地农村的，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的父母很热情，并在他们家吃过饭。他母亲显得非常精明强干，一照面，我才发现他母亲曾经到工区，我们家门口买过菜。当时，私自上门买菜是很少的，也是偷偷摸摸的，而且通常要在傍晚天黑后。他母亲的精明和能言善辩个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后来的一次赶场集市上的批斗大会上，我看见他的母亲被五花大绑在集市上被批斗。他的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温和、热情但显得有些畏畏缩缩。还记得这位同学姐姐因相貌好被选为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在工区附近参加排演的场景。我的这位地主出生的同学，在班上和其他还相比就显得落落寡合，心事重重。记得又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带上自家的蔬菜去慰问水库工地的民工。许多孩子都表现的非常积极，但我注意到这位同学带的东西最少，就两个小萝卜，而且神情也带着些无谓和淡漠。还有一个地主成分的同学住在公社集镇里。这个同学倒是很乐观活泼，但一遇到涉及到他父亲或成分问题的时候，就显出一些窘迫和尴尬。他们家我也去过。家里住的房子很大，比一般家庭要阔绰和整洁，他的父亲见到我很热情，但热情中多少带着些低调。

　　那时，公社就位于集镇，每个礼拜天有一次集市，队上的人都要去集镇赶场或买一些生活用品。每到赶场的日子，附近的农村的人们就带着他们的物品来集市换一些零花钱同时购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因此集市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记得有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每次赶场时，就把公社里所谓“地富反坏右”拉出来批斗。记得在批斗的人中间，有公社小学的老校长，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批斗她可能是因为她的出身不好，而被拉来陪斗的，当时令我及同学们都感到吃惊。但批斗后，她依旧回去做她的校长，平静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她有何不敬，这位校长和父亲很熟，她经常托开车的父亲帮他做一些事。在被批斗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出身是地主。平时在公社卫生院经常见到他，他可能负责医院的中医，医术还是很高明的，他也是我姐姐的救命恩人，姐姐有一次因脚上的疔疮感染，跑了县城许多医院都无法医治。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找到这位医生。他不知用的什么药治好了姐姐的病，也救了姐姐的命。今天每当提到这位中医，我们全家都心存感激之情。还有一位被批斗是公社肉联厂的一名职工，与父亲很熟，逢年过节，父亲也请他来家里吃饭。可能是因为贪污被解职。批斗时，被五花大绑，发言的是肉联厂的厂长，和父亲也很熟，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吃饭喝酒。还有一位长得很胖很壮的。和父亲认识，我曾随父亲去过他们家。被批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历史原因。那时已经是74、75年左右，批斗归批斗，之后，生活还是一切如常。

　　在我们家调离时，因南方木料便宜，父亲决定离开前做一些家具。当时木工也是不容易找到的。最后父亲托关系找到一位手艺很好的木匠。但这位木匠出身是地主，最后经过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特批放行的，当时住在我们家，除了工钱之外，还要管一天三顿饭。这位地主出身的木匠给我的印象是红光满面，神态坦然平和，手艺的确不错，活很细，父亲很满意。

　　其实到了文革的后期，政治运动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漠了。所谓经常性的一些政治活动或会议不过是官场上的或政治上的应景罢啦。政治活动的也渐渐失去了他原有的功效。文革初期的轰轰烈烈，再到后来的对政治的躲避、敷衍和淡漠，到最后政治的巨变似乎有着某种必然。这或许是后来文革失败在当时的某些表现。

　　后记

　　通过父亲讲述的亲身经历和文革期间自己的记忆和感受。对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生活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 战争年代，注重政治工作和政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一个个奇迹和辉煌和共产党特有的政治工作和政治运动分不开的。政治离不开群众，只有群众参与和理解，政治运动便能激发出群众中巨大的能量，并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取得辉煌。因此说建国后众多的的群众运动并无大错。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失误和灾难主要责任不在运动本身，而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政治水平、认知水平、道德人品以及个人的私心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其次是为一己私利，弄虚作假，追求效绩，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三是丧失信仰思想腐化和最求个人特权和享乐。加之民众的民主意识缺乏，封建的奴性意识的深重，，就使得民主监督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再加上制度上的缺失。造成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也是造成文革中许多失误的主要原因。

　　二、 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封建传统政治中党阀之争、权力之争造成官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及使得政治斗争趋向庸俗化。

　　三、 传统政治中的黑厚学及江湖意识，和政治中的道德良知及伦理的缺失，使得政治失去了他的崇高和伟大，而充满了肮脏、冷酷和黑暗，使得善良民众畏惧政治、远离政治，敷衍政治。使得共产党特有的大众民主政治被架空和损害。

　　四、 政治中的极左行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缺乏法治和民主约束的随意和草率，对中国政治生活伤害巨大。一些政策的在没有的到群众理解、清楚的情况下，强行实施，造成人们空有热情而无所适从，从而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蛊惑，而给工作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挫折。另外，在运动中，对待有错误认识、个人主张和对立者过分使用强制、暴力和专政手段，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并且为了维护权威和尊严，不能及时纠错纠偏，造成群众的不满和人心的丧失。在政治斗争中对被剥夺权利和丧失反抗能力的对手和敌人，缺乏人性的关怀和尊严的维护。从而成对立者病垢、攻击和污蔑的借口和一般民众的反感和敬而远之，从而丧失群众基础。政治决策出尔反尔，缺乏诚信。对政治的伤害最大。

　　总之，共产党政治上有很多的优势，但存在许多的不足。因此中国旧有的政治制度需要改进和进步。如果我们能够在原有的政治优势基础之上，加强对民意和民心的争取。注意对工作和斗争中的人性化、人情、良知、道德伦理的重视，即我们所说的工作和斗争中的入情入理、有礼有节、心胸宽广、襟怀坦白。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要尽量避免错误和失误，同时要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做事要留有余地和空间，要给人留出路。文革以及今天的现实有许多的经验教训要总结吸取。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今后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中，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和智慧。取得应有的成就和效果。

　　20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