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约汉：西方著名作家笔下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西方著名作家笔下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一）谁最有资格解读

社会主义，是人类在挣脱蒙昧与野蛮束缚过程中一直追求的梦，也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于1949年做出历史的抉择——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崭新的以公有制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正如建国前夕毛泽东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制度是自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可是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改革中进一步合理与完善时候却遭受空前的挑战与攻击，一些精英之流千方百计美化追捧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以北欧与美国为“人间天堂”，哄骗中国劳动人民亦步亦趋改革到资本主义方向去，“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由此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封建主义进步新生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真实情形是什么呢？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同时回答身为中国精英之流的美化与追捧，我们不做主讲人，而请西方最著名的作家群体予以回答。

我们请出的这些西方作家都是中国广大读者熟悉而且景慕拥戴的，是东西方社会与历史都公认的文化巨人。

著名西方作家群体，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切肤感知和体验，他们已经反反复复亲尝过资本主义这个梨子，他们所说梨子的滋味应该比较准确的，真实可信的。

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到现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有400多年历史，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阶段，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孕育、发生、成长乃至强盛阶段，都造就和涌现过一大批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巴尔扎克曾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书记员。”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在他们的生活、思想、认识和感情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体验，资本主义与新生资产阶级是怎样货色，这些作家们最有资格也最有发言权，而且他们也作了充分的负责的回答。

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声望，还是才智与品德上，还是对资本主义的了解见证和认识上，中国精英之流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们虽然先后逝世，至今已有几十年、几百年，但他们的名字已经不朽，名垂青史，他们的作品被世世代代的后人所阅读所传颂。隔岸观火的，隔代听声的，就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吹捧与美化能信吗？不过听了中国精英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美化与吹捧，再对照西方最著名作家群体的评价和分析，读者朋友一定会明白许多是非与黑白，一定会感到中国精英之流浅薄、阴险与无耻。

（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莎士比亚等作家已揭露其与生俱来的弊端与痼疾

英国最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其所经历的十六世纪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同时代。家庭由富变穷、生活困难中途辍学，20岁后的他到繁华首都伦敦谋生，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各方面，结识各阶层，对资本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他追求的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同英国开始加剧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大大加强他的批判精神和自觉精神。由于生活在英国的社会转型时代，他既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前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呕心沥心创作出一系列感动社会的伟大作品，奠定自己在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莎士比亚一生写了37个剧本，他的创作分三期，内容真实，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深刻；而影响最大的是第二创作时期——“悲剧时期”，其中蜚声文坛的“四大悲剧”作品最深刻而且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风貌，也是对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第一次作艺术的表现，其经验非常宝贵。1601年的剧本《哈姆雷特》中男主人公的个性与命运悲剧就是一次社会真实写照，而他的主要对立面是克劳迪斯，在克劳迪斯身上集中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恶德；荒淫、阴险和狠毒，而表面殷勤微笑。接着写下的剧本《奥赛罗》，通过主人公听信部下的谎言而掐死一心爱自己的妻子又自杀的悲剧故事，所塑造的旗官牙戈艺术形象，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典型人物，信奉损人利己，为人谋而不忠的人生哲学，不受任何道德和宗教的束缚，阴险而巧于掩饰。该剧生动而充分地说明，人们的相互信赖在利己主义充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1606年的《李尔王》和《麦克白斯》继续做出努力，更多地揭露那个时代的真实。前者通过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时，引起家庭纷争和杀戮的悲剧，尖锐地对当时英国社会中争权夺财的丑恶现实进行批判。这充分说明被前人视为纯洁而神圣的人伦关系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被利已主义观念主导的现实无情亵渎摧毁了。作者通过李尔王的嘴，明确地指出当时开始的两级分化：“可怜的衣不遮体的穷人，不论你们在哪里，都在忍受无情风雨的袭击，你们头上没有屋顶遮盖，腹内饥饿，衣衫褴褛像凿着窗洞，……豪华的人应受些教训……。”后者反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野心、贪婪和凶狠对人性的伤害和腐蚀，其主人公麦克白斯身为将军，为谋取王位，杀害国王，同时杀害另一个并肩浴血奋战的战友，杀害另一个贵族的妻子和孩子。主人公麦克白斯的老婆，也是一个奶汁里流出毒液，可以摔碎婴儿头颅的女人！

莎士比亚同期撰写的《雅典的太门》，通过主人公太门由富变穷的过程中，尝到世态炎凉滋味，沉痛而愤怒的话语，揭示：“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是作家对新生资产阶级金钱关系的深度讽刺和愤怒控诉。这段名言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引用，并且肯定：“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总而言之，他所创造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和巨大的不可挽救的惨剧，不仅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已尽心尽力了。

亲身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又一位西方著名作家，是法国的莫里哀（1622—1673）。他当时一反常规——那时代一些作家和作品摄于统治阶级的压力，只敢撰写一般百姓群众的愚蠢可笑的内容——讽刺嘲笑的矛头不敢指向上层，在他们笔下，上层总是“英明的君主”。这位作家却把讽刺嘲笑的矛头指向社会上层，指向统治者与剥削者。他在优秀的作品《悭吝人》，塑造一个资产阶级阿巴公的典型形象，他是大商人，放高利贷，平时省吃俭用，反对儿女打扮。将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大几十岁的老头子，要儿子取一个有钱而几十岁的丑陋老寡妇，而自己却娶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做妻子，还要对方应带一笔妆嫁费才行。一天他的装有1万金币的钱匣子被仆人藏起来，他顿时失魂落魄，绝望大叫：“哎哟！我那可怜的钱啊，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你一被人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完蛋了，我还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他将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把所有的人都绞死；如果找不回“命根子”来，他自己也要上吊。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极端自私自利，爱钱如命，不惜绞死所怀疑的任何人，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特别值得提醒读者朋友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生活与工作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出生，谈不上受什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洗脑，但是他们的作品就已经暴露资本主义痼疾和新生资产阶级的真实嘴脸，这已是非常说明问题了。本来新生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应该在经济关系和阶级道德上更文明、更公正，有崭新的形象，可是恰恰相反，大相径庭。封建阶级荒淫无耻、贪婪残暴，作为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就应该廉洁奉公、恪守道德，可是相差不多，犹如同一个模具出来的一块块土基。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作家对资本主义与新生资产阶级所作的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不是说他们就达到马克思主义水平，而是他们忠于生活现实，没有违背生活现实，更没有将生活现实虚假化、粉饰化。

那么当时的生活现实是究竟什么情形呢？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作大作家所反映和描写的，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胡编乱造？

以英国为例，在1640年，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还是农民，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由于商贸业和呢绒业的高额利润的刺激不仅催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而且促使圈地运动在许多地方扩张蔓延，失地的农民大量涌现，政府颁布的法令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羊吃人的现象层次不穷。同时通往美洲、印度的航路新发现和贸易的大发展，更极大刺激资本主义膨胀，更进一步破坏封建经济让更多的农民贫困化，陷入绝境。

我们翻阅当时的一些文字记载，现在读起来还让人触目惊心。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开始就带残暴的血腥味，新生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贪得无厌，狡诈敛财。1489年的《禁止破坏农村法案》中就记录：“……首先愿意清除那种不道德和不良的行为，这些行为使他的国家与他臣民的一般福利受到损害与危险，巨大困难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因为在他的王国内有荒废、拆毁，与故意破坏住宅和村庄的现象，又因为有把原来耕地转变为牧场的行动。因此无业游民与日俱增，那是众恶之根源，在若干村庄，那里过去有二百人从事职业并过着和平劳动生活的，而现在只要两三个牧人做事，其他人就陷入流浪状态；农业——在本王国里原是最有利的职业之一——现在转到了严重衰落地步”。1517年的《关于指派调查圈地委员会的国王文告》，也写到：他们把农民从土地和田地上驱赶出去，并把这些住宅、村庄、农庄周围的土地属于它们的田野，都改为牧场来牧畜羊群及其他牲口，以图私利；还把大块田地、牧场和森林……，在那里繁殖着麋鹿而已。因此，村子农庄及其它地点，不仅陷于荒凉，而其中住宅和房屋也破坏不堪，因而原来在那里春耕夏耘的朕的臣民，现在已被迫游荡，依靠救济，一天又一天地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当时，曾任享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摩尔曾愤怒著文：“你们的羊，平常多么驯良，所欲不多，而今天，据说，已变为这样地贪婪和倔强，甚至吃人，它们破坏了田地、住宅和城市，使之成为一片荒凉。”

又如当时的《公簿租户控告那还俗化的西鸿寺院所属土地新地主的圈地、驱逐农民及其它压迫行为的诉状》就作这样的记录：在圈地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带七、八个奴仆及其它恶徒，以刀剑、棍棒和别种武器，武装起来，声势汹汹，包围他们的住宅，不走就武力捣毁住宅，对农民毒打以致残废和死亡。

有的直言不讳地指出：“圈地的家伙是血腥的狼，具有两颗恶魔般的长牙，其中一颗是金钱，一颗是黑良心，使他们连在地狱的血海中游泳都不怕。”

在破坏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时，新生资产阶级是坚决揭露和敢于斗争的，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一切手段与残忍都在所不惜，为发动和团结全社会的力量，打出了“公正、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但是从封建社会脱壳而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是剥削阶级，这是共同点。“公正平等博爱”的旗帜到掌握政权后就要卷起不能实施，即使叫嚷也只是嘴上的空话而己。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照样剥削与压迫，一点不含糊，从第一步就开始了。

因而也说明一点，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大作家等的描写与刻画，没有无中生有，没有夸大其词，他们忠于生活现实，忠于社会真实。

（三）十九世纪西欧作家把对资本主义痼疾与危害的批判推向高峰，其中一部分作家勇敢投入现实斗争中

西方历史进入十八、十九、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发展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再发展为垄断的帝国主义和具有攻击性的法西斯主义。同时，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中，大踏步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个长达二三百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和形成一批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群，创作出一批批极高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英国有拜伦、雪莱、狄更斯、哈代；在法国有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在美国有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尽管这些大作家国籍不同，对生活的关切点不一样，艺术创作手法不一样，政治见解不一样，但是翻阅他们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感知到一个共同点，有一个共识。他们继承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作家忠于现实、忠于生活真实的传统，即对资本主义痼疾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本性，对物欲横流罪恶层出不穷，剥削和压迫加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进行群体性的火力密集的揭露批判，并且在十九世纪已经取得空前规模的成就。

他们宛如夏日的夜幕上空，群星闪烁，而不是一两颗、三五颗，那成片的恢宏气势让每一个抬头仰望的世人，赞叹不己。

在集中地无情揭示资本主义丑恶与虚伪上，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巨幅画卷。其中关于新生资产阶级“第一桶金”，暴发户的第一笔横财——“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揭露，尤为难得，这简直是让整个资产阶级满面蒙羞的彻底一击！如其中《红色旅馆》解读百万富翁泰伊番的第一桶金就是得于他杀害一个偶然碰面的富商，嫁祸于自己的好朋友，并抢光了皮箱中的价值十万法郎的金银珠宝，谋取了最初的一笔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只要有钱就享受到尊重，享有荣誉，谁也不会过问第一桶金从何而来的，用什么办法。另一篇《纽沁根银行》写了纽沁根用诡诈夫人手法欺骗上千人，给自己捞得了百万资产，以堂堂皇皇的银行家身份显耀于市。他们的发家史、成名史，便是应用各种非法手段，将别人的或者公众的国家的财产占为己有，为此必然隐藏种种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资本来到世间，从一开始，由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问我们财产里面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有立足之地吗？”

在法国是这样，在英国也是这样，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大作家有丹尼尔·笛福和亨利·菲尔丁。前者所著的《鲁滨逊漂流记》就写了主人公发家的第一章，就是冒险到巴西开辟种植园，先是到非洲购买奴隶，后在荒岛一次战斗中解放“星期五”，据为己有；不久将两次获得的财物，又去开发荒岛成为巨富。后者自己著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所写的主人公魏尔德的暴发起源于指派手下贼盗作案，赃物大部分归己；还骗小学同学哈特夫的大批财宝，拐骗其钱财。又一位英国的著名作家狄更斯，已不再以个别孤立的人物和事物作为抨击对象，面对资产阶级政府、议会、法院、监狱、家庭、学校等进行全面的揭露。他在经典作品《艰难时世》中直接描写无产阶级与新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关键性地揭露资本家的财富的“日积月累”，是建筑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以榨取工人的血汗“自肥自饱”。可以说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尖锐，不可调和。因此，一个崭新的世纪又开始孕育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个时代西方著名作家群体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著名作家相同的地方，仍然是忠实于生活。他们的一篇篇作品已经不仅是文学意义的文章了，而是一件件如山的铁证，是一份义正词严的公诉状，无情地揭露剥削阶级的丑恶和虚伪。但也有不同地方，就是这个时代作家在良知的驱使下，不仅仅停留在作品中揭露，而且更重要的是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这个不合理制度；在同资本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社会洪流中，不仅拿起“笔”，同时也置身于旋涡里，勇敢参与现实斗争。这是尤为难得的，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我们今天学习和重温这些大作家生平与作品不得不为他们的人格感动，肃然起敬。

如法国作家雨果（1802—1855）他虽然身为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并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在1945年获得伯爵的头衔而取得贵族的地位。但是到1848年6月的无产阶级革命，又使他重新振奋了革命精神。主张给失业者工作，对富豪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等，他虽然对这次革命的深刻意义还不很了解，但是从中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面对强大的敌人，巴黎工人修筑坚固的街垒，到处发动攻势，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英雄主义。从这时候起，雨果坚决地站到了人民方面。1851年12月，法国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搞政变，宣布法国是帝国，自称为拿破仑第三皇帝。他解散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把反对他的人放逐出法国国境。雨果在1848年当了议员，当然也在放逐之列了。从此他流亡国外，移居杰尔赛岛等地。在这期间，坚持用笔作斗争。

1870年，雨果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结束了。那一年，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爆发了战争，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法国重建了共和政府。雨果从海外回到了巴黎，积极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报名加入了国家近卫军，并且把著作所得的钱捐助了国防事业。他用这些钱买了两尊大炮，人们给大炮起了名字，其中一尊就叫“雨果”。1871年2月，国民议会举行选举，雨果被选为巴黎代表。一个多月以后，雨果因事到了比利时。这时候，巴黎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卖国政府，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雨果对这次革命是不理解、不赞成的。公社失败后，他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反动当局的暴行，同情公社社员的遭遇，并且大胆地保护受迫害的公社社员。这一年的3月25日，比利时政府宣布禁止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避难。雨果立刻发表一篇文章，建议公社社员避难到他自己的家里，同时写明地址：街垒广场，四号住宅。第二天，就有一群保皇党徒砸烂了雨果家的玻璃。比利时政府要求他赶快离境。十月间，他回到了巴黎。他为了救援被判罪的公社社员，做演说，写文章，大声疾呼，为公社社员辩护。

又如英国的著名作家雪莱（1792—1822）。虽然其父是富有的地主，国会议员，但走的是另一条人生道路。在1818—1819年间，英国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工业城市，工人、一般市民和一些资产者举行规模浩大的群众集会，向国会请愿，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禁止工人结社等法令。1819年8月16日，有八万多群众在曼彻斯特举行示威游行。反动的英政府竟以骑兵镇压这次游行，打死打伤六百余人，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血腥事件。雪莱对这件惨案感到异常愤怒，写了题为《“虐政”的假面游行》的政治讽刺诗，对英国统治集团进行控诉。这首诗中将“杀害”的化身，拟为当时的英国首相，“欺骗”的化身拟为反动政府的另一个头目，当这些寓言人物在伦敦出现的时候，人民对这些丑类发出了怒吼声，他们呼吁英国人民起来为自由而斗争。雪莱痛切地指出，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奴役和剥削下，英国人民过着贫富悬殊的悲惨的生活。他勇敢号召英国人民：“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雪莱的这种斗争精神，也表现在其他政治诗歌里。譬如《给英国人民之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拿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他号召人民不要让自己的劳动果实为掠夺者所享受：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棉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可贵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单靠文字宣传或试图感动压迫者是不能改变现存秩序的，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和压迫者作斗争。这些战斗的诗歌，表现了雪莱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马克思也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如果不过早地夭折，他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还有一位美国的著名作家杰克·伦敦（1976—1916），他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贫寒农民的家庭，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弄得破产。从11岁起什么苦活，重活都干过。有一年发生经济危机，公司和银行纷纷倒闭，失业的大批工人向华盛顿进军，要求面包和工作，他非常赞许，参加这次进军，顶着烈日，磨破鞋子，脚上打血泡无怨无悔。后来他从一个流浪者得到《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使他信服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久他明白宣称：社会主义是世间最伟大的事业。18岁读中学时，参加工人集会，发表演说。他有一次跳上一条凳子上大声演讲：“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抢劫制度，这种制度捉住工人的咽喉，在抛开他们以前，挤出他们最后一元钱的劳动力。”被捕后仍然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1905年，俄国暴发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运动，受其影响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同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有时走上街头，有时到商人俱乐部，有时到母校，不辞辛劳大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时一些反动分子当场向他叫骂，积极围攻，他毫无惧色。

1905年写好《阶级的斗争》，1908年出版《革命》，这些作品表明，作家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这个制度在改造旧世界的社会革命中必然要灭亡。杰克·伦敦在《革命》一文中写道：“资本家阶级当受谴责。”“这个阶级的政权没有干出什么好事来，应当从它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七百万工人宣布，他们将把全体工人联合在自己的周围，去推翻资本主义。革命就要到来！试看谁敢阻挡它！”

（四）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派作家群，对百般粉饰的资本主义仍坚持揭露批判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阶段，即跨国垄断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阶段，是不是科技发达、多党制和高福利经济繁荣就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本质与资产阶级本性了吗？是不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严重夭折就比社会主义更优越更文明，成为全人类的追求的理想社会了呢？

这个阶段的西方著名作家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在这个阶段的西方社会里，大大小小的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像肥沃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艰难时世》中的葛擂硬，亦官亦商的手腕在谱写新篇章；《竞选州长》的虚伪的有钱人的民主闹剧，一场赶一场的上演，只是更换着面孔。狄更斯笔下董贝的梦，已经在圆圆的地球上的许多领域实现，风头正健；捷克·伦敦勾画的“骷髅和两根交叉的白骨之下的黑白星条”的旗幡不正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飘动吗？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取向，也就是说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和社会风尚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早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托马斯·摩尔就尖锐地指出来。导致社会罪恶的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后来三、四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反复证明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与深刻性。既然二十世纪依然是私有制为社会经济的根基，再加上派生出来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上层建筑以利己主义的私有制为核心价值系统，那么贪腐丑恶和卑鄙如鱼得水，滋生繁衍，就屡禁而不止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深受其害，现代派作家不可能例外，流露到笔端上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在二十世纪阶段，西方著名作家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仍高举批判现实主义旗帜（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一部分由于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壮大，社会主义传播和深入人心，在西方著名作家群中分化出来，如法国的不少作家同法西斯匪徒作面对面的斗争，为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又如著名的作家巴比塞写出优秀作品《镣铐》揭露剥削制度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罗曼·罗兰同巴比塞一起参加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国际会议和群众运动。他的《母与子》反映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风貌。

当然在西方世界最有影响、最有声望的是现代派作家群，即新产生的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表现主义、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等流派，有新的角度、新的创作手法，但是仍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痼疾和弊端，将资本主义社会抨击为“罪孽深重、痛苦无穷”的“疯人院”，坚持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丑恶自私。这一点同资本主义其它阶段著名作家有共识，有相似的角度。

在20世纪阶段，反映西方现实生活的现代派作品，不像前几个阶段著名作家采用的摹写法，而是表现法——象征、意识流和怪诞——强调主观，崇尚直觉，追求神秘、重视暗示，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达到相当深度和广度。由法国遍及欧美的象征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与否定。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相比较，发现虽然两者都坏，但后者却比前者要直率得多，欺骗性要少得多；而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却是建立在欺骗和谎言上的，因而是依靠比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所使用过的更狡诈的手段来维持的。这个把自己“想象为一切统治阶级中的最道德的统治阶级，根本上是最不道德的统治阶级”，它所吹嘘的精神文明，原来是建立在弥天大谎上的。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都浸透了虚伪和欺骗，这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特征。二十世纪的作家，现代派作家们最后认清了那些欺骗是谎言，而不是真理，他们没有这样一种高尚信仰，可以从中获取力量，深知“中产阶级堵塞和败坏人类精神的更好发展可能性的全部程度”。现代派文学就不仅否定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而且把这个社会的传统的反映方式也否定了，否定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与艺术。

现代派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第一是反映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以及导致的人们的精神支柱的动摇，其表现就是由于理想幻灭和信仰的瓦解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人生的悲观绝望情绪。西方现代派作品是“疯狂的时代鞭打出来”（奥地利 卡夫卡），“世界是一场恶梦”（爱尔兰 乔伊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精神世界比作万物枯死的“荒原”（美国 艾略特），荒原里也有人，但是死去的幽灵，是“快要死了的活死人”。荒诞派作家尤内斯库《秃头歌女》中说：“我只知道我存在。要可我是谁？我只知道痛苦受难”。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门关户闭》中说“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完全丧失殆尽。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了西方人的异化带来的瞬息万变的病态心理，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我不吃人，人必吃我”的神妖世界的恐惧和忧虑。美国作家梅勒的《一场美国梦》，描写了罗杰克在十二小时之内，随心所欲地干一系列荒唐而残忍的勾当：他谋杀了妻子，强奸了女佣，在夜总会与歌妓性交，最后到大沙漠中去寻找精神出路。这是一场荒唐而可怖的恶梦，其中包容着作家对人类社会和生存状态的惊恐不安，但更多的却是怀疑和忧虑。第二是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指人失去自我，自我的丧失，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被现代资本主义的金钱、机器与生产方式扭曲造成的。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写现代人沦落为机器人；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变形记》将人写照成虫；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主人公杨克，在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大自然的和谐后，精神上处于悬空状态。他不能前进，就企图后退，到动物园与毛猿结交，不料毛猿也不认他，把他用力一抡使他重伤致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无所归属的悲剧。

在二十世纪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阶段，在现代派作家群中，也有的能挺身而出，参加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在这里介绍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萨特（1905年—1980年），他的存在主义理论是集大成者，并风行全球，他一生写50本书，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他主张文学要干预生活，号召作家要“为时代写作”，要“争取倾向性文学”。因此，他对现实持积极的态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现象，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政策，鞭挞了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扼杀人的自由、尊严和个性解放等罪恶现象。他极其称赞马克思的“叛逆”精神，在《环境》一书中说：“自从资产阶级思想死亡以后，马克思是唯一的文化，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指使人们理解人类、作品和事件。”他不仅写出《恭顺的妓女》等优秀作品，还参加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及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参加罗素的战犯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罪行，并于1955年访问过中国，赞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为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谴责美国曾挑起的朝鲜战争。

1964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鉴于萨特的文学作品“充满自由气息”、“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决定授予萨特以诺贝尔奖金。萨特拒绝领取，以前他也曾经拒绝法国政府的荣誉团勋章。

在五十年代，他曾同法国共产党保持过密切联系。他坚决反对法国的法西斯秘密军事组织OAC，并为此险些丧生。在反对冷战中，他站在共产党一边，同另一个反共的存在主义作家加谬展开论战，最后终于决裂。萨特支持1968年5月的法国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这位年愈花甲的老人到处出席集会，发表演说，上街游行，叫卖报纸，散发传单，会见记者等等，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病逝于布鲁赛医院，享年七十五岁。法国全国的报纸和期刊，从左派到右派，都立即做出反应：纷纷在头版刊登萨特逝世的消息和巨幅照片，并用几页篇幅刊载萨特的生平。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在唁电里说：“萨特在人类自由和正义的最高价值方面，是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和最有独创性的声音之一。”波兰作家普特拉门特说，由于萨特的逝世，哲学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4月19日萨特出殡时，巴黎数万群众自发送葬，自雨果和左拉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死出现过这种盛况。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媒体鼓吹精英之流的非毛主义，同时要将新中国的一切文学成就加以否定，鼓躁向现代派作家学习。对他们的艺术手段与技巧赞不绝口，而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很少介绍。国内不少一些作家唯恐死后淹没于历史尘埃中，也纷纷模仿和学习他们的艺术手法与技巧，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很少谈及，将思想性与艺术技巧割裂开，在创作上走弯路，有的至今不知所措。他们的作品脱离社会真实，也脱离广大读者，而广大读者对他们的无论矫揉造作还是费劲移山的“伟大作品”视为一堆垃圾，不予理会。

西方最著名的作家群，以及他们的伟大作品对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作的解剖与揭示，并没有随历史流逝而流逝，具有伟大的意义。作为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没有经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苦的青年读者在阅读后不仅扩大视野，而且明了与认识历史的来龙去脉，不容易上当了。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在1955年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进行的事业予以称赞与肯定；“为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他所以说这番话，深刻地说明西方作家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的向往，一种对已经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厌弃。当时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总结旧中国和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划时代地创立以公有制为根基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照，正为消除社会丑恶和犯罪的根源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著名作家群体所憧憬所努力的社会，正在地球东方一步一步实现。

         ----------------------------------------程约汉

                     二〇〇七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