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本来不想写这个话题，三方面原因：

　　一是硬核的理论一般都不太受欢迎;

　　二是我这里只是写写杂谈，不是业余政治家培训学校，既不培养在野政治家，也不培养缓则;

　　三是这种屠龙术，多数人了解了也没用。

　　不过，最近我针对香港的动乱说了一段话：

　　单纯靠热情，没有外来资金和经济效益的支持，任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很难持续一周以上。

　　社会运动偃旗息鼓的原因很多：大家要恰饭的，内部会分裂的，热情会淡化的……

　　香港为什么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有没有境外力量支持，不言自明。

　　于是，有人提出问题：按照你这么说，当年五四运动难道也有境外力量支持?

　　一般情况下，这样提问的人，我是直接拉黑省事，因为这位在内心之中已经把列强在香港搞的动乱和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的性质划等号了。他的内心之中已经有了强烈的立场，我就是说几万字也不可能改变他的立场(或者说偏见的)。

　　不过，这周能写，或者说，让写的话题不多，就写写这个话题，让大家加深对香港动乱的理解。至于提问的这位，我是没有信心说服一个有偏见的人的。如果这位还是坚持他的立场，就主动取关好了。当然，如果这位决定取关以后换个小号逐文举报，那我也没办法——毕竟，这样的人已经太多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运动也不例外。

　　发生政治运动，往往两个条件：社会存在不满情绪，沿政治运动的运动方向能不断获得经济效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只存在前者，运动很难持续一周以上。只存在后者，随着经济资源的膨胀，外界人群或主动或被动地不断被吸引进运动中来，运动可能不断壮大。

　　没有经济反馈的运动，完全靠激情和诉求维持。

　　情绪是不稳定的，激情从来不能维持，这是人类的本能决定的。

　　无论多么强烈的情感，哪怕是恋人分手、亲人去世，也能被时间冲淡。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并不是恩仇不存在了，而是如果彼此不再给予或伤害，无论是恩还是仇，随着时间的流逝，大脑不断吸收新的刺激信号，原有的记忆给予当事人的刺激，都会淡化——新的刺激压倒原有的刺激。试想，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这样的功能，我们将无时不刻沉浸在巨大的痛苦或强烈的喜悦之中，我们的精神状态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还能理性处理眼前面临的情况吗?

　　一般来说，那些不涉及切身直接利益的社会热点新闻，热度最多保持一周左右，多数人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其他事件吸引过去。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亲戚的悲痛能保持得长久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这是人的本能决定的。

　　激情没有得到宣泄，会慢慢地淡化。激情得到宣泄，愿望获得满足，会淡化得更快。运动的难度保持不变，激情却会逐渐淡化。激情一旦淡化了，就很难保持以同样的甚至更旺盛的热情去投入政治运动之中。

　　诉求是多层次的，一旦实现自身的诉求，多数人就会退出运动，运动的力量自动衰竭。

　　这时，他们就从积极的参与者，变成旁观的搭车者。比如，同样是和西门庆有仇，有些人是被他欺负过，有些人和他做生意被他坑害过，有些人与他有血债。这些人的要求就是不同的：被他欺负过的，获得他赔礼道歉就可以，被他坑害过的，会要求经济赔偿;要他偿还血债的，会要他的命。随着与西门庆斗争的不断深入，积极参与斗争的人数是不断下降的——真正坚决要求西门庆血债血偿的只是极少数。西门庆死与活，对绝大多数人意义不大。所以，大家虽然苦于西门庆为非作歹、飞扬跋扈，但是大多数人也是采取了默默忍受的态度。

　　绝大多数人，在获得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后，考虑到继续斗争的难度，都会有主动知难而退的想法，发生动摇。由运动的主动参与者，变为不想付出只想收益的运动的搭车者——他们不拒绝运动的结果，却不愿意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参与运动。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推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坚定的参与者会越来越少，运动的力量会不断衰竭。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诉求不一样，利益不一样，很容易发生路线斗争并由此导致分裂。

　　大多数人要求西门庆赔礼道歉，少数人要求西门庆赔偿经济损失，极少数人要求没收西门庆的财产，极个别人要求西门庆偿命。大家聚在一起，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武松的要求就没有办法满足——武松会怎么选择?单干还是只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解决方案，更是五花八门，涉及到利益纷争，无数人和无数人博弈，谁都希望代表自己利益的的意见成为最终决议的主体，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达成一致意见，也很难执行下去——那些自己的意见没有被最终决议充分反映的人，自然没有坚决执行决议的动力。

　　当然，如果考虑到那些虽然能达到同样目的，但是路径不同的意见，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

　　生活的压力，会让大多数人，等不到热情消退，诉求满足，就很快地打退堂鼓。

　　原有的激情的信号在不断减退，实现政治运动的目的的难度基本不变，实现政治目的的希望不断渺茫，但是生活的压力却是长期稳定，持续不断的。

　　即使热情能够保持，生活的压力也会很快让人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放弃物质政治运动，寻找解决目前生活困境的经济方案。《摔跤吧，爸爸》里面，爸爸终生热爱摔跤运动。爸爸的父亲问爸爸，你靠什么吃饭呢?你的奖牌?爸爸热爱摔跤，对摔跤的激情没有衰退，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职业生涯，成为一名职业办公室职员，摔跤只能是业余爱好。完成996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以后，才有时间投入摔跤训练。当摔跤训练和996发生冲突的时候，爸爸会牺牲哪个，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一个政治运动的绝大多数人，甚至核心领导层，都要为衣食奔波，都是业余参与者，那么政治运动怎么可能持久?他们的核心经济利益不在政治运动之中，政治运动的目标带来的利益属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大多数人必然都是搭车者的态度——他们乐于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以后，为政治运动提供声援，但是，他们主次分明，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如果参与政治运动占用大量的时间，严重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他们会如何选择是不言自明的。参与者之中搭车者占主流，缺乏数量足够多的首先利益直接相关的参与者的政治运动，必然因为缺乏直接利益相关方而走向衰亡。

　　激情、诉求、生活压力等诸多因素都是负反馈，促成政治运动衰竭、分裂，出现自动偃旗息鼓的趋势。

　　显然，除非有某种因素促成运动强化、凝聚，否则单纯依靠热情和利益诉求，就不会有政治运动。

　　这种因素有两种，其中之一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的介入，改变了整个政治运动的发展路径。

　　首先，经济因素的介入解决了激情衰退的问题。这时推动运动发展的因素之中，激情让位于物质力量。随着运动的发展，经济资源的反馈不断增加，运动的力量不断增强。这时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其次，经济因素的介入解决了多数人实现诉求后，退出政治运动的问题，只要经济资源不断增强，就能源源不断地吸收希望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潜在的政治运动的加入者。

　　再次，经济因素的介入解决了运动路线的分裂问题。运动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即获得最大经济资源的方向。违背这个方向的运动路径，必然走向死路。路线可能斗争，运动可能分裂，但是违背正确路线的政治运动，必然夭折。相反，对应正确发展路线(也就是源源不断获得经济资源)的政治运动，必然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中资源的过程。

　　最后，经济因素的介入既解决了多数人全身心参与政治运动与生存之间的矛盾，又解决了运动参与者用业余时间参与政治运动导致的搭车者问题。

　　总之，有经济利益存在的社会运动，让多数人不断获得经济利益，克服生活困难，获得正反馈，有继续参见运动的动力。

　　可以说，政治运动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愤怒、仇恨等心理因素，以及相对间接的政治权利的诉求等因素。持续的成规模的政治运动可以没有愤怒、仇恨和政治诉求，但是不能没有经济因素，尤其是直接的、不间断的、正反馈的经济因素。

　　政治运动的方向必须与获得物质资源的方向相吻合，随着政治运动的规模扩张，方式不断升级，程度不断深入，获得的物质资源总量必然不断扩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就是典型的政治运动方向与获得的物质资源吻合的政治运动。

　　封建王朝末期，社会矛盾尖锐，饥民很多。但是仅仅有社会矛盾和大批饥民是远远不够的。抢粮，抢地盘，打败官军，开仓放粮，不断吸收新加入的饥民。获得的粮食越多，吸收的饥民越多，农民军的兵力越强大，越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兵员补充。

　　能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完全胜利的农民军的发展路径，都吻合这个经济逻辑。一旦在获得经济资源方面陷入瓶颈状态，比如无法击败官军，获得更多的战利品，扩张地盘，吸收更多的人力资源，农民军的发展基本也要进入瓶颈，要由盛转衰。凡是没有顺应这个经济逻辑的农民军，最终基本都消亡了。

　　农民军如果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也只能是对贫民秋毫无犯，对大地主和官府的粮仓，是绝对不可能秋毫无犯的。否则，农民军是无法扩张，很快将被扑灭的。

　　历史上，控制敖仓、洛仓、黎阳仓都有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意义。

　　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有时也能来自境外。

　　海外华侨的捐赠，是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等组织重要的经济来源。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已经有失败的征兆。但是，黄兴说，海外筹款不易，华侨们毁家纾国，倾囊资助，我们如果惜命，怎么对得起华侨?将来怎么再筹款?(大意如此)于是，就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有时间的读者，也可以了解一下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矛盾的最初起源。这里绝对没有对先圣不敬的意思，只是希望读者体会经济因素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

　　资助敌对国家的反政府势力，为其提供经济支持，是近代以来，各国常用的手段。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展开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日俄大战期间，明石元二郎在俄国的所作所为。谁出钱，运动方向由谁控制。

　　具体到东南沿海某殖民地，有兴趣的话，可以了了解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背后的经济因素。读一读早期领导人苏兆征同志的遗作《关于中国职工人运动动情况》，了解一下孙中山、陈炯明在两次大罢工背后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孙中山从财政上全力支持香港的工人运动，获得了马林的好感。所以，马林才向共产国际建议，力主全力支持国民党，要求国共合作。

　　记住，每一次成规模的政治运动的背后，都有政治因素。没有经济因素的政治运动，是难以持久的。

　　那么，回到最初哪个评论，五四运动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学生们打土豪、分田地了吗?没有。

　　有境外资金支持吗?日本肯定是不会提供的，美英也没有提供的理由。截至目前，我个人也没有看到当时自从护法运动以后分裂出去的南方政权为学生们提供财政支持的资料。

　　那么学生们的经济因素从哪里来呢?难道五四运动违背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必须符合经济逻辑的规律吗?

　　显然不是。

　　五四运动的大背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也没有触及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遇到了句法的障碍。由于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大批年轻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就业的渠道。同样，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资本的挤压下，难以发展壮大。虽然一战期间列强忙于世界大战自顾不暇，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蓬勃发展，但是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大有变本加厉的势头。

　　在这种背景下，五四运动是不缺社会矛盾的，也不缺经济因素的。

　　读过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的回忆录的人就会知道，当时的学生一面宣传，一面售卖国货——购买洋货尤其是日货，就是资助帝国主义列强，就要亡族灭种，国货的质量虽然差一些，价钱贵一些，或者名气小一些，却是国人自己生产的，是自强的产品。

　　在这种宣传、鼓动下，围观的听众们一般都会慷慨解囊。销售这些国货的利润，就是学生运动的经济来源。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可想而知。

　　事实上，这种抵制洋货+政治运动的方式，在此之前已经有先例，比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不平等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特别是旅美华侨强烈要求废除条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但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抵制美货运动，由此激发起来。1905年运动正式爆发。但是随着清政府的不断镇压，运动10月后渐渐平息。)

　　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抵制美货运动的操作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的原因，国货的性价比一般都略逊于洋货。所以，五四运动的经济因素很难滚动增长，甚至引发连锁反应。

　　所以，五四运动同样符合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现在，我们回头看香港的动乱，香港的动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经济因素从何而来?

　　香港的动乱分子们攻击警察，围攻中联办，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了吗?触动香港富豪的利益了吗?海外华人为这些动乱分子捐款了吗?他们除了破坏正常社会秩序，有商业行为吗?

　　如果这些行为都没有的话，香港示威者的经济因素从何而来？

　　考虑到当年日本的做法，考虑到美国、英国和某地区的政治利益，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明摆着吗?

　　由美英出钱资助的香港的动乱会发展向什么方向？

　　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

　　只要境外的资金链不断裂，希望香港的动乱分子主动偃旗息鼓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