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学者：“金融战比军事的战争更具破坏性”

　　作者：萨尔瓦多·洛佩斯·阿纳尔 魏文编译

　　费尔南多·G.哈恩是西班牙大学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和企业学博士，巴塞罗那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部客座教授。曾在中小企业银行研究服务部工作过。

　　问：我很有兴趣读了您对让-弗朗索瓦·加兰德《金融战的艺术》一书的简介。我喜欢对文章的一些问题和评论提问，您觉得什么是金融战?如果存在的话，这些战争的坏处是什么?

　　哈恩：在我们的头脑里立即将“战争”一词与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相联系，但是看一下历史就够了，让我们注意到有过不同类型的战争，这样除了对战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作者让我们面对由侵占的意图引起的破坏或毁灭性的战争联系的证据。我们以这种方式确定“敌人”，但是没有原因说唯一是军事的战争。如同作者所说的，金融的战争可能比军事的战争更有破坏性，挑起仇恨的敌人是当代高度的金融。不应当把所有的战争存在金融的成份就把这个事实搞混了，在一次新的冲突中它已经变了：面对居民的世界化，大型和自主的金融机构成为他们的对手，除了政治行政的精英们，他们因为利益而屈从，与强者在一起是合适的或可以自我炫耀。这通过系统的诈骗表现出来，甚至造成不必要的使以良好的措施为他们服务而制定的法制脆弱(政党的制度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个制度被称为公共职务与私人的工作之间的“旋转门”。这对创造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方便的社会美德”的事情做出贡献，还逃避监察(在这件事情上中央银行的责任最大)。造成的损失从数百万的经济毁灭，失去他们的就业、资产和家庭的住房，到死亡(自杀)，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我读到1998年的危机使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降低10岁，也有作者说降低了5岁)。

　　存在金融战， 也存在经济战。在90年代初法国经济战学派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汉布洛特与皮乔特-杜克洛将军一起出版了一本有关的书，在另外的机会我将进行评论。

　　问：我记得该书的作者是法国国家警察局局长。警察局长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不有点儿令人吃惊吗?

　　哈恩：实际上我这样翻译是因为对西班牙警察指挥部的结构缺乏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关注2008年9月25日他自己在接受《先锋报》的采访时所作的澄清的话，对他的职务会更好地理解：“唯一的师级(上校)警察局长被法国内政部信息服务局准许发表(文章)”。不是特别指经济学家，他是法学博士，尽管我觉得在法学和经济学之间没有一种严格的边界，我甚至想法学在受到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有一个比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的视角。有过来自司法界的经济学家的权威。他们的经济学论据在使用经济学的博学部分可能欠缺或是缺乏表面上专业的术语，但是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对几乎是共同意义的一个想法给出名称而已。在这本书中作者依据凯恩斯和获得瑞士银行颁奖的莫里斯·阿莱的理论，并不缺乏必要的知识。

　　问：从您的观点看，加兰德的书更好地解释了具有改革意图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尽管不是革命的改革。我们经历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已经克服了这场危机了吗?预言家们谈论在不远的地平线上另外的危机。

　　哈恩：在最普遍的解释上，这场危机可以解释为一场战争的果实(因此 是有意识的)，战争首先被藏匿，制造抚慰的理由，是由高度的金融挑起的(在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股东中投入大量财富)，目的是通过不同的杠杆占有以储蓄或债务(其价值有待在未来创造)的形式产生或积累的价值的大部分，一些杠杆是犯罪的，直接进行欺骗，另一些杠杆通过说服由人的贪婪和愚蠢操作。约翰·加尔布雷斯在他的遗著《无辜欺诈的经济》作了很好的讲述。但是也可以从“无菌”经济学解释，这是利益极好的伪装：这里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基本的解释中进行选择，或是凯恩斯主义的相对需求不足的解释，或是奥地利学派错误的投资过剩的解释。

　　所有的危机被克服了。我们靠使用的既定模式，或者说那些为占有某些人的利益服务的模式克服危机了吗?是的，或几乎是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集体中间产生的不平衡则没有克服危机。比如那些处在制造危机的基层的债务人，但是他们继续从现在中央银行为他们提供的保护制度中得到好处，这无情地惩罚储蓄者，操纵利率直到取消利率;在这个意义上危机在继续，在实现可以忍受的债务的借口之下得到供给，特别是公共债务被私人所有，我们已经不得不使公民适应。预言家们对可靠的结果实践他们喜爱的运动：在地平线上总是存在一场危机，这样某一天危机到了，但是不值得关注，当危机到时我们注意它。他们不能向我们指出何时和在何地发生危机。时间正在将他们放到墙角和取代他们。

　　问：“不论是分析还是建议可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盔甲对智力的贫困不是任何坏的事情，现在西班牙的左派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活动，右派也是如此，也许共呜的东西是今天西班牙社会能够吸收的。”您能解释一下西班牙左派和右派的智力贫困吗?“共呜的东西是今天西班牙社会能够吸收的”您所指的是什么?

　　哈恩：这是我的感觉。是从17年前我在地下的极端左派的政治生涯中就有的知觉，首先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后来变成西班牙革命工人党(有幸的我现在仍在这个党)，在世界的环境(特别是西方的环境)中观察和分析西班牙(和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证明在分析中敏锐的丧失，将思想简单化，对从经典的吸收(甚至没有重复博学的知识)不足，特别是在费利佩·贡萨莱斯和阿丰索·盖拉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其物质化以后，我理解那是30年代何塞·奥尔特加和加塞特政治计划的东西，后来完全衰落了。在右派方面表现不一样，它发展了适合他们的利益的思想;左派基本上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那些自我边缘化处在一个他们自己创立的循环组织内，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缩小至重复句子和观念，在一个物质财富变化很大和复杂的社会已经不能作为影射的比喻提供服务，他们想靠“产钳”加以利用;另一部分在他们的社会阶层争取他们部分夸大过去被边缘化的集体的权利，或是保卫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某些人对社会创造的一些价值的占有。考虑到要保卫的公共的目标。那些“工人的”目标留下的已经很少，那些拿工资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很大部分领取工资的人已经不能满足生产，正在占有其他人创造的东西。自称“左派”的人自称“进步”，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与右派做的一个样，他们有一种虚伪的思维，没有考虑与右派有根本区别的任何事情，除了他们纯粹的政治--官僚的生存。最明显的事例是今天佩德罗·桑切斯首相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般生活水平的变化在西班牙很突出，它的大多数人生活艰难，他们享受的健康比他们的父辈更好，这导致顺从，为一代充满娱乐、孤独和自我炫耀的青年迈出了步伐，丧失了努力学习的好奇心。如果每个阶层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感到舒适的话，靠这种舒适的思想能做什么呢?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幸福世界”的“活体脑细胞”表演的社会。利己主义仍然推动利益，但是这不是思想，而是废话。社会上说的是缺乏思想与对思想的冷漠共呜。

　　问：您在文章中还谈到近年来在希腊发生的事情。您认为确实发生了什么?除了简单的乌托邦，没有其他任何道路吗?

　　哈恩：我跟踪过希腊发生的危机和危机的后果，但是直到当时希腊不是我经济上好奇的目标，像在其他小国发生的事情一样。问题集中在希腊巨额债务三个主要的债权国是德国、法国和美国，在危机爆发之前法国的银行已经收购了希腊银行系统的多数银行。在这债权者中间存在疑问。因为经历更大的风险让法国感到更受挤压，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对法国说必须安排好希腊的事情，因为它影响到美国银行的结算，使其支付能力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无论如何要让希腊支付债务，欧盟殷勤的机构开动了。为了要求有利的条件齐，普拉斯确实得到希腊人民的支持，但是他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我们对此不会吃惊，我们记得在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法国人民投票反对欧洲宪法，它的人民接受了宪法，没有把问题归于政府，没有拿起武器，只是进行某些示威。希腊人民过去和现在支付债务。这是乌托邦?是遐想。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左派”的人，没有解放的梦想的生活是困难的，但是像所有的信仰一样，只有助于被那些掌权的人进行操纵。齐普拉斯发挥了“灯笼”的作用，他已经知道何时出牌。

　　问：您的文章中谈到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与越来越世界化的大型和自主的金融机构状态的冲突。问题是：我们说的是什么金融机构?您所说的冲突具体指什么?在这场冲突中现在谁正在获利?自从资本主义开始不总是这样吗?

　　哈恩：银行与保险很难分开。毫无疑问系统的银行集团是主要的。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类别的投资基金会。冲突是在那些行使交叉的银行权力的人和全世界的企业利益之间而发生的，可以要求国家最低限度的保护，面对它的选民在民主的制度中仍有某种义务(可以吹嘘的是欧盟是一个有强大的官僚机构，转向选举的公民之外，这是厚颜无耻，只留下选举的形式，以便剥去代议制的本质：任何欧洲的议会都不代表我，在我的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由于距离和缺乏实际可能的控制;相反对于非法占有实际权力的人和基础对欧盟的一个国家的企业来说意义重大)。他们胜了，我没有疑问，作者收集了沃伦·巴菲特的讲话和阶级的斗争，在报纸上推广：存在斗争，美国有实力的投资者说，我们将战胜它。

　　时期各有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光荣的三十年”对于社会的整体有过更好的机会。从石油危机开始，对多数和人来说开始了一个有害的周期：开始讨论谁应当为危机付账。

　　“我们处在一个美国类型的社会，解除了对政治家们的控制，通过欧盟允许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进入”

　　问：我好奇的是您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在评论让-弗朗索瓦·加兰德的《金融战的艺术》一书。为什么贝托尔特·布雷切特的作品对法国警察局长这位经济学家有用呢?

　　哈恩：这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也许是聪明的解放文化的表现。

　　问：您还指出加兰德的分析始于70年代初，美国以它重要的利益的名义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战。您能向我们描述一下这第一场金融战吗?为了什么重要的利益?

　　哈恩：它指的是将不能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规定强加于人。由于进行大多数进行国际支付的货币是美国货币，对它的经济的运行没有其他的支持，美国可以制造其他国家不能制造的货币，别国不得不接受美元。这样石油出口国回收它的“石油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债务。对这种提供资金的来源，我们可以说对美国是免费的。它能够在越南进行战争，通过发行债务进行支付。美国重要的利益就是在世界上或面对世界加强它的地位，根据技术、市场的演变和与它争夺影响的国家的实力而变化。跨国公司大多数是美国的，得到美国的支持，它们从中国所走的道路受益，但是在几十年之后中国已经变得更强有力。如果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元)扩大它影响的范围，逐步变成国际支付清算的货币，美国将丧失它的部分权力。在技术领域和与之相联系的军备领域，主要的时机在进行博弈，但是结果都接近金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国债务，可以使其贬值，这样在合适与对对手的惩罚之间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平衡。

　　世界上垄断性的大银行结算的数据表明在2012年超过了世界的公共债务，还有大量的衍生品，2015年达到720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其他的数据也表明了这种力量。大型金融公司如何做到有这么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们不是“泥足巨人”吗?在已经发生的危机中指出最后一点，危机造成社会的坏事情，表面上可能缺乏对它们的行动有效的调控。

　　大型金融公司开始时通过减少对经济的公共部门的贡献做到这一点。它们做到越来越多地通过银行系统将交易作为媒介，但特别是通过投资基金、退休基金、利用所有类型的信贷改变对于风险的责任;这样金融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的分量大大增加。它们是巨人，泥足的事情是遐想，正如作者说的，它们已经扩大，制造“为了破产过于强大”、“为了被惩罚过于强大”的表述。

　　实际上，调控是异乎寻常的，成倍增加了，但是损害金融和银行机构的客户，相反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对那些渴望某一天在监督机构工作的人进行的监督。已经存在调控，但是监督人员特别是对此有资格的机构中央银行不想介入。此外，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安排米格尔·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主持西班牙银行，对他能指望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事。他现在公开说他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后来因为债务破产了。这是让人愤怒的厚颜无耻。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调控，我们需要一种只有社会能够提出的道德要求，但是在个人的行为中我看不到这项工作;在机构和企业中炫耀具体的权力的人中间更看不到这一点。

　　问：在您的文章中提到8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新的形式，其特点是解除调控、金融化和世界化。并补充说，没有苏联这个平衡砝码，自由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宗派的教条。超出其他任何考虑，没有进入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点，苏联的消失曾经和继续意味着世界大型金融机构更大的权力吗?是因为缺乏平衡砝码吗?没有其他的砝码吗?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作用。

　　哈恩：我读了约翰·加尔布雷斯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书，谈到在社会上补偿权力的重要性，看到我们个人的事情和可以对他们期待的东西(不要忘记我们来自猴类和如何行动，比如猩猩的团伙与权力的关系)。苏联曾起过平衡砝码的作用，实际上特别是通过居民重要的群体不了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的信念。实际上金融机构已经看到用更小的压力，在苏联这种对投资的信念甚至是有利的，一种新的信念为他们打开了大门：所有的事情经过市场是最好的。现在几乎不存在平衡砝码，我们已经进入一种美国类型的社会，我们已经撤消了曾经有利于我们的物质和对我们的政治家进行控制的机构与协定，通过欧盟接种了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

　　中国应发挥平衡砝码的作用，它需要维护自己上升的利益，首先在太平洋地区，然后在世界上。不要忘记中国需要在世界上扩大它的交易。不要陷入一种新的遐想。俄罗斯—中国组合将持续下去(现在有互相合适非常广泛的区域)才是美国的一个平衡砝码，它对车辆的压力就是对引导我们的欧盟的压力，让其再次放弃我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支持美国的保护。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但是欧洲国家的精英们已经通过这个渠道自我宣扬，没有让居民说话，他们甚至不知道，特别是在西班牙，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领域在一次水平很低的会议上已经可以证实，这就是人民党的外交大臣皮克和国家情报中心的费利克斯·萨恩斯的讲话，或是可以在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的分析水平看到。

　　问：他们断言“通过欧盟接种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如何做到这一点?您能举个例子吗?在当时的报纸和媒体上出现了向美国的跨国公司如谷歌、脸书和苹果进行处罚的消息。

　　哈恩：通过不同的渠道做到这一点。基本上通过对法律或在解说中自由决定的思考的影响，在特定的时刻可以制定一项准则，或施加压力以便签署协议，帮助将它们的产品引入欧盟的国家，适合这些国家的独立。

　　当然进行的处罚相对晚了，但是跟它们获取的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这是偶然性的，或是在公共国库需要的情况下做的。在危机之后也对大银行进行处罚，但是支付这些罚款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来自它们存在中央银行的账户，用中央银行提供的资金吗?这些公共的同义词与大银行有联系。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2月5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