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剩一人》最后的原住民慰安妇 难忘的血泪证言

　　资深摄影师黄子明拍摄的慰安妇“面具”系列。(摄影：黄子明)

　　去年(2020)12月，台湾的慰安妇纪念馆「阿嬷家」在脸书发布消息，表示有一位近百岁高龄的慰安妇阿嬷在11月初因病离世，至此，台籍的慰安妇阿嬷仅存最后一人。

　　尽管阿嬷家的新闻稿很简短也很低调，并未透露逝世的慰安妇的相关讯息，但根据了解，刚逝世的慰安妇和最后一名慰安妇，都是「原住民慰安妇」，也是过去人们谈论慰安妇议题时，比较少注意到的一种受害类型。然而她们的故事，却为日军犯下的性暴力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黄子明是长期纪录拍摄台籍慰安妇的资深摄影师，他从2000年起开始拍摄慰安妇阿嬷，记录了当年阿嬷赴东京参加各国慰安妇支援团体举办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又称2000年东京大审)，以及她们后续参与妇援会「身心照顾工作坊」和各种日常生活的照片，和许多阿嬷成为忘年之交。

　　刚过世的这位慰安妇阿嬷，以及目前仅存于世的最后一位阿嬷，黄子明都认识，也时常去探望她们。

　　黄子明说，刚过世的这位慰安妇阿嬷因为不曾公开身分，也未参加妇援会历年相关抗议活动，所以家属处理后事时相当低调。他回忆，当初是在另一位慰安妇阿嬷的告别式上认识她，这位原住民阿嬷年轻时很漂亮，又能歌擅舞，2018年他带着两名日本慰安妇支援团体志工前往探视她，她还把年轻时的照片都拿出来分享，模样十分开心，想不到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

　　台籍慰安妇阿嬷在2000年赴东京参加“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林沈中(中)和蔡芳美(左一)带动其他亚洲各国慰安妇一同跳舞。(摄影：黄子明)

　　黄子明的照片摄下了慰安妇阿嬷的伤痛、愤怒和笑容，甚至从生到死，纪录了一场又一场的慰安妇阿嬷的告别式。「虽然我有时因为工作无法离开，但只要能参加她们的告别式都会到。」黄子明说，他从2000年开始拍摄阿嬷时，台湾还有30多个慰安妇在世，这些年看着她们一个个凋零，感到很感慨，特别是他和许多阿嬷都感情很好，像是已经过世的林沈中、满妹和莲花阿嬷，「都把我当成孩子又像朋友」。

　　他回忆2000年民间团体办的「东京大审」，仍历历在目，「当时是沈中阿嬷带动，和芳美阿嬷开始唱跳起原住民的歌舞，把全场气氛整个带起来。」

　　原住民慰安妇：就地征用的性暴力

　　黄子明提到的林沈中和蔡芳美阿嬷，是过往曝光的原住民慰安妇阿嬷中，留下详细故事的案例。

　　林沈中是花莲太鲁阁族人，1927年出生于花莲 Mukibo 社(今名榕树)，从小在日本警察的严厉统治下长大。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Mukibo 社被日军规划成为营区，存放火药和武器货物，部落民众被迫搬迁到附近的铜门。后来，她的三个哥哥都被日本征召为「高砂义勇队」，前往南洋作战。1944年，她和同村姊妹被警察命令到榕树营区从事缝补军衣、打扫等工作，不久后被日本兵强暴，白天工作完后，晚上还要受到日军的蹂躏。

　　根据研究台籍慰安妇的权威学者朱德兰在《台湾慰安妇》一书的说明，当年进出入花莲榕树营区的日本陆军人次相当频繁，先后约有500人，林沈中被军人强暴期间，连续怀过三次孕，每次怀孕后都被迫继续提供性服务，结果也流产了三次。战争结束后，她仍经常做恶梦，梦到日军轮流强暴她的事而惊醒以至彻夜失眠。

　　1931年生的蔡芳美，同样是花莲的太鲁阁族人，她是台籍慰安妇中最年轻的受害者之一，受害时年仅13岁。1945年，日本警察要她和其他几位原住民妇女到部队里做打扫工作，一天有位日本军官要求她们加班到晚上十点，当晚蔡芳美被军人带到营区的一个山洞中强暴，此后她和其他原住民妇女每晚都要「慰劳」军人，并同样因此怀孕流产。蔡芳美将战时日军施加的性暴力，视为一生中最严重的侮辱和伤害。

　　慰安妇之间也形成“难友”关系，图为林沈中和蔡芳美探视中风的雷春芳阿嬷。(摄影：黄子明)

　　在已知的58位台籍慰安妇中，原住民妇女占了12人。不同于其他闽南籍和客家籍慰安妇，是被日本以强征拐骗等方式送到海外的慰安所工作，这些原住民妇女都是在台湾本岛受害(只有一位是被送到香港九龙的慰安所)，且都是因为听从山区警察的命令，白天前往营区替日军打扫，进而在晚上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朱德兰分析，殖民地台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南进据点」转换成「国防基地」，新竹和花莲山区成为日军存放军需品的仓库，驻防在台的日军人数也激增，成为扩充慰安妇的背景。由于山区交通困难，日军不便运输平地妇女，于是就地征用原住民妇女为慰安妇，一面要妇女替日军负责日常生活劳务，还要她们无偿奉献肉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日军性暴力类型。

　　朱德兰指出，原住民慰安妇被迫提供性服务的期间没有酬劳，且受害地点不是有建筑物外观的「慰安所」，而是工寮、山洞和营区宿舍。这些状况，正好打破了韩国学者朴裕河的论点，朴裕河认为，来自日本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慰安妇，与日本侵略的「敌国」(中国、菲律宾和印尼等)的慰安妇不同，她们主要是接受日本战争动员而成为慰安妇，具有「爱国面向」，且有些是「自愿」的──这类争议说法，在原住民慰安妇的案例上完全不堪一击。

　　黄子明认为，原住民慰安妇的特殊性在于缺乏慰安所的管理制度，但这也不代表在慰安所工作的慰安妇处境就比较好，例如客家籍的秀妹阿嬷曾透露自己在慰安所常被日本兵打到鼻青脸肿，以前都会向他抱怨「日本兵很夭寿」。

　　据了解，目前花莲仍留存着当年原住民慰安妇受害的一个山洞，但因无人管理已经荒废。而最后一位在世的慰安妇阿嬷已年届90岁，目前居住在花莲，但家属十分低调，不希望被外界打扰。黄子明说，上次去探望最后一位原住民慰安妇阿嬷时，她的精神还不错，虔信基督教的她每天都会祷告，看护也都会推她去教堂。

　　慰安妇运动犹如与时间拔河，从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出面揭发日本罪行后，30年过去了，台湾只剩最后一名慰安妇，还等得到日本的正式道歉赔偿吗?黄子明对这个问题并不乐观，他认为，日本否认慰安妇历史的右翼势力依然强大，日本政府仍想「以拖待变」，「拖个几年等当事人都死了，再过几代，或许这问题就没人讨论了」。

　　黄子明语重心长地说，不论带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去看，慰安妇制度本身都是「不人道的」，回归基本人性和人权的角度，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制度，呼吁日本应该尽快道歉和赔偿，不能再拖下去了。

　　位于花莲秀林乡水源村的日军废弃军用仓库，是几位原住民阿嬷的受害地点。(摄影：黄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