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人民的名义》人物论之：酷吏李达康

　　李达康出人意料的压倒了《人民的名义》中的第一主角侯亮平，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角色，这是有原因的。

　　李达康能干事、敢担责、不腐败，快人快语，这几乎满足了时下百姓对官员的全部期待，只是不太像是秘书出身的人。　　

　　不仅观众喜欢，省委沙瑞金书记也喜欢。所以他破例向侯亮平表示感谢，因为后者拦下了李达康的专车，当时李达康正在亲自送刚刚离婚的前妻、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去机场，如果本是腐败分子的欧阳菁这次成功登机赴美，那李达康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市委书记也就当到头了。所以沙书记说，感谢侯亮平挽救了一员“改革干将”。

　　老戏骨吴刚把这段戏演的真是回肠荡气。看着前妻被检察官带走，李达康摇下车窗，此刻他的眼神迷离、空洞、但又似怨似恨，翻江倒海般的感情就在这一瞬间被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李达康第一次出面，是高育良书记召集他听取检察院季检察长和反贪局陈海局长关于副市长丁义珍腐败问题的汇报。李达康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表情一直晦暗不明，在情绪上对检察院突然端出丁义珍的问题还很反感，他没有表现出对丁义珍腐败的义愤，最担心的只是抓捕丁义珍有可能导致光明峰项目的流产。

　　这一细节折射了李达康作为一个当代“改革干将”的基本特色：GDP重于一切。一切为GDP让路。

　　网上热传的“李达康GDP之歌”　　

　　从手段重于目的，甚至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的角度看，这位备受欢迎的李达康书记就是传说中的“酷吏”。

　　“酷吏”一词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史记》里，司马迁除了为帝王将相、时代风云人物立传外，还为两类官员分别立传，即《酷吏列传》《循吏列传》。很明显，这两种传记是类传，也就是一类人的传记。

　　司马迁把“循吏”作为“酷吏”的对立面来写，是很耐人寻味的。循吏的特征是循规蹈矩，深藏不露，官僚主义，在《人民的名义》里，高育良书记、季检察长可谓循吏；而酷吏的特征则是精明强干、冷酷无情、勇于任事，这在《人民的名义》中非李达康莫属。由于酷吏为了保证执行力、保证效率，往往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所以酷吏通常比较廉洁，这样一来避免被对手攻击，二来也能保证自己命令的权威性。　　

　　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打破既有格局的历史进程，所以中国的“改革明星”往往都带有某种酷吏的性格特征，从早期的袁庚、刘日，到后来的吕日周、仇和等等，都是这样。这一点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等等。这些“明星官员”由于敢作敢为，快意恩仇，往往还很有魅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具有酷吏性格的“改革干将”们虽然看上去威风八面，似乎在主导历史，但由于中国的“转轨”，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的过程，所以类似仇和这样的酷吏们客观上扮演的角色，就是资本的清道夫。　　

　　在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丁义珍出逃之后，李达康的一出重头戏就是指挥大风厂的拆迁。他在其中表现出的决断力和强势作风，令人叹为观止。而正是由于他的决策，才酿成了烧伤38人的“一一六事件”，在已经发生多人烧伤的惨案之后，李达康居然还要趁乱强拆，连拆迁队长常成虎都感到恐惧。如果不是老革命陈岩石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推土机，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这一段情节真是相当形象的诠释了酷吏在今日中国“转型”过程的社会功能：用铁血手段为资本的进入廓清场地。

　　如果说，酷吏的性格特征是把手段当成目的来追求，进而不表现出任何正常人的情感的话，那么在资本面前(或者是高晓琴的山水集团，或者别的什么“更干净”的资本集团)酷吏自身也变成了工具或手段：那台被挡在大风厂门前的推土机就是李达康的形象化，或者说李达康就是人格化的推土机。　　

　　酷吏如果不黑化，不像仇和那样堕落成腐败分子，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坏人。酷吏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人，只是他们的感情深藏不露。但酷吏追求效率至上，排除价值判断的做法，在今天就不能不沦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工具。酷吏喜欢声称只要老百姓说他是清官就满足了，但历史很可能会为他们准备另外一个名字：资本家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