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应对的挑战：脱美国化

我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应对的挑战：脱美国化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7:05 环球时报
    
      　　（人民网/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 丁刚）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中国人只有真正摆脱了美国情结去看美国，才能真正了解美国，才能真正从美国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没有自信，我们根本就学不到美国的长处。

      　　离开纽约的前一个傍晚，我沿着哈德逊河西岸进行了一次告别式的散步。正是华灯初 
      上的时候，河对面金融区的灯火已经点亮，把耀眼的光彩铺在水面上。记得三年前我刚到纽约不久，带一位国内的朋友到这里观赏曼哈顿夜景。我原本以为像她那样20多岁的年轻人，一定会喜欢曼哈顿的艳丽，但没想到她却冷冷地说:“只要有钱，筑造这样的灿烂并不是件难事。”后来，我搬到了哈德逊河西岸，与那样的景色相伴生活了差不多两年，可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位朋友的话。在纽约生活得越久，我就越能体会到在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背后躁动着的欲望。

      　　这会不会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承认纽约就是美国的原因呢？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在走了许多美国城市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没有哪个美国城市能像纽约那样，如此集中而完美地展现出美国人的精神。纽约是这个帝国的灵魂，它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任何一个来这里的游客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明白，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纽约，就像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

      　　美国化在渗透着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

      　　也许是因为纽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国近一年来，我始终生活在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有的甚至比纽约的摩天大楼还要壮丽得多。“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阳光曼哈顿”、“曼哈顿后街风情”……地产商们毫不掩饰他们要在中国创造曼哈顿的雄心壮志。

      　　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国化的影响当然还不止这些。美国人创造的英语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言语中。“英语决定孩子的命运”，虽然这不过是推销学习工具的广告语，但这句话的创造者肯定相信，它能够抓住家长们的眼球。如今你要是不懂得“cool”（大致可译为“酷”）、“come on”（大致可译为“来吧”）那一类词汇的意思，根本就无法和年轻人交谈，甚至在我们的报纸上也赫然夹杂着MALL（大型购物中心）等英语单词的标题。书店里，摆着各类翻译过来的美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街头地摊上，你可以买到不久前刚在美国影院里上演的好莱坞大片；而新闻媒体更有许多出自美联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人看什么电影我们就跟着看，美国人读什么书我们就跟着读，美国人吃什么保健品我们就跟着吃，美国流行什么服装我们就跟着穿……乔丹、麦当娜、惠特尼成了新一代的偶像。

      　　当伴随着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的时候，像美国人一样开大吉普，住大房子，崇尚名牌也就成了一种时髦。美国的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美国现在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

      　　中国不能重走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

      　　平心而论，中国人现在的这些追求并没有什么错。难道中国人就不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开大汽车、住大房子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追求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用不着做深刻的思考，只要静下心来看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不难明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根本就不可能使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又一个美国。就拿自然条件来说，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已经宣告了“美式生活方式”的不可复制性。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5%，但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消费量的1/4。按照美国的标准，每辆汽车需要0.07公顷的土地。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平均每二人拥有一辆汽车，那需要消耗多少汽油，需要用去多少土地啊！美国记者赫兹加德在《鹰的阴影》一书中这样说，美国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非常诱人，但假如地球上60亿人民都争先恐后地效仿它，将需要再增加3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才能提供所需的所有资源，以及能够容纳由此产生的所有污染物。

      　　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不只意味着地球的资源无力支撑另一个美国，还意味着时代不同了，中国不可能重走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试图在最快的时间里以最简捷的方式把人家几十年、上百年的成果学到手，其结局不仅是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地，反而会更加深重地陷入美式资本主义早期遇到的困境之中。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国情的不同，这样做也会带来更为强烈的社会动荡和国际反应。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也很难像美国那样，长期维持一个既能够疯狂地追求利润，同时又能容忍相当程度的贫富悬殊的体制。英国作家哈顿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美国现在是西方工业国中最不公平的社会。20%最有钱的美国人的收入是20%最贫困者收入的9倍，这一不平等指数比日本、德国和法国高出一倍。如果说正是因为美国人对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才制造了这样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在给来自全球的移民创造机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比较能容忍不平等的制度。在纽约唐人街，来自中国的移民忍受着每周工作近百小时的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努力地实现着他们的“美国梦”。我在华人报纸上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就想起中国能不能承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多长的时间里承受类似于这样的不平等。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些美国人热衷于推行的美国化的理念原本就是对外不对内的。不少美国学者就认为，美国人倡导的所谓“普世的理念”往往连美国人自己也未曾真正尝试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讲过，西方国家本身从来也没有实践过那种将最原始的民主政体和自由放任经济合二为一的现代化道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华裔学者蔡美儿教授曾对我说过，“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和一夜之间实现的民主化同时推进，会不断地激化种族冲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20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深刻教训。”

      　　其实，最具颠覆性的也许并不是美国人所倡导的所谓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被掩饰了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德国思想家桑巴特曾这样写道：“贪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显而易见；获利的欲望、为了赚钱而赚钱，这两者也从来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彻底地贯穿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且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着这个冲动，只有死亡才能停止对利润无止境的渴望”。

      　　如今，伴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断深入扩大，这种价值观念正向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着，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行为方式，也改变了处事准则和评价成功与幸福的标准。既然我们无法把美国式的现代化，或者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剥离开来，那结果就很可能是，这种价值观念会使我们在一些方面自然而然地走上美国化的道路。

      　　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应对美国化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很强大，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是借助于其软力量的强大和全球化的深化而不断扩大。全球化在很多方面因此都夹杂着美国化。现实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今后的发展中绕过美国化的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将会始终面临美国化的挑战。正因为我们难以抵御美国化的侵袭，我们才更需要有意识地脱美国化，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提出脱美国化并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的理念。实际上，在某些领域，中国越是美国化，就越是会更多地与美国出现矛盾和冲突，因为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势必会在许多方面成为美国的对手。

      　　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可能是美国化。在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的眼界理应更加开阔。且不说在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中就有着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重新学习。改革开放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参照系，比如欧洲国家，再比如我们的近邻印度、越南、韩国等等，他们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

      　　脱美国化还意味着增强“中国特色”。最近，一些媒体就该不该让孩子读中国的文化经典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本身既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我们已经到了为要不要让我们的后代读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争个面红耳赤的时候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仔细想一想，美国化的影响之所以会轻而易举地迅速扩展，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强大，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文化传统，或者说是破坏了自己的根基。来自欧洲的移民们可以在曼哈顿这样的荒岛上建造起一座金融之都，而我们的地产商要想实现他们的“曼哈顿梦”，则必须面对有千百年历史沉淀而又已经残缺不全的古城。“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只有波士顿老建筑”，这个曾竖立在北京街头的巨幅广告，形象地表明了中国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抉择。

      　　在离开纽约的时候，有位美国退休教授请我吃饭。这位老教授曾在亚洲工作过，也到过中国，对中国十分关心。席间他对我讲了这些年来他观察中国问题的感受。他说，中国人的美国情结很深，事事处处总想和美国比一比，这就是因为缺少自信。老教授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我们需要学习，包括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但更需要把学来的东西融入中国的“土壤”，更需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当一辈子小学生，把自己束缚在学习别人的框框中，我们也就永远不可能长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

      　　中国人只有真正摆脱了美国情结去看美国，才能真正了解美国，才能真正从美国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以往，我们有些人总喜欢以美国为标尺来做对比、反思，这当中不乏自贬的意味。世界上最喜欢反思的其实就是美国人，美国人却是在自信的基础上反思，越反思就越自信。所以，没有自信，我们根本就学不到美国的长处。学者甘阳说得好，今天有些中国人最喜欢谈美国如何，但因为这种谈论往往出于一种自卑心态，因此恰恰永远学不了美国文明最基本的立国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

      　　学者甘阳引用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演讲的话说，“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爱默生说这话的时候，美国人正挺直了腰杆，开始为美国的崛起而奋斗了。

      美国面临认同危机
      余万里

      国家认同是国民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是决定霸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进程使这个国家的认同始终处于动荡和再造的过程之中。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强盛的帝国，与此同时，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在其体内产生了国家认同的隐忧。
            WASP：20世纪初“美国化”运动的主导力量
            美国是一群欧洲殖民者的后裔建立的，移民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兴盛和强大。移民为这个国度的繁荣和强大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了祖先留给他们的肤色、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以及他们内心难以割舍的对于故土的牵挂和关怀。
            历史地看，美国国家认同问题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一群人宣布美利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时候，这群人基本上都来自共同或相近的血脉和文化，有着明显的机体和文化特征：白种（White）、盎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清教徒（Puritan），统称WASPs。这群人创造了美国，缔造了美国的宪法，控制着美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他们的族裔、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特征也构成了美国的主体认同。以WASPs文化为基础的“熔炉论”认为：美利坚特殊的“气候、政治制度、宗教和工作”环境会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同样品质和理想的人。这种“一元”化的美国国家认同思想主导了20世纪初的“美国化”运动。
            然而在“美国化”运动达到高峰的同时，一些思想家也指出了少数族裔尤其是有色人种在国家认同中面临的两难处境，这种处境与其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地位息息相关。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写道：每个美国黑人始终生活在两种并存的意识之中，“我到底是谁？我是美国人，还是黑人？我可不可以同时成为两者？我是不是有责任尽快停止成为一个黑人而变成一个美国人？”
            “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发生变化
            面对杜波伊斯提出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的回答是：我既是黑人，也是美国人，因为美国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不是某个单一的种族或族裔书写的，美利坚民族的认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每个种族和族裔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的语言、文化、传统特征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每个族裔都有权争取同群体认同相关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入，多元文化主义以“多元论”彻底摧毁了“一元论”和“熔炉论”，成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族裔关系的多元化。首先，在政治上，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了保障和提高。1965年的《选举权法》扫除了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黑人参政的数量大大增加。
            其次，通过“肯定性行动”等政策，少数族裔的教育、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从1960年的6%上升到1988年的20%。2001年在保守色彩相当浓厚的布什政府里，鲍威尔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黑人女性赖斯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最后，1965年的移民法废除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政策，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波移民浪潮。到1990年，共有1600万新移民进入美国，其中1200万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白人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88.6%下降到1990年的75.7%。考虑未来60年移民的来源趋势以及各族裔人口自然出生率，到2050年白人将勉强占到总人口的一半。这就意味着，现在所谓的“多数”、“少数”的概念到了21世纪中叶将出现质的变化。
            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国人口结构中的多元种族和族裔的色彩会变得更加鲜明。目前，拉美裔已经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超过黑人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难度很大。现在，2600万美国人在家里说西班牙语，其中1370万人不能“很好”地说英语。
            拉美裔移民另一大特点是居住地十分集中。这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就是依靠佛罗里达的24张选举人票登上总统宝座的，当时布什赢得了佛州82%的古巴裔选票，尤其在迈阿密周围几个县获得了关键性的、微乎其微的多数。迈阿密的古巴人得意地宣称是他们决定了布什的当选。随着2004年大选的临近，很多观察家都不失时机地指出，拉美裔的选票将再次决定下一任白宫主人的归属。主流社会的政治家们纷纷迎合拉美裔选民的口味，布什主动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的墨西哥裔的弟媳妇也成为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
            多元文化也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发生危机
            多元文化主义确立的政治正确性标准，使得美国主流社会不得不认可近年来在族裔结构和族裔关系上发生的变化。此外，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解决美国的国内政治危机，加强美国的国家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霸权的力量源泉之一。
            不过，多元文化主义也确实对目前依然占据主导的美国WASPs认同构成了尖锐的挑战。1998年2月，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之间的足球赛。在9万多球迷云集的赛场上，放眼望去是“一片红白绿三色旗（墨西哥国旗）的海洋”。球迷们在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起哄。当几位美国球迷试图展示一面星条旗的时候，遭到了水果和啤酒罐的攻击。一位美国球迷向《洛杉矶时报》抱怨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升起一面国旗！”这篇报道生动地反映了近年来，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某种程度的危机。
            这引起了一些保守派思想家的忧虑和质疑。其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当属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今年4月，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的新著。他公开描绘了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四大挑战：首先，苏联的解体消除了美国安全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同时也降低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侵蚀了美国认同核心要素的合法性，美国的核心文化和美国信念遭到了质疑。再次，1960年开始的第三波移民大潮将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人送进了美国，这些移民在文化和价值观在本质上不同于美国。最后，新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使用相同的非英语语言———西班牙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亨廷顿认为，由于美国民族认同中的族裔和种族要素的消失，加上文化和政治要素受到的挑战，美国认同的前景堪忧。第一，美国可能丧失其核心文化，而成为多元文化。族裔、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将使美国变成一个松弛的邦联。第二，1965年之后涌入的拉美裔移民可能使美国社会加速分裂，变成语言上（英语/西班牙语）和文化上（盎格鲁/拉丁）分立的两个社会。第三，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挑战可能引发本土美国人的反弹，引发新的种族主义，从而导致国内种族关系的紧张和族群间的冲突。第四，亨廷顿希望，全体美国人不分种族和族裔共同复兴美国的核心文化，“重新认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认同盎格鲁清教徒价值观，说英语，维持欧洲文化遗产，以及认同美国信念的原则”。
            “9·11”让美国人思考“我们是谁”
            亨廷顿对美国认同的忧虑由来已久。早在10年前，他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把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概括为主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表面来看是在谈国际政治问题，其实深层关切乃美国本土政治问题，不过有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一些话语不好在美国国内明说罢了。现在看来，正是2001年的“9·11”事件给了他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忧虑、质疑和想法用一个问号和盘托出———“我们是谁？”他的答案十分清楚，我们就是WASPs，而抛弃WASPs核心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文化主义只能使美国“国将不国”。
            毫无疑问，亨廷顿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中一部分观念比较保守的人的忧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亨廷顿的观点究竟只是代表了美国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意见？如果“沉默的大多数”只是因为暂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这一“沉默”或许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毕竟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仍然掌握在主流的WASPs手上。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民族认同，而且还关系到美利坚帝国未来的兴衰和走向。▲（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
      2004-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