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群体暴力抗争事件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

田忠国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这样说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危言耸听，但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人，真正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各级官员的执政状态，人们将会发现，群体暴力反抗成了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平民百姓看不到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的希望时，绝望式的抗争情绪便会风起云涌，绝望式的暴力抗争事件便也同时会风起云涌。这一方面说明，过去改革开放的成绩中包含了平民百姓巨大的生存代价，在利益集团和平民百姓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房价大涨、物价大涨，特殊利益集团在危及平民百姓的生存时，不是有效抑制房价、物价对平民百姓的伤害，而是推波助澜，助推房价上涨。再比如，与平民百姓生存状态生命攸关的小事，在各级官员眼中不是个事，不在工作范围之例，也必定成为以后群体暴力抗争的源头。另一方面，从对瓮安暴力抗争的定性中，我们看到，执政者已把人民群众不明真相的维权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平民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已经同执政者是对立的了。而这种定性，只会加剧平民百姓的绝望情绪，催生更广泛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但是，随着社会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经过矛盾冲突的整合后，中国或许能在世界上产生第一个人民拥有平等权、管理权、参与权和社会发展成果分享权的人民民主国家，但也不令人乐观，因为，从藏独事件和瓮安事件的定性中，我们看到人民利益和共和国的利益，不再是执政者努力保护的对象，而特权阶层才是他们维护或者说保护的对象。这一价值走向表明，中国走上了新的灾难多发期。再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必会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所压倒，因此，要改变中国面临的重大灾难性问题，第一，应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的民主蓝图，纠正执政者与平民利益对立的执政理念。第二，发动人民群众，为保护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87年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第三，尽快构建官民互动的制度平台，并作为深入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突破口。对于调查研究的成果一要公开。二要由人民群众评议。经人民群众评议不合格的官员坚决撤职。第四，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执政者政绩的唯一标准。第五，尽快把官员的任命权交给人民群众。我以为，只有采取这五项措施，才能化解群体暴力抗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党和共和国重获新生。

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