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途之浅见

中国真是多灾多难的国家。自清末沦为半殖民地以来，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好容易才建成了新中国。五十年代学苏联搞社会主义，六十年代农业危机，外交不顺，政治上又自乱阵脚，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体制。

三十年到而今，果真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钱人挥金如土，穷百姓衣食成忧。房价高攀、通胀泛滥。

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体制之必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市场经济体制，是必定出现资本积累和贫富差距的。不完善的政治制度，也是必然滋生腐败的。好比穿的就是一件单衣，你老怨它不能御寒，其实有什么用呢？

经济要发展，在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解决三个问题，即生产动力、资源调配、产品分配，也即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分配。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制定生产目标，同时负责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分配。在制定计划时，显然应该以消费分配（尤其是民生消费分配）为优先考虑项，施行按需生产。在此基础上制定生产目标、进行资源调配。但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偏军工、偏重工，导致工农业发展不均，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三者之间完全失衡。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看成历史的必然。面对生产力落后、内灾外困的局面，发展军工是保障政权稳定的最实用途径。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制渐渐形成。民生消费品方面的生产动力得到解放，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化之后，资源调配更趋合理，农业和轻工业开始快速发展。我以为，各产业部门趋向均衡发展，是改革所取得的最显著成果之一。
但是，由于调整产业结构是依靠市场经济来实现的，那么必然会带来两个负面后果：其一，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因为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其二，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推广，迅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我以为，当前的一切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经过资本积累，形成了贫富阶层的分化。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是其最致命的软肋。金融危机的实质，归根结底还是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购买力不足。之所以到08年才爆发，正是得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负债”理论。他们可以靠透支未来的国民税收来刺激经济，借此保障投资额和就业率。但负债是有利息的，雪球越滚越大，迟早有一天会大得无法承受。上世纪三十年代，“赤字经济”的发明者凯恩斯曾说过：“我们不需要考虑一百年后的事情，因为那时我们都死了。”
也就是说，西方中产阶级其实并不富裕，他们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有相当一部分都已经被政府提前花掉了。所以危机发生后，西方出现了提高退休年龄、减少补贴之类的措施。工人们起来罢工，军警则出来镇压。

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那么中国会出现经济危机吗？
我以为，这取决于中国能否处理好购买力分配的问题。但上文说过，市场经济是必然会不断造成贫富差距的！
所以，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取决于政府能否大幅度干预市场，甚至在市场中融入更多计划成分。
比如保障房建设。地方政府若能成立国有建筑公司，向社会大量供应保障房，则房价就不可能走高，甚至可能出现政府公司打败房地产商而逐渐垄断市场的局面。（这和央企高价买地不同，央企买地盖房是市场行为，政府提供保障房是计划行为。）而且政府直接开地建房，赚取的是房子的利润，这样就避免了政府卖地抬价，开发商卖房再抬价的恶性涨价局面。
建筑及其附属产业属于第二产业，这个产业的膨胀虚高，必然导致第一产业（农业）受到牵累，最后会和计划时代一样，使经济陷入失衡。
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决不应当是向西方靠拢，而是应该适当地向“左”回舵。自改革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避免巨大的动荡，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大型国企。如果继续任由市场机制唱独角戏，那么各地的官商腐败和贫富差距只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地方上官商称霸、央令不行，最后导致政治矛盾激化，酿成重大事端。

国内情况如此，国际环境也不乐观。
中国的贸易顺差积累，已经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慷慨，成为了一种价格竞争优势。
西方不仅没有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锁，反而自己被中国人赚了一票，那人家怎么可能甘心呢？
于是对方毫不客气，大打经济战争，先是让中国提升币值，然后又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的大幅贬值，将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产生影响。过去我们积累的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现在的出口企业，将面临倒闭；未来的中国经济，将陷入低谷。如果美国得逞，那就等于中国人民替别人白出力干活三十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目前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应该说还算及时，鼓励技术创新、约束资源出口，促进内需、鼓励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是长远的强国之路。
与此同时，增强军事能力也是重中之重。好比一个盖得很漂亮的住宅小区，必须配备高素质的保安才能确保安全。
只要军事上能够让对方望而怯步，那么中国的发展战略就可以拥有较顺畅的外部环境。

中国真正面临的抉择，仍是在国内。
中国的经济基础日益造成两极分化；中国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制、政治、文艺等）出现腐败涣散的迹象。中国的社会矛盾渐渐趋向于复杂化、激烈化（贫富差距、门阀体制、官商对百姓侵权夺利）。
所有这一切，是中国过度依赖市场经济、地方政府放弃公有制和计划手段所造成的。相反，迄今为止，经济层面社会矛盾的化解，几乎都是依靠地方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实现的，比如一些地区的脱贫搬迁计划。
华西村的“奇迹”，得益于坚持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的关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当然，华西村的成功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不无关系。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家是均富而不是独富。
中国允许私有制存在，但不应搞成了私有制称王称霸，公有制销声匿迹。
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能够越搞越火，能够打败同行业的私有企业（不仅仅依靠垄断资源），并且能够打败西方跨国集团（要依靠技术和宏观掌控），那么社会主义在全球的真正实现也就指日可待了。

有人说，公有制企业存在管理方面的弊端，转给私人后才能提高效率。但实际上，三十年来，因管理不善而倒闭的私营企业，未见得就比国有企业少。凡事都在人为，只要解决好企业管理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那么地方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将大有可为。

中国没有华尔街集团，中国也没有必要去培植自己的“官商华尔街集团”。党政还在，解放军还在，中国还有时间做出选择。
中国有十四亿人，少数的官商富人们是撑不起这个国家的。所以在中国，走西方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