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反对公知？

　　此次新冠疫情和美国骚乱让很多人再次见识了公知的无耻，就算美国骚乱离我们太远，公知一声不吭很多人感受不深的话，公知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可是近在眼前的。可以说，时至今日，要么是对网络意识形态一无所知的小白，要么是铁了心要跟公知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已经不可能有人还支持公知了。

　　说起来，如果公知只是打打嘴炮发发牢骚刷一刷存在感，相信很多人都会不以为意，问题恰恰在于公知绝不是追求存在感那么简单。疫情期间，公知咬死“瞒瞒瞒”“错错错”，反复要求“道歉”“追责”，有公知甚至脑洞大开要求建“哭墙”……实话实说，多亏了“同行的衬托”，要不是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抗疫表现得实在太烂的话，真不公知还会闹出多少幺蛾子。

　　按照公知的说法，他们那么说那么做完全是“良心使然”，可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的，公知那么说一方面是为了贬低和抹黑中国抗疫的努力和成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撩拨民众的情绪刺激民众的神经，虽然我不知道公知那么做对他们到底能有多大好处，但似乎并不妨碍公知乐此不疲。

　　还好，中国命够硬，中国人够给力，中国在第一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否则，中国再多的努力恐怕都抵不过那个“一地无主手机”造成的恶劣影响。这就是文字的魔力，越是惊悚越是简单粗暴的文字越具有煽动性，事实也是如此，火速出版的各式版本的**日记几乎无一例外的重点突出了“一地无主手机”这个关键“细节”。至于这个细节真实不真实，谁在乎呢?反正不信的永远不信，再说了，他们也不是说给不信的人看的，对他们来说，只要愿意信的信了就行了。

　　谎言重复千遍是有可能成为真理的，饿死3000万斗死7000万之类耸人听闻的谣言不都有人深信不疑么?千万不要小看谎言的力量，往小了说，可以让一个人身败名裂，往大了说，则可能让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前者如阮玲玉，身为民国四大美女之一的她在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后服安眠药自尽香消玉殒，后者如前苏联，作为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的前苏联在一波接着一波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最近重读五代十国的历史，真正见识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厉害。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就被黑出翔了，朱温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可《新五代史》说他在年近六十且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和两个儿媳妇乱七八糟，还说他在连坐轿子都困难的情况下轮着将大臣张全义一家的女眷宠幸了一遍……老实说，这些说法都是欺负人智商的，但是，有多少人会细究这些“细节”的真假呢?更可笑的是，这些漏洞百出、荒谬可笑的事居然被欧阳修堂而皇之的写进了《新五代史》里。要知道《新五代史》可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啊。

　　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历史上文人的评价大多不高了，不是文人本身不好，而是真正有水平有风骨的文人太少，而满嘴跑火车的文人却又太多。连欧阳修那样的大家都不能免俗，何况其他人呢?

　　朱温是好人还是坏人，有没有荒淫无度，自然跟我们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举朱温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话说，如果我们不拿公知编造的各式谣言当回事，任由公知用“个人叙事”解构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历史和现实真的可能在未来就成了公知所描述的那个样子，那样的话，苏联可就真的殷鉴不远了。前些年，公知是如何抹黑毛主席，攻击共和国特别是攻击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他们比欧阳修可没下限多了啊。

　　6月8日，华春莹说：“抗疫叙事不能被谎言玷污，而应留下正确集体记忆。”按理来说，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吧?可就这居然还有人跳出来说为什么不是“真实”而是“正确”，这些人连真实是正确的前提，正确本就包含了真实都理不清就敢跳出来大放厥词，可见无知无耻到了什么程度。

　　无知不是罪过，明明无知还四处胡说八道就难免让人看不起了。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的文人已经成了人民艺术家，有荣誉、有地位、有待遇，按理来说，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某些文人依然整天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虽然我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可是我对那些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文人真的没什么好感，当然，我并不反对有人恃才傲物，但前提要有才才行啊，一点才没有还臭屁得不行，那就是纯粹有病了。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水平越高越应该放低姿态，就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真正的文人该有的样子。可惜，那些自比“鲁迅”除了东施效颦双手叉腰说什么看我怕不怕你，哪有一丁点鲁迅的影子?

　　现在是法治社会，说什么怕不怕就跟小孩斗嘴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摆的是事实，讲的是道理，何来怕不怕一说呢?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为了堵住谁的嘴，而是要正本清源，因为真理一旦退让，歪理必然甚嚣尘上。

　　说到这里，或许我已经给出我们为何要反对公知的答案了。是的，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和国，任何人胆敢抹黑攻击，我们都绝不可能答应。大事我们或许做不了，闲暇时批批公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