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九十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四）

　　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九十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四)

　　任何理论，它的逻辑结论与历史结论是一致的;一个经济学家，不管他是否自觉，他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论都是建立在他对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对现有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人类文明碰撞的结晶。

　　吴敬琏：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④按照吴敬琏上述对“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和辩论的总结，由于(1)(2)两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只能是(3)(4)两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贴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签，但其形式是欧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内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在吴敬琏的体制目标模式选择范围中，所以吴敬琏通过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论证，他最终把我国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位为(4)种，即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⑤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这里是把不完全归纳当做完全归纳，把或然性推理当做必然性推理，把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当作完全归纳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上述(1)(2)两种并未穷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项，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因而其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正好像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失败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选择”斯大林模式，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现实合乎逻辑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科学，和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无必然联系。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之所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和国情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价值、“普世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接纳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蕴含了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共同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样，“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比西方更早出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成为“共同价值”，也必须寻找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共同价值”的共同点，使之成为通过空间展示体现时间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合理的一环。计划体制之所以成为建国以后3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新中国的计划体制和斯大林的全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模式也有诸多不同，如农村的自留地、农村城镇的小生产和自由贸易从未间断过，这就为后来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当苏联和模仿苏联的东欧计划体制只能休克时，中国之所以能一枝独秀，顺利转型，就是因为中国的计划体制不是简单模仿斯大林模式，而是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从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可以看出，中国的计划体制从来不是照搬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国的计划体制仍然有斯大林模式固有的诸多弊病，主要是限制了个人的主体性、生产效率低，以致产品匮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凭空产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断裂更不容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基础和环节，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应该从建国时算起，而不应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而且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选择”的过程——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需要再摸索，而是我们理论探索的公理、实践摸索的前提。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得以统一，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得以统一，就必须首先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以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另两个对称的轮子。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是摸索、辩论出来的，也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碰撞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渗透、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如果说在此过程中也有“选择”，那么这里的“选择”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模仿，更不是照搬。吴敬琏先生擅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劣比较，然后通过排除法逐步得出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的结论。问题是比较的前提是要有进行比较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是对称方法，即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根据对称方法，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传统经济模式的转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综合、升华。这种重新洗牌和扬弃、综合、升华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