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福音书

人类的福音书　　

——生产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不是赚钱的工具（之十）　　

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同志们：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我写的这些信，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我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尽管看起来很乱，但是，我把一些基本看法都说出来了。我的目的是为你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我的思路。　　

  恩格斯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剩余价值。马克思的理由是，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工人不仅为资本家生产了工资价值，而且生产了超过工资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变成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财产。所以把自己的财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消灭资本，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旗帜。对于这个道理至今人们并不理解，因此，也就不打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消灭资本。这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悲哀！ 　　

  我之所以给你们写这十封信，就想告诉同志们：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中阐明了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解放的理由和道理。而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人类的解放的理由和道理。既然是人类，那么既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家、工人、地主、农奴、贵族、奴隶、和一切为他们服务的个人，都是人！这个人不是作为人的人，而是异化了的人。异化了的人是由异化劳动产生的。不仅如此，异化劳动还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制。　　

  在《手稿》中，马克思完全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规律、语言，分析了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结论是：劳动只要是仅仅为了增加财富，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资本在获得利润的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就是，大资本家必然要打倒小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在获得地租的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就是，大资本家必然要消灭土地所有者。之所以会是这样呢？马克思认为这是劳动的异化造成的。接着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础，分析了私有财产和劳动者、资本、地租、需要、生产、分工、货币的关系。最后，马克思的结论是：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共产主义，既不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又不是民主的、专制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而“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地、自觉地、保存了以往的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就是人类解放的福音书！　　

  我为了深入学习，把马克思这篇文章按照我的理解重新整理了一下。我以为，把这篇文章弄明白了，我们目前许许多多的问题就都有了答案了。例如：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我们的劳动是什么？为什么要消灭资本？消灭了资本的社会是什么？等等。由于我没有时间，我愿把供我学习的按我的理解整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给你们。我们共同学习，并期望展开讨论。　　

               劳动者2008年12月25日　　

        学习《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基本内容　　

  第一部分：用亚.斯密的语言和规律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亚.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利用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并且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并没有把利润看作剩余价值，而是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按照资本家的语言和规律，在第一手稿中，对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了结论。　　

一，  关于工资。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人群主要分为：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工资是工人劳动所得。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是属于资本家的。首先，资本家没有劳动者，要比劳动者没有资本家活得更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习以为常的并切是有效果的，劳动者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且会给他们招来恶果。其次，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还可以把产业收益加到自己的收入里去，而劳动者则除了劳动所得以外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劳动者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因此，对劳动者说来，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是致命的分离。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象其他一切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着人的生活。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劳动者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此，劳动者的生存被贬低为其他一切商品存在的条件。劳动者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算是他的幸运了。劳动者的生存所依赖的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超过需求，那么工资就要降低。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当资本家盈利时劳动者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则劳动者一定跟着吃亏。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在物价上涨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减少而降低，因生活资料的价格的上涨而提高，二者互相抵消，但是总有一部分劳动者会失去生计；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增长而提高，因生活资料的价格的下落而降低，二者互相抵消。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在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样遭到损失时，劳动者苦恼的是他的生存本身，而资本家则苦恼的是他的死钱财的盈利。劳动者不仅要为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得职业，亦即要为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社会所可能有的三种状态：财富减退的状态；财富正在增进的状态；社会繁荣的状态。现在看看劳动者在三种状态下的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社会财富处于减退的状态下，劳动者所受的痛苦最大。亚斯密说：“没有一个阶级象劳动者阶级那样，因社会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　　

   其次，在社会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里，这是唯一对劳动者有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者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是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是不得不牺牲更多的时间，以致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娈者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这就缩短了劳动者的寿命。第二，社会只有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才会处于日益富裕的状态。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1，通过大量劳动的积累，因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从而，通过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剥夺，通过他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与他对立，而他的生存和活动的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2，资本的积累扩大着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劳动者人数；反过来说，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扩大着分工，同时分工又增加着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这种分工的发展，另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者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3，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的积累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样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陷于行乞或饿死的境地，正象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象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最后，“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马克思按照亚.斯密的语言和规律对劳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依我看来，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议论本身得出的结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二，关于资本的利润。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金、资产是土地和工业劳动的产品的任何积累。资产只有当他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赢利的时候，才叫做资本。　　

资本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人凭借资本（例如继承的大笔财产）可以获得什么呢？可以获得这笔财产赋予它的那种力量是购买力，也就是说，是对于别人的一切劳动和一切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它的个人的或人类的特性，而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力量就是它的资本的那种无可抗拒的购买力。　　

  资本家怎样借助于自己的资本行使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资本的盈利和工资完全不同。资本的盈利首先按照工资抽取盈利，其次按照预付原料抽取盈利。最低的盈利率是按照除了补偿资本的任何运用都可能遭到的那种偶然的损失以外略有剩余，这个余额就是盈利，亦即纯收益；最高的盈利率是在大多数商品中完全吞没了地租并且把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使之仅够维持劳动者在劳动期间的生活。　　

  加于自然产品和加工过的自然产品的人的劳动的增长，并不增大工资，而是一方面增大盈利资本的数额，另一方面使每个后来的资本较之先前的资本更大。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中，第二，一般地从加于自然产品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中。人加入商品中的份额越大，死的资本的盈利就越大。不消说，资本盈利还有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轻便化或低廉化而增长。　　

  促使资本所有者把资本投入产业、商业的唯一动机是，追逐利润的观点。他从来不想计算一下，资本的这种运用会动用多少生产劳动，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价值增加多少。劳动的最重要的运用都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支配的。而投资者通过这些规划和运用所知秋的目的是利润。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敌对的。资本的盈利的上升象复利一样影响着商品的价格，那么竞争就是对抗资本家的唯一手段。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竞争及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发生有益于一般消费者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资本扩大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是可能的。多数的资本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能出现，因为资本照例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要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着资本的积累。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自然周转，这种积累就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趋向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更为自由的道路的。　　

   资本的盈利是同资本的量成正比的。撇开竞争不说，大资本也会依照他的量而比小资本积累得更快。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的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提。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里，通常盈利率非常低，从而这个盈利容许支付的利息是如此之少，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都不可能再靠利息过活。因此，所有的中产者都不得不亲自运用自己的资本，用它经营某一企业，或者参加某一商业部门。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最欣赏的状态。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随着资本的增加，附利贷款资金的数量必然必然日益增长。随着这种资金的增长，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这些物品数量的增长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越来越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运用。于是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而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地想把其他资本所已经攫取的企业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小资本家必须在下述二者中选择其一：（1），或者是由于他已经不能靠利息过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是资本家；（2），或者是亲自经营企业，比更富有的资本家卖的溅些而买得贵些，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既然市场价格由于预计会有的激烈竞争而本来已经很低，那么小资本家自然要陷于破产。反之，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么他就较之小资本家有着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对劳动者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对他来说，较低的盈利可以由较大数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如此长久地经得住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它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营利为自己积累起来。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量较大。所以，他买得便宜些也不致亏损。　　

   但是，如果说贷款利息的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么反之亦然：企业资本的数目的增长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盈利的减少，会引起贷款利息的降低。大资本即使盈利低，也照例比盈利高的小资本增长的远为迅速。俗话说得好：钱能生钱。如果盈利低的一些小资本家与这个大资本家相对立，那么大资本家就会把他们完全打垮。　　

   在这样的竞争下，正如在大城市中所看到的那样，商品的普遍粗劣化、伪造、假冒、普遍掺毒等等，乃是必然的结果。　　

   李嘉图说，各国只是生产的作坊；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　　

   正如没有资本的预先积累，劳动就不可能使生产力获得这种巨大发展一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而然地导致这种发展。资本家力图运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量多的产品，因此他极力在自己的劳动者中实行最合理的分工，并且给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好的机器。他能否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取决于他的资本的大小和这笔资本所能雇用的人数。因此，由于资本的这种增长，同一数量的劳动可以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这就出现了生产过剩。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房主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盈利。房租跟工业所造成的贫困成反比。资本还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放荡行为也取得利息（卖淫，酗酒，凭抵押品放债的高利贷）。　　

   马克思按照亚.斯密的语言和规律对资本利润做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够生存，大资本家必然地要打倒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必然地要走入破产。随着资本的竞争和积累，必然地要出现生产过剩，必然地要发生经济危机。　　

  三，关于地租　　

  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导源于掠夺。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的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没有播种的地方进行收获，甚至对于土地的自然产物也要求地租。地租的高低取决于土壤肥力的大小，取决于土地的位置。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产费用相同和资本额相同的条件下，他们把地租归结为土壤肥力的大小。这清楚地证明了把土壤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的国民经济学的概念颠倒。　　

   地租在人们之间现实的交易中是怎样形成的？地租是通过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地租以完全不同于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另一种方式构成商品价格。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这一价格的结果。食物是经常带来地租的产品之一。除了食物以外人类的两个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对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大都可以带来地租。　　

  土地所有者如何盘剥社会的一切利益。（1），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2），地租随着铁路等等的修建，随着交通联络工具的改善和增多及其安全性的提高而提高。（3），社会生活条件的一切改善都有这样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亦即增大土地所有者对别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的购买力。对原料的需求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料价格的提高，可能部分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场的地租猛烈增长起来了。（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改良既直接导致工业品实际价格的降低，也间接导致实际地租的提高。　　

  在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是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成反比的，正像高利贷者从浪费者得到的利益绝不与浪费者的利益一致一样。现证明如下：　　

  （1），土地所有者从社会的繁荣得到好处，他从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增长，从社会需要的增长，总之，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得到利益。这种增长是同贫困和奴役的增长一致的。房租的上涨和贫困的增长之间的联系，是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得到利益的一个例子，因为随房租的上涨，地租——房基地的租金——也在增长。　　

   （2），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是和租佃者，亦即社会的颇大部分人的利益相敌对的。　　

（3），由于租佃者支付雇农的工资越少则土地所有者能够向租佃者所取的地租越高，以及由于土地所有者向租佃者所取的地租越高则租佃者越是压低雇农工资。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跟雇农的利益相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是跟他的工人的利益相敌对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样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　　

（4），由于工业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以，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劳动者工资的降低，从资本家间的竞争，从生产过剩，从工业所造成的一切灾难，直接取得利益。　　

  （5），因此，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跟社会利益根本不一致，并且跟租佃者、雇农、工业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那么，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之故，也决不跟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竞争表现在：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跟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一样的。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必然地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兼并。　　

（1），劳动者和劳动工具所占的比重，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农业中那样随着资金的增大而降低得那么多。同样地，全面剥削的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合理的分工，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农业中那样随着资金的增大而提高得那么多。　　

（2），大土地所有者把租佃者投入土壤改良方面的那笔资本的利息据为自己的积累。小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一方面。因而，对他来说，这全部利润便化为乌有。　　

（3），每一项社会改良都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利，而对小土地所有者则有害，因为这种改良总是要求小土地所有者付出大笔的现款。　　

（4），为生产食物而耕种的土地地租，决定着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大地产生产诸如牲畜的食物，因此大地产决定着其他土地的地租，并把它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丰饶度相等和经营能力相等，那么，产品就跟资本额成正比。因而大地产总是取得胜利。　　

马克思按照亚.斯密的语言和规律对地租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结论：正像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地产业必然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衰亡。　　

四，结论　　

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他自己的话指出了：劳动者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商品；劳动者的贫困同他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成正比；资本之积累与少数人手中，即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最后，资本家和地租生活者之间、农民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地分化为两个阶级：有产者阶级和无产劳动者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的过程，套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奉为规律。它没有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钥匙，去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的根源。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换言之，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　　

正是由于国民经济学不理解它所研究的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关于竞争的学说跟关于垄断的学说，关于营业自由的学说跟关于同业公会的学说，关于地产分割的学说跟关于大地产的学说，彼此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人为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自然的结果。　　

第二部分：异化劳动　　

现在我们不得不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跟劳动、资本、地产这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一切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学国民经济学家的样子：他在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使自己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只能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它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当作实事、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神学家把它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一种历史事实。　　

我们从一个现有的事实出发。　　

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生产作为商品的自己本身和劳动者，而且同它生产的一般的商品成正比。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　　

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从现实中被排除出去，直至饿死。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被剥夺了最必要的——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劳动所必要的——对象。而且连劳动本身也成为这样一种对象，劳动者只有用最紧张的努力和伴随既不规则的间歇才能把它据为己有。对对象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深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已经包含在这样一种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在这个前提下，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化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灌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因此，劳动者的这个活动越大，劳动者便越空虚。他的劳动产品是什么，他就不再是什么。因此，这个产品越大，他本身就越小。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它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　　

从科学的角度看，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他来进行生产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给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即如果没有借以进行劳动的对象，劳动便不能生存；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然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两个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第一，他接受劳动的对象，亦即接收工作；第二，他接受生活资料。因而，他首先作为异化劳动者，其此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更多地作为异化劳动者才能够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劳动者。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者（即劳动）同他所生产的产品的直接的关系，藉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者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者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者生产了智慧，却给劳动者生产了愚蠢、痴呆。　　

由此可见，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劳动者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第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我们将在关于私有制部分中考察问题的这另一方面。　　

以上我们只是从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一方面考察了劳动者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劳动者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把自己从自异化出去，那么劳动者怎么能像对待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结果。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的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强制的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劳动者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劳动者的活动也不是他自己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劳动者）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从以上两个异化，推出第三个异化。　　

   人是类的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的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够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异化劳动条件下，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人类的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哪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的生活。同样，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劳动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乐和欢乐。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象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劳动者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顾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劳动者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的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由此可见：私有财产就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诚然，我们是从国民经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的外化了的劳动（外化了的生命）这一概念的。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却无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正象神灵本身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直到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私有财产的这样一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了的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现在我们就用“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
结果，又是异化劳动实现的手段。”这一命题，来说明经济学家迄今未能解决的各种矛盾。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己本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因此，工资是和私有财产完全一致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也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工资的奴仆。　　

   既然是这样，那么，靠强力提高工资，不过是给奴隶以较好报酬，并且既不会使劳动者，也不会使劳动赢得人的身份和价值。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劳动者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的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表现为劳动者的解放这样一种政治的形式，而且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劳动者的解放，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劳动者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性的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各种变形罢了。　　

  3，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两个基本要素（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来说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我们将发现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特定的充分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现在我们还要弄清私有财产的一般本质以及私有制同真正人的所有制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异化劳动同劳动者自身的关系。作为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我们发现了非劳动者同劳动者的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样两种关系：劳动者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劳动者的关系，以及非劳动者同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的关系。　　

   真正人的所有制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自己的活动表现为自由的劳动，表现为自己的生命活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劳动者说来，对自然界的这种占有表现为异化，自己活动表现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对象之生产表现为对象之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的势力、异己的人所有。　　

  这个跟劳动和劳动着格格不入的人同劳动者、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凡是在劳动者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劳动者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的、实践的状态，以及他对产品的状态（作为一种情义的状态），在与他相对立的非劳动者那里表现为理论的东西。　　

再次，凡是劳动者所做得不利于自己本身的事，非劳动者都对劳动者做，但是这个非劳动者却不对自己本身作他所做的不利于劳动者的事。　　

第三部分：私有财产　　

前边我们已经从劳动者方面弄清了劳动者同异化劳动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劳动者的劳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类的生命活动，但是通过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劳动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别人劳动；劳动的产品不是归自己所有而是归别人所有；劳动者把劳动这个人类的生命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　　

现在我们从非劳动者方面考察非劳动者同异化劳动的关系，同劳动者的关系，同劳动产品的关系。异化劳动的结果就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异化劳动的实现。异化劳动把人异化为劳动的人和不劳动的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的人表现为工人，不劳动的人表现为资本家。异化劳动不仅把劳动产品异化为资本，而且也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　　

一， 私有财产和劳动者的关系　　

劳动者的不幸在于他是一种活的并因而能感受贫困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在他不劳动的那一瞬间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就失去他的存在。作为资本，劳动者的价值依供求而增长，而且，从物理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劳动者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劳动者，因而劳动者生产自己本身，而作为劳动者、作为商品的人便是这个运动的产物。人已经只不过是劳动者，并且作为劳动者，他只具有与他格格不入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而既然资本和劳动是彼此格格不入的，并因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那么，这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迫不得已地还是心血来潮地——不再为劳动者而存在，劳动者本身便立即不再为自己而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既然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所以他只能任人把他埋葬，使他饿死，等等。劳动者只有当他对自己说来是资本的时候，他才作为劳动者而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为他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是资本。资本的存在就是劳动者的存在、劳动者的生活，正像资本的存在以不以他为转移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无业的劳动者，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的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所以，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劳动者在劳动期间内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劳动种族不致死绝所必要的那个限度为限。因此，工资就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必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所以，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范围。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人类商品、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来生产；它适应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来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个生产的产品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活动的商品，人类商品。李嘉图、穆勒等人较之斯密和萨伊的一大进步，就在于他们把关于人的生存问题——关于人这个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的问题，宣布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资本养活多少劳动者，而是资本带来多少利息，也就是说，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地，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巨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提高自己的收益，而反之则降低收益。它认为，不是对消费者揩油，而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双方间彼此揩油，才是正常的相互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类活动的生产，以及与自身、与人和自然界，因而也与意识和生命表现毫不相干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因此这种劳动的人每天都可能有自己的充实的无，沦入绝对的无，沦入自己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类活动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想，并且再也不与任何表面看来似乎是人的关系牵扯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统一的，而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已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　　

二，私有财产和资本的关系　　

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作为独立存在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格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些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理的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只有那种不再把私有财产仅仅看作在人之外的一种产业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算作私有财产的现实机能和现实运动的产物、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着重工业的机能和发展，使之变成了意识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揭示了——在私有制的范围内——财富的主体的本质的开明的国民经济学看来，那种把私有财产仅仅看作对人说来的客观的存在物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似乎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所以，恩格斯把亚当.密斯叫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完全正确的。　　

以劳动为原理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这种假象下面，毋宁说不过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经不是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以前对人说来是外在的存在、是人的现实的外化的东西，现在只是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出让。因此，如果说上面提到的那种国民经济学从承认人，承认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这种假象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本身的本质而能够不再受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之地方的、民族的和其他的规定所制约，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势力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唯一的普遍性、唯一的界限和唯一的束缚取而代之，——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便必然要抛弃这种伪善性，而把自己的玩世不恭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它不重视这种理论使它陷入的那一切有目共睹的矛盾，而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地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指明这个学说所推演出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具有敌视人的性质；末了，他还给予私有财产和财富源泉的最后一个独特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的运动的存在形式——已经完全成了国民经济学的东西并且因而是封建所有制无力反抗国民经济学的一种表现的地租——以致命的打击。　　

重农主义学说认为，全部财富都在于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只有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只是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才具有价值。虽然重商主义学说只是把贵金属看作财富，但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要素。因此，在重农主义那里财富的对象、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最高的普遍性。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作，才对人说来是存在着的。因而，财富的主体的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同时耕作被宣布为唯一生产性劳动。因此，劳动还没有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来加以把握，它还同作为它的材料的一个特别的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而因之它还仅仅在一种特殊的、具有自然规定性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所以，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毋宁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一样，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但是，由于对过去的、只是作为对象而存在的外部财富的拜物教在这里被归结为一种极其简单的自然要素，而财富的主体的存在已经被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为财富的本质，所以，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理，乃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的亦即唯一合理的观点看来，农业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劳动的表现，而是一般的劳动。　　

在重农学派那里，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了的人。重农学派把劳动（耕作）说成是地产的本质，从而扬弃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是由于他们宣布耕作是唯一的劳动，因而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的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不言而喻，一旦把握了与地产相对立而成立的工业、亦即作为工业而成立的工业的主体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就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对立物。因为正像工业包含着已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的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只是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毋宁说它就是地产的被释放了的奴隶。同样地，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即劳动时，这一过程在重演：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而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的劳动得到承认。　　

一起财富都成了工业财富、劳动财富，工业不过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展开了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的形式一样。　　

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实现其对人的统治，并以其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史的力量。　　

三，私有财产和地租的关系　　

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功绩，在于他指明地租是最坏耕地的收益和最好耕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从而打破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的自负。　　

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预先料到了并且准备了这样一种现实的运动，这一运动将把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凡的资本家，将使资本和土地间的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从而加速这种对立的解决。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毋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之间、盈利和地租之间、二者和劳动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根源于事物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不过是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历史地固定起来的环节。跟不动的地产相反，工业等等只是表现工业的产生方式和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工业跟农业相对立。只要工业（城市生活）跟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相对立而形成，并且通过垄断、行会、基尔特、同业公会等形式还带有自己的对立物的封建性质，从而，只要劳动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单独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只要它还没有撇开其他一切存在，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了自由的资本，这种差别就作为劳动的一个特别的种类，作为包括全部生活的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差别而存在。　　

但是获得了自由的、本身自行构成的工业和获得了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农业的支配，当作为真正的工业的农业一旦产生便立即表现出来，而在过去，农业本来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者即雇工，土地所有者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佃者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佃者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他的被揭穿了的秘密；只是由于有了租佃者，土地所有者才具有国民经济学的存在，才作为私有者而存在，——因为它的土地只是由于租佃者的竞争才得到地租的。因此土地所有者通过租佃者在本质上已经转化为一个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转化也必然要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佃者必然要成为土地所有者，或者相反，租佃者的工业盘剥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盘剥，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着后者的存在。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地产生出资本家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即土地所有者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占有欲必然战胜享乐欲，露骨的、毫无节气的、八面玲珑的、启蒙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深深地、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的各要素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随后，他们虽然分离和异化，但是二者彼此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相互间的对立：他们互相排斥；劳动者把资本家（反之亦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对自身的对立。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后者又分解为利息和盈利。资本家彻底地成为牺牲品。它沦为劳动者阶级，正像劳动者——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时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劳动者本身是资本、商品。　　

四，私有财产和需要、生产和分工的关系　　

先看需要　　

从科学角度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都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它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人越来越需要货币，以便占有这个敌对的本质，而他的货币的力量却恰恰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地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它也在自己本身的运动中把自己本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过度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也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野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像工业宦官即生产者那样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且像他们们那样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痲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力图用狡猾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受敬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从别人那里诱骗他的命根子即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黏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盘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把人同天国连结起来的一个纽带，是使人的心能够接近僧侣的一个方面；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趁机作出倍献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给你所需要的东西，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书写卖身契；我使你受用，我也要从你身上捞一把），－为了这个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它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 这种异化还部份地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上，即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的再生产者自己本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劳动者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窒息人文明的瘴气所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彷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劳动者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劳动者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所固有的最简单的洁癖，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污秽，这人的腐化堕落的标志，这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劳动者的生活要素。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存在，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形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原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脚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存手段。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吃的需要，而且这吃也仅仅限于马铃薯，并且只是最劣等的破烂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与自己的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的简单化，劳动的单纯化，被利用来把还完全未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劳动者，正像劳动者变成被遗弃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关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是这样论证的：（1），它把劳动者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起码、最可怜的物质生活，而把劳动者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因而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乐方面，都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因为国民经济学家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它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自己进行计算的尺度，而且是普遍的尺度：所以说是普遍的，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它把劳动者的活动变成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劳动者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乐还是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家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自制、贫乏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他甚至教训人把清洁的空气或肢体的运动的需要都节省起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则是禁欲的然而进行重利盘剥的吝惜鬼和禁欲的然而从事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一部分工资存进储蓄所的劳动者，而且他甚至为它所欣赏的这种理想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还怀着一种感伤的情绪把这种理想搬到舞台上去。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富于情欲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道德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义是：自制，对生活和一切人的需要的摒弃。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是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能积攒的越多，你的既不致为蛀虫所蚀也不致为盗贼所夺的宝藏，亦即你的资本，也就越大。你存在得越少，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就有得越多。你的外化了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剥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韧性，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而你自己所办不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够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上剧场，能旅行，能为自己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够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尽管货币就是这一切，货币却除了自己本身外不能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己本身外不能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的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奴仆，我也就无须再去追求主人的奴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淹没在发财欲中。劳动者只有权拥有他为了生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多，并且只有权为了拥有这么多而生活下去。　　

再看生产　　

  生产对于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这对于在上者总是表现的微妙、隐秘而含糊，也就是说，是假象；而对于在下着则表现的粗野、露骨而坦率，也就是说，是本质。劳动者的粗陋的需要比起富人的考究的需要来是一个大得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地下室比宫殿给主人带来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地下室对房产主来说是一笔更大的财富，因而，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笔更大的社会财富。正像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同样地利用粗陋的需要、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需要来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需要的这种表面上的满足，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这种文明，乃是一种真正的享乐。所以，英国的酒馆是私有制的象征性的表现。酒馆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以及财富跟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馆理所当然地是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宽发落的、民众的唯一的星期日的娱乐。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再生产中的使命——部分地是资本连同盈利的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从事工作的工具（机器——直接与劳动同一的资本）——就是生产劳动；劳动者是资本；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一个要素。最后，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本源的统一归结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统一。　　

   再再看分工。　　

   分工是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的表达。换句话说，由于劳动不过是外化范围内人的活动表现，不过是作为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不过是人的活动——作为现实的类的活动，亦即作为人这个类的存在物的活动——的异化了的、外化了的状态。　　

   关于分工——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而然地不能不被看成是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的本质，亦即关于作为类的活动、人的活动的这种异化了的和外化了的形式。　　

   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作为类的活动的人的活动和作为类的本质力量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然外化了的表现。　　

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就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后一种说法是国民经济学家所不能证明的，而是我们准备替他们加以证明的。说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点恰恰包含着双重的证明：一方面证明人的生活为了本身的实现而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也证明人的生活现在需要废除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在考察他们是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透露了他们的科学所包含的一个矛盾，即借助于非社会的私人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下述各个要素：　　

进行交换的倾向（国民经济学认为利己主义是他的基础）,被看作是分工的原因或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财富、生产被用分工和交换来加以说明。分工被认为引起个人的活动的贫乏和退化。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别的原因，而这种差别又因为交换而成为有益的。斯卡尔贝克把人的进行生产的或有生产力的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1），个人的、人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而非来源于现实的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此外：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来承担。——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作业应当尽可能地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集中，个人生产的缺乏效果和财富的大规模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最后看货币　　

货币，由于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因而是最出类拔萃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它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有万能者的盛誉。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皮条匠。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媒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而言的其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媒介。对我来说其他人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货币而为我存在的东西，就是我这个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这个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为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它的使人见面而生厌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作为一个个人的性质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给我弄到二十四个脚；所以我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这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一个不诚实者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可是货币是万物实际的头脑，它的持有者又会怎么会没有头脑呢？而且，它还可以给自己买到头脑聪明的人，而有权支配头脑聪明的人的，既不比他们更聪明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的心灵所渴望的一切东西，我既不具有人的一切才能吗?总之，我的货币既不是把我的一切无能变成它的反面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及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既不是能够束紧和松懈任何纽带吗？他因此既不是也是挑拨离间的普遍手段吗？他既是不折不扣的使人分离的“辅币”，同时又是地地道道的撮合山；它是社会的普遍的化合力。　　

  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纽带说来，货币也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而出现的。她把坚贞变成背叛　，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邪恶，把邪恶变成德行　，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既然货币作为存在着的和活动着的的价值把一切事物加以混淆和替换，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使颠倒了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第四部分：共产主义　　

无产和有产之间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那它就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就还没有把握住它的能动的关系、它的内在的关系，就还没有把它理解为矛盾。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发达的运动，也可以通过初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等地方那样）。这种形式的对立还不表现为受私有财产本身制约的东西。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了的劳动，——这就是处于上述对立的发展到矛盾地步的状态，因而也处于促进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的高度紧张状态的私有制。

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观方面来加以考察，——但劳动仍然被看成是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扬弃的资本。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千篇一律的、零零碎碎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及其从人异化的存在的有害性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仍然认为农业劳动至少是最好的劳动。反之，圣西门则宣称事情的本质在于工业劳动本身，因此他极力要求工业家的独占统治和劳动者状况的改善。最后，共产主义是被废除料的私有财产的积极的表现；开始时它表现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共产主义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把握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1）在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作为这种普遍化和完成，它具有两种形态：第一，实物财产对它的强有力的统治，使得它极力要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所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它想用强力抹煞天赋等等。在它看来，物质上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并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把普遍的私有财产同私有财产对立起来的这个运动衣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运动把使妇女成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财产的共妻制同婚姻（这实际上是排除它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对立起来。可以说，共妻制这一思想暴露了这个还是完全粗陋的和没有头脑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像妇女在这里从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的关系。这种到处否定人的人格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它就是这种否定）的彻底表现而已。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妒嫉，是贪欲所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其是私有财产而言，都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感到妒嫉和平均欲，以致这种妒嫉和平均欲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出发的这种妒嫉和这种平均化的完成。这种共产主义具有一个确定的、狭隘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困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过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恰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决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　　

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看来，共同性知识劳动的共同性和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即公共资本所支付的工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看待，这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己本身方面所经历的那种无限的堕落，因为男人如何对待妇女，以及对直接的、自然的、类的关系如何理解，都毫无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这种关系的秘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存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只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其他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在它个人的存在中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第一个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确立为积极的共同性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2）A,换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即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B,废除国家的，但同时还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由于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并且还不理解需要的属人的性质，所以他还为私有财产所迷惑和毒化。他诚然已经理解了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没有弄清它的本质。　　

（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地、自觉地、保存了以往的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得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的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生成的被理解和被认识的运动。上述的那种还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从那些同私有财产相对立的个别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从现存的事务中寻找证明，同时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德尔等等特别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历史的纯血姓的证明固定起来；但是它的这种做法只是证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而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驳斥了它以本质自居的奢望。　　

不难看到这样一种必然性，即整个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亦即在经济中，既为自己找到实践的基础，也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活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一切生产的运动的感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氧气，作为人的生活的确立，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使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亦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哪里，这一运动是从哪个领域开始，这取决于该民族的公认的生活主要地是在意识领域中进行还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从无神论开始（欧文），而无神论则在开始时还远不是共产主义；因为，那种无神论还毋宁是个抽象。所以，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直接追求实效的博爱。　　

我们已经看到，在私有财产已被积极扬弃的前提下，人如何创造人——他自己和别人；同时，作为它的个性的直接体现的对象，如何对别人说来是他自己的存在，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并且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但是，同样地，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正是劳动的材料和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出发点这一点，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因此，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时它的存在和对他来说使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才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它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是闲聊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绝不仅仅以直接集体的活动和直接集体的享受这种形式而存在，虽然集体的活动和集体的享受，亦即直接通过其他人的实际聚合来表现自己和确证自己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或者中享受的内容本身为根据并且符合于这个内容的性质的地方，是到处存在的。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哪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借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用我自身所作出的东西，是我用我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身是社会的存在物。　　

我的一般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为活生生的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的形态，但是在今天，一般意识是撇开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物，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物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一般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的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它的生活表现——即使他不直接采取集体的、同其他人共同完成的生活表现这种形式——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地是类的生活得较为特殊的表现或者较为一般的表现，而类的生活必然地是较为特殊的个人生活或者较为一般的个人生活。　　

作为类的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再现着自己的现实的存在；反之，累的存在则在类的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般性中作为能思维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它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然是彼此有别的，但是同时二者又处于统一之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人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二者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人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的存在物，并且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必死的。　　

（4）人既对自己说来成为对象性的东西，同时又毋宁成为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他的异己的现实。私有财产不过是上述情况的感性的表现罢了。同样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享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情、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正像那些在形式上直接作为社会的器官而存在的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的关系，亦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属人的现实的占有，属人的现实同对象的关系，是属人的现实的实际上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人的活动是形形色色的一样，属人的现实也是形形色色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财产是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他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占有它，吃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财产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以占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为手段的那种生活是私有财产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既拥有感所代替。为了使属人的存在物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自己内在的财富，必须使他沦落到怎样一种绝对的贫困啊。　　

因此，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是这种废除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变成了人的。眼睛变成俩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反之亦然。因此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　　

同样地，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所有物。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外，还以社会这种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同别人一起共同实现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获得人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根原始的、非人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人的耳朵跟原始的耳朵有不同的感受，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而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这个对象的本质，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力量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它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等于说，对象成了他本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而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之独特方式，他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方式。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既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他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实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武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疗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食物的属人的形式，而只存在着它作为食物的抽象的存在；同样地食物可能具有最粗早的形式，并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摄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另方面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来说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为自己找到这一形成过程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同样地，已经生成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恒定的现实，也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地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　　

我们知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下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物的存在；我们知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　　

我们知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迄今人们从来没有联系着人的本质，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心理学，因为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者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把宗教或者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样一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和人的类的活动。通常的、物理的工业（人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勤劳，是从自己本身异化出去的活动）是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那种还没有解开这本书，亦即还没有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从感觉上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真正内容丰富的和现实的科学。那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举大部分并且不感觉自己本身的不足的科学，当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地丰富性除了可以用“需要”、“日常的需要”来一言以蔽之的东西以外没有使他明白人和其他东西的时候，人们关于这样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自然科学展开了巨大的活动并且积累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说来始终是毫不相干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说来也始终是毫不相干的一样。一下子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结合起来，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遗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史学也只能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一个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而，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毋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并且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而说什么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个基础——这压根就是一种谎言。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生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　　

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对象；因为对人说来，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直接的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的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着。然而自然界却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的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属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可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一般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他们的自我认识。甚至思维本身的要素，作为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也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属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都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丰富的人和丰富的、人的需要要代替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人的十分完满的生活表现的人，是它自身的实现在自己身上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即需要的人。不仅是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也同样地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一种受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对其他人这种最大的财富的需要。因此，对象性的东西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觉的爆发，是在这里进而成为我的本质之活动的情欲。　　

（5）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他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在自己的眼里是独立的，而只有当他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他才算立足于自身。靠别人的恩典卫生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源泉，那么，我就是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而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基。所以，造物这个观念是很难从人们的意识中排除的。人们的意识不能理解自然界和人的依靠自身的存在，因为这种依靠自身的存在是跟实际生活中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关于上帝创造大地的观念，受到地球构造学，亦即把地球的形成、生成描述为一种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当然，对个别的人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是容易的，即：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生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是两个人的性的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类的行为产生了人。因而，你知道，人的肉体的存在也是要归于人的。所以，你应该不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因为你会基于这一过程而继续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从感性上可以直接感知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循环运动，人才通过生儿育女使自己本身重新出现，并因而认识重视主题。然而你会回答说：我承认这个循环运动，那么你也要承认上述那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之前会驱使我不断地寻根究底下去。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自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不是来源于一个唯因其荒谬，因而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自问一下，上述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当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着一问题的时候，你从而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人和自然界的存在。我现在对你说：如果你抛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抛弃你的问题；如果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坚持到底，而只要你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认为自己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也是自然界和人啊。不要那么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只要你那样想并提问，那么你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许你是一个人为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吧！你可能反驳我说：我并不认为自然界等等是不存在的；正像我向解剖学家提出骨骼形成问题等等一样，我是在问你自然界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它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深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作为存在物的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否定为中介的肯定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否定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肯定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对历史发展次一阶段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形式。　　

             劳动者200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