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家政治思想概述

清代理学家政治思想概述

     陈  寒  鸣

清代理学沿承宋明理学而来。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其《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由此，程朱理学便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和学术主流，呈一时之盛。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理学“名臣”、“名儒”，如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等。但到了乾隆年间，汉学考据兴盛，理学逐渐衰退。昭梿《啸亭杂录·续录·理学盛衰》说：“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人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

理学在乾隆时为何衰退？按前引昭梿所说，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在《啸亭杂录·书贾语》中又说：“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据此，理学衰退的原因可归为二：一是和珅等人的擅权，造成士风败坏，殃及理学；二是汉学考订者贬斥宋学。乾嘉时，由于汉学兴盛，成为学术主流，宗理学者以为受到汉学家的挤压，致使理学不振。现代研究者也有循此思路，将理学衰退归之于汉学的“一元垄断”以及汉学家对理学的排斥。其实，以政治上的影响来看，理学在乾嘉时的衰退不仅是昭梿所说的由于和珅等人擅权所致，而且与康熙帝对理学的态度也有关。康熙帝既尊崇程朱理学，但也抑制了它的发展。对于理学，他并不关注其学理层面，而是强调“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¹⁾。他尤其强调纲常伦理，突出理学对皇帝的忠诚，“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²⁾。至于宗汉学者抱门户之见，贬抑宋学，也是事实。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明显扬汉抑宋，如他将黄宗羲、顾炎武“附于册后”，不入正传，理由是“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儒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乾隆以后，理学衰退是清代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但仍应看到，这并不意味着理学就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事实上，在载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讲求“经世”的理学人物，如见于《清史稿》的，陆世仪、陆陇其、陈宏谋、陈大受、塞楞额、杨永斌、潘思榘、裴宗锡、阿尔泰、沈善富；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这些还都是从农政方面提出其主张或有所作为者，此夕，在“粮政”（范围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禁价、平价，等等）、“垦政”、“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方面也有不少理学人物。“名不见经传”者更不知凡几。

杨锡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广东肇罗道、广西巡抚、吏部尚书等职，并曾三任湖南巡抚。二十二年（1757）授漕运总督。杨锡绂一生“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凡所陈奏，悉协大体，而尤关国计民生者”^（3）。论其主要成就，还应属最后十二年的治漕。作为漕督，杨锡绂“咨访利病，爬罗剔抉，兴之革之，与众同欲”^（4），“无弊不绝，无利不兴”^（5）。“任漕帅二十（按：应为十二年）年，以清介称，纯皇帝甚宠之。其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后共称之”^（6），“数十年来，论漕政者，必举先生第一”^（7），后人还将他的治漕与康熙朝著名河臣靳辅的治河相提并论。杨锡绂年少时即“肆力于学，尤笃嗜宋儒”^（8），极力推崇程朱之学，认为其“递相推阐”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乃“万世不易之常经也。小之可以守身寡过，而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阳明之学则是“高明者之过也 。守其说而不善变焉，将清静寂灭，且流而为释矣”，所以，“居今之日，为今之学，舍程朱莫适也”。另一方面，学习程朱之学要把握“主敬”一端，认为“夫敬者，圣学彻上彻下之功，主乎此则致知力行，皆著实而近里，深而造之，其于道必确有所见，而言也有物矣”。^（9）关于治学为人之道，杨锡绂认为：一要由正学术以求正心术。“夫学为修己、理民物，以与于三不朽者也。修己、理民物受成于学，亦往往受诬于学。……学术之诬，其心术之讹也。然欲求正于心术，卒非学术不为功。……惟正学术以正心术，为章志贞教之大。”^（10）二要以深究宋儒之道为作文之根本，“人之为道，有君子，有小人，文章亦然。深究乎孔孟朱程之理，行以王唐归胡之法，君子之文也；目不睹宋儒之书，神不游先正之席，务为软美纤巧以取悦时俗，此小人之文，无足观也”^（11）三要将读书、应举、成圣紧密联系起来。真正的人才“非仅词章之谓，所读者圣贤之书，所求者即圣贤之道。舍读书无以为词章，而真读书即所以为圣贤。四子吐辞为经者也，关闽濂洛诸贤何尝不足于文制？举业虽文词之一，然我朝如陆当湖、汤睢州辈皆理学名臣，究亦何尝不为举业？故真学圣贤即应举，无害专攻词章。则试问人生所谓不朽者安在？今士子多举读书与圣贤岐而二之，每语及理学，非畏之而以为难能，即迂之而以为不足学。若是则将求圣贤于田夫贩竖、目不识丁者流乎？无是理矣。夫道德本也，文词末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昔人之言具在，诸生其由读书以求圣贤之道，则事业、文章俱可不朽，书院之设乃真造就人才矣。”^（12）四要讲究气节。“士生斯世，非功名之难，而气节之难。气节不立，虽位至将相，与草木同朽耳。气节苟立，即名位不如人，或起而复蹶，蹶而至于穷愁困顿，以终其身。要其磊落俊伟之概，千载下犹想像其人，为之奋发兴起，矧一时交游同辈乎？”^（13）此外，杨锡绂特别注重“小学”的作用：“夫学术之敝久矣。诵习者专为弋取科名，而驰驱者半多撄情势利，人材之益，不古若也，溯其端则由于废小学。人生自八岁以上知识渐开，教之有其方，养之有其道，束之以礼法，而严之以规矩，则虚憍鄙陋之习以去，以此入大学，胎胚已端，其用力也较易，其成德也必多。”所以，他特别推崇蔡梁村“敦伦饬纪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之学，必具于小学”之说。^（14）从这些方面来看，杨锡绂显然是位讲求经世的理学人物。

在政治思想方面，清初魏裔介、熊赐履虽于学术无所称述，却以向清廷贡献理学，且扶为官学正统为己任，他们在帮助新朝统治者收拾被明末心学破坏了的“天理人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5）熟知康熙“表章经学，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训迪磨厉”思想文化政策的李光地，借为康熙讲经之机，一再宣传儒者之学与帝王之学的一致性、“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谓：

     盖古今之言学者，莫不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臣以为不然。夫溺于技艺，滞于章句，以华藻自娱，以涉猎相高，岂独帝王者，虽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穷性命之源，研精微之归，究六经之旨，周当世之务，则岂独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学何以加此。

他还说：“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冶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头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之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逆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臣虽无知，或者得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16）这就不仅论证了清廷统治具有“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正统性，而且更从儒家“天命”观（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之者兴”）的角度将康熙肉麻地吹捧为超胜孔子、朱子，直超尧、舜的天纵圣人，认为有此圣王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并明确表示要以“周当世之务”为治学宗旨，尽力使理学的道统服务于专制王权的治统。李光地奉敕编纂的《周易折中》、《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均经康熙亲自审定后以“御纂”、“御定”名义颁行学官，成为有清一代的思想范式。此外，与李光地学风相近的有张伯行、陈宏谋、蔡新、蔡世远、雷鋐等人，康熙、雍正、乾隆朝主经筵、傅太子的就是这些“理学各臣”。他们的任务是传授“帝王心法”，其理学直接影响到当世政治。

     富有一定理论创造力的是陆世仪和陆陇其。陆世仪不仅在理气论、“格物致知”论等理学思想上颇有创获，而且还在人性论上对程朱理学提出异议。他更反对为学局限于理学，主张应讲求“切于用世”之学，说：

         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诎之诮也。^（17）

他认为，为学应兼顾“性命”之学（即理学）与“切于用世”的实学两个方面，这样才谈得上是“内圣外王之学”，否则，如果只知“高谈性命”，那就只能是“迂诎”的“俗儒”。他尝试着以其“内圣外王之学”实即经世之学来矫正一般理学家的空虚学风，具有修正理学的意味。由此出发，陆世仪曾开列了一个书目，分为“十年诵读”（用于5----15岁）、“十年讲贯”（用于15-----25岁）、“十年涉猎”（用于25-----35岁）三类，每一类都在开列理学家著作之外，专门开列了“切于世用”的书目。其中，“十年诵读”类所列“各家歌诀”下注云：“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学诸家俱有歌诀，取其切于日用者暇时记诵。”^（18）“十年讲贯”与“十年涉猎”类都列入了典礼、律令、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诸书。他还特别强调学习数学的重要性：“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19）足见其对于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的重视。陆陇其亦倡经世致用之学，并由此而引发出著名的尊朱黜王论。他“尝谓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20”；“今日起敞扶衰，惟在力尊紫阳”^（21），“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阳明之学不熄，则朱子之学不尊”^（22）。他认为朱学即孔学，尊奉朱熹也就是尊奉孔子。他说：“非周、程、张、邵则洙泗之学不明，非朱子则周、程、张、邵之学不明。……朱子者，周、程、张、邵所自发明，而孔子之道所自传也。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23）又说：“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24）正因把朱熹奉为秦、汉以后孔学的最好继承人，故其谓：“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25）陆陇其又依据这种思想认识而向清廷建言献策道：

         汉之世当尊孔子，而今之世当尊朱子。……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四书》、《五经》之注，固学者所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极图》、《通书》、《东、西铭》、《皇极经世》诸书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学官，俾学者肄而习之；而又选敦厚有道术者为之师表，使之不惟诵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则天下晓然知宋儒之学为天下之正学。……而向之嘉、隆以来之学（指明代中后叶的阳明心学）……有君国子民莅官临政之志者当摈而绝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26）

他力图使人们像尊奉孔子那样敬崇朱熹，主张使朱学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思想，而反对王学在思想领域占据任何地盘。这种从独崇朱学而又从政治上宣判王学死刑之论，适应了清廷为巩固其统治秩序而力图用程朱理学加强思想钳制的现实需要，故而自然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青睐。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即陆陇其死后的第二年，他便被以“千秋理学正宗”的名义入祀嘉定县名宦祠^（27）；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在清代儒者中第一个被降谕准予从祠孔庙^（28）；乾隆还曾为他亲自撰写碑文，称其“研精圣学，作洙泗之干域；辞辟异端，守程朱之嫡派”，“蔚为一代醇儒”^（29）。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深受黄宗羲思想影响的吕留良，以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伦理为思想基调来展开其政治哲学上关于“公”与“私”的论说；刘献廷虽仅以《广阳杂记》和《广阳诗集》传世，似未形成思想体系，但他提出的“开诚布公”论，不失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富有价值的观念主张。

至于清初以张履祥为主要代表的居于山林草野的一些理学家，既不作深入的理论探讨，亦无意于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议论辨说。对于程朱理学，他们幼而诵习，长而躬行，以“敬”或“静”的工夫操持身心，理学实已成为其人生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笃行守志，还教授馆徒，是理学在社会中下层中的基础力量，但在思想理论层面上则缺乏活力。

如果我们不以狭隘的视野将理学仅仅局限于程朱之学范畴内，而把理学作为一种讲求性理的学说思潮^（30）来作进一步的审视，则不难发现，有清一代还是有些思想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的。戴震披着“经言”外衣、通过对宋儒之学的批判而提出的政治思想，焦循以“时行”与“变通”说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及其在义利和理欲问题上提出的新观念，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等等，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此外，以诗文名闻于世而被目为风流诗人的袁枚，集浙东之“贵专家”、浙西之“尚博雅”两种文化传统于一身，挣脱传统经学思维方法的拘限，将儒经作为认知对象而不作为信仰对象。他指出：“夫穷经而不知经之所由名者，非能穷经者也。三代以上无‘经’字。汉武帝与东方朔引《论语》，称传不称经；成帝与翟方进引《孝经》，称传不称经。‘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庄周，异端也；戴圣，脏吏也。其命名未可为据。桓、灵刊“石经”，匡、张、孔、马以‘经’显。欧阳歙脏私百万，马融附奸，周泽弹妻，阴凤质人衣物，熊安称触触生：‘经’之效何如哉！”^（31）在他看来，“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而其时无‘六经’之名。后世不得见圣人，然后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增其数曰六、曰九，要皆后人之为，非圣人意也。是故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也。夫尊圣人安得不尊‘六经’？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张之，如托足权门者，以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躏轹他人之门户。此近日穷经者病，蒙窃耻之。”^（32）他既否认儒经的神圣地位，又揭露后人名为尊经而实则借以自重的真象，并指出所谓经学，乃是那些无圣人之德与行，故而不得不“拾其遗文坠典”，复“以琐屑为功“的无聊儒者制造出来的。他说：“古之闻人，孰非根柢“六经“者？要在明其大义，而不以琐屑为功。即如说《关雎》，鄙意以为主孟子王者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即清庙、即灵台、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阳而玉叶。问其由来，谁是秉《关雎》之笔而执“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说经，大率类此。……一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寻鬼神博虚而已。”^（33）这就使正宗儒者崇信的经、津津乐道的经学失去了意义。袁枚更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否认“道统”论，说：

        “道统”二字，是腐儒习气语，古圣无此言，亦从无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见；望且未见矣，肯以“道”自尊乎？

        所谓“道统”者，不过曰为圣贤云尔。其为圣贤也，共为之；其统与非统，则又私加之也。……而道者，乃空虚无形之物，曰某传统、某受统，谁见其荷于肩而担于背

    欤？孔、孟后直接程、朱，是千年无一统也；统不太疏欤？甚有绘旁行斜上之谱，以序道统之宗支者；倘有隐居求志之人，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何以处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为统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托诸空言者，又何以处之？毋乃……废“道统”之说，而后圣人之教大欤？^（34）

他指出，古圣本不以道统自尊，“道统”观实乃后世腐儒之论。尧、舜、禹、皋同时并生，各有其道；那些“隐居求志”而不屑与腐儒争所谓道统者，以及躬行实践而“不肯托诸空言”的君子，也都各有其道。这怎么能以“一道”统之？况且“道”乃“空虚无形之物”，究竟谁能看见犹如谱系的“道统”传承？因此，袁枚响亮地提出：只有“废‘道统’之说”，才能真正倡明圣学，光大圣教。依据这种认识，袁枚指责程朱理学家为代表的正宗儒者藉“道统”论以实施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谓：

    今有将鬻货至长安者，虽五尺之童适市，听其择价取庸而问路可也。有贱大夫焉，垄断而把持之，以为非出乎己不可，清明之吏必严禁之。今之仁义道德，货也；圣贤，长安也；周、孔之书，路之昭昭者也。汉、唐、晋、宋诸儒，皆可以择价取庸而问路者也。必欲抹杀一切，而惟宋儒是归，是亦田   市侩之把持者而已矣。^（35）

他深刻揭露了正宗儒者争持“道统”，排斥异己的行径，如其指出朱熹所以要以“捕快”搜赃的手法提出韩愈与禅僧往来的种种证据，乃是因为韩愈乃是“道统”论的始倡者，故而只有将之否定，才能凸显朱氏自己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袁枚分析道：既然在朱熹的观念世界中，“道统”嫡传，舍此取彼，那末，“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只此一坐席，不倒一客，如何能居其位？不取真赃，如何能入其罪？……不然，汉、唐之贤人君子亦多矣，朱子何不家家搜赃，而独与无冤无仇之昌黎为难哉？或曰周元公与真净文禅师在庐山鸾溪结青松社，是亦佞佛之赃，朱子何以不搜？不知朱子‘道统’得自二程，二程‘道统’得自元公；元公之真赃，即朱子之赃，是与捕快烹分者也，故勿搜也”^（36）。同王船山在承认“道统”的前提下，揭露韩愈鼓倡“道统”论实际是抬高自己相比较，袁枚对“道统”论的批判无疑更为彻底、深刻。袁枚的这些思想，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注释］

（1）《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4页。

（2）《清圣祖实录》卷16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3）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488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4）《清碑传合集》（一）第915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

（5）《四知堂文录》，道光十七年刻本。

（6）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

（7）王昶：《湖海诗传》卷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8）《清碑传合集》（一）第916页。

（9）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一《二愚堂札记序》，嘉庆十一年刻本。

（10）上书卷二十《重修淮安府学记》。

（11）上书卷二十二《韩山书院课艺序》。

（12）上书卷二十《增置淮阴书院膏火记》。

（13）上书卷二十一《送江拙斋赴芮城幕序》。

（14）上书卷二十二《罗敬亭七十寿序》。

（15）尽管顺治十年，清廷即已提出要“崇儒重道”（“道”指周程张朱所倡道学），康熙八年又重申此一基本国策，但其时儒臣并不尽信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仍有很大影响力，如汤斌在朝堂上嘲讽朱熹，引得哄堂大笑；陈介眉在朝堂上更公然鼓吹“名教罪人”李贽的“是非无定论”，云：“孔子后，孟子又自说出一段话，何尝与孔子一般？若前人说过了，何须后人重说？前人说的是了，后人便不须异同，则孔子而后可以闭口，便书可不读矣！是非有何一定？凭人说就是了。”（《榕村语录续编》卷九《本朝人物》）可见其时并未真正形成意识形态上的绝对统治权威。而经过魏裔介、熊赐履及稍后李光地等的大力提倡，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敕令光地主持编纂《朱子全书》并以“御纂”名义颁行全国，程朱理学这才成为清王朝思想统治的重心。

（16）《榕村全集》卷十《序一·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17）《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18）上书卷四。

（19）上书卷一。

（20）《三鱼堂外集》卷四《策·经学》。

（21）《三鱼堂文集》卷五《答秦定叟书·又》。

（22）同上《上汤潜庵先生书》。

（23）《三鱼堂外集》卷四《策·道统》。

（24）上书卷四《策·经学》。

（25）《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嘉善李子乔书》。

（26）《三鱼堂外集》卷四《策·道统》。

（27）《三鱼堂文集·附录·崇祀名宦录》。

（28）据雍正二年三月谕，见吴光西《陆清献公年谱》卷端。

（29）乾隆三年《御制碑文》，见吴光西《陆清献公年谱》卷端。

（30）“理学”概念本来就是在“义理之学”意义上使用的，南宋陆九渊有“本朝理学，远过汉唐”（《陆九渊集·与李省斡》）之说，张南轩亦谓：“学者徇名忘实，此真可忧，但因此遂谓理学之不可讲，大似惩噎废食。”（《南轩文集·寄周子充》）他们都并不认为理学为程朱所独学，凡言义理者皆为理学。后来随着理学的发展，理学概念渐成“性理之学”的省称，而不再泛指一般意义上的义理之学。

（31）《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书》。

（32）《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33）《小仓山房尺牍》卷六《答是仲明书》。

（34）《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五《策秀才文五道·四》。

（35）上书卷十九《再答似村书》。

（36）上书卷十九《答尹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