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如此“改制”——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变成资本主（五）

第三节　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与企业“改制”（下）

　　关于这文中提到的河北省公安县粮食机械厂“改制”之事，《工人日报》记者田杰经过采访调查，撰写了一篇较为详尽的报道：

　　公安县粮油加工机械厂原本是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可经过两次“改制”，就成了厂长个人的了——

企业“改制”，厂长腰包鼓了，职工岗位没了

　　湖北省公安县粮食机械厂是一家生产粮油加工机械的地方国营老厂。2001年改制前，这个只有200多名职工的国营小厂一直处于产销两旺的局面，年销售额在千万元左石。

　　然而，2000年和2001年的两次改制，使这个原本人人看好的县级国有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因利益引发的纷争愈演愈烈，职工说：“企业改制了，厂长腰包鼓了，职工岗位没了。”

　　职工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拥有17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企业，经过两次改制，原厂长只投了50多万元资金，就成他个人的了？职工要求对企业帐目进行重新审查，查清改制前企业的家底，对企业进行重新评估，然后再公开竞买。

　　但已成为民营企业老板的该厂原厂长祝忠祥却认为，企业改为股份公司后，又经了一次民营改制，两次改制都是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且都进行过资产评估，程序合法，职工的要求是无理取闹。

　　但2004年8月，由改制引发的这起纠纷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省、市纪委随之对职工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结果发现，现企业法人在转制过程中有故意隐瞒国有资产的行为。2004年10月，现厂长被拘留，随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妨碍清查罪”批捕。公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同志告诉记者，其企业在转制过程中，隐瞒国有资产的涉案金额，已查实的达260多万元。

　　随着粮机厂转制下岗的职工王庆喻告诉记者，第一次改制时，这个企业设置的总股本为544万元。其中，法人股本108.8万元，企业经营管理层股本190.4万元，职工股本244.8万元。三种成分的股本出台后，原厂长祝忠祥购股50万元，占总股本的9.2%；经营管理层6人购股60万元，占11.02%；职工45人购股90万元，占16.5%。但全部购股比例只占总股本的36.7%，购股总人数为52人。如果按照《公司法》及省、市有关政策、法规规定，无论购股比例，还是购股人数都没有达到股份制改造的要求，是不能成立股份制公司的。但2000年10月，粮机厂还是进行了第一次改制，改制后的企业更名为公安县公乐粮油机械股份公司，原厂长纪忠祥成为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

　　许多职工对记者说，粮机厂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后，新公司却一直没有起草过公司章程，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也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没有通报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基本上是一人说了算。然而，2001年底，公司董事长突然召开董事会，声称改制后企业经营效益滑波，企业在股份制管理模式下难以生存，故根据上级要求“股权集中”的建议，他决定由个人收购这家股份制企业。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它也引起了公司董事及众多股东职工的疑惑。一个效益滑波的企业，怎么能使董事长作出全盘收购的想法和决定，这风险不是太大了吗？

　　职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最差的年景，企业的利润也在100万元以上。于是，职工开始怀疑董事长的话是否能信。

　　董事长的收购计划遭到部分董事的反对，但为了达到全部收购的目的，董事长抛出了“高价”收购职工股份的意见，即职工股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价格收购，退股董事另给奖金5万元。许多职工和董事被迫答应了董事长的要求，他们说，在一个貌似股份制管理的企业，在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管理机制的精况下，与其徒有虚名当一名股东，不如把钱早点收回来另谋新业。全体股东全部退了股，粮机厂也完成了向民营企业的转制。

　　2002年初，转制后的粮机厂，职工80%被下了岗。看着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企业，职工们心有不甘。他们不明白，一个原本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怎么就成了厂长一个人的资产？于是殴工们开始自发地对企业转制期间的审计和评估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企业的资产在转制过程中被某些人故意隐瞒了，两次审计始终没有反映出企业资产的全貌。为了防止国有资本流失，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极益不在改制中受到侵害，职工开始了自己的维权行动。

　　2003年11月，在职工的强烈反映下，公安县政府委托湖北五环会计事务有限公司对粮机厂改制前的帐目进行第三次审计，结果发现职工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该厂资产总额1756万元，负债882.7万元，净资产908万元。2000年改制的审计中，少计净资产350万元，形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1月17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北省公安县纪检委书记易贤良。易书记告诉记者，在中纪委的关注下，湖北省纪委和荆州市纪委对此案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县纪委特指定一名领导负责组成了专案组，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一定要认真处理和解决好粮机厂改制过程中存存的问题。易书记告诉记者，目前原粮机厂法人代表祝忠祥已因涉嫌“妨碍清查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有关方面对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并将严格依照法律办理此案。法律也一定会给职工一个说法。

　　（载2005年1月31日《工人日报》）

　　像广西柳二空、山西三家国企、高邮医药及公安县粮油加工机械厂这样一些因改制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群众利益受损之事，甚至与之相比还要严重得多的事例，不知凡几。譬如，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简称省机械总）是海南省属的国有大型企业。自2000年6月开始至2003年10月为止，该公司对其下属的22家国有企业中的8家进行了改制。2002年底到2003年年中，有人多次向海南省主管单位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唐南富违法违纪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海南省企业工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于2003年年中作出了一份《关于反映唐南富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并在省企业工委第17次全委会上“原则通过”。该《调查报告》站在袒护唐南富的立场为唐南富“澄清”了某些“事实真相”。但是，将这份《调查报告》与对唐南富的举报相对照，我们却益发看清了，唐南富确实将国有企业的“改制”变成了掩盖他自己及其亲属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的手段。唐南富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为他自己及其亲属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作掩护，其方式之一是让其亲属开办私营企业，通过让国有企业为这种私营企业负担亏损而侵吞国有财产。这方面的典型是由唐南富的姻亲吴繁惠、妻弟林尤联经营的所谓“安凯公司”。这是个私营公司，却与海南省机械总下属的国有企业“省汽车销售公司”合为一体经营。海南省企业工委的《调查报告》承认：“安凯公司是以自然人（吴繁惠、林尤联、李春梅）名义成立，注册资金100万。与省汽车销售公司（国企）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开展业务”。“2001年5月至7月，有37名职工入股经营，集资款26.7万元；2001年4月至12月安凯公司亏损23.5万元，尔后安凯公司把37名职工26.7万元集资款全部返还。造成2001年4月至2002年12月累计亏损59.3万元”。“截止2002年12月31日止安凯公司债务合计205.4万元；欠省机械总下属国有企业6个单位115.8万元”。显然，安凯公司亏损的这59.3万元和欠省机械总下属国有企业的那115.8万元，就只能变为国有企业的损失，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了。而这样让国有企业承担私营企业费用和亏损的人，只能是掌握这些国有企业最终决策权的人，在这里就只能是海南省机械总的那位总经理、法人代表唐南富。国有企业“改制”的鼓吹者们总是说，私有化和改制是为了“明确产权”，“消除国有企业负赢不负亏的弊端”。可是这种“企业改制”下所成立的安凯公司，竟可以既是国有企业，又是私营企业。产权不仅没有变清晰，反而不清到了极点。在企业亏损之后，私人的投资就如数撤了回去，亏损当然只能由国有企业负担。这样的“负赢不负亏”，岂不是比任何国有企业都严重！明眼人一看既知，这种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是国有又是私营的所谓“私营公司”，其实就是唐南富的那几个亲属利用国有企业的已有资产为自己制造“私营企业经营收入”。这些“私营企业经营收入”，可以叫工资、奖金，也可以叫利润分红，也可以叫别的什么千奇百怪的名字。但是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其实质只能是一个：贪污和侵吞国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安凯公司亏损之后如数退回了所有对它的私人投资，就证实了这个所谓的“私营企业”不过是其经营者侵吞国有财产的一块招牌。控告唐南富的人认为，还有一个先捷公司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贪污和侵占国有资产问题。先捷公司的工商注册法人代表是唐南富，出资人为海南省机械总下属的两个国有企业，其主要的经营活动都发生于海南省机械总的第一轮“改制”之后。唐南富下文件将先捷公司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人员安排都交其妻林素平负责。其结果，先捷公司大量占用海南省机械总下属国有企业的资金，其经营却从不接受作为其股东的国有企业的监管，而在获得赢利时也不给国有资金任何回报。显然，这样的公司能够很容易地就以“独立经营和分配”的方式将大量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掩盖起来：它只需将所有赢利都当作“工资”和“奖金”分给该公司的少数几个“员工”。唐南富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为他自己及其亲属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作掩护，另一个方式就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承包”出去，在“承包”的招牌下将国有资产的收益变为自己亲属的私人收入。据知情人揭发，海南省机械总下属的省汽工贸总公司有一家下属企业汽修厂。在唐南富的姻亲吴繁惠就任省汽工贸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期间，根据唐南富、林素平夫妇的旨意，对这家汽修厂实行了内定性的承包，名义上的承包人是原汽修厂的一名职工（他也是唐南富和林素平的亲戚），实际上汽修厂的承包人是唐南富的妻弟林尤华，其本人的工作关系在省机械总下属企业省机电公司，为使承包汽修厂合法化才借用了他人名义。林尤华借用他人名义承包汽修厂本来就是一个腐败行为，因为签订的承包协议仅仅规定，该厂负责解决4名职工的就业、工资及4项保险金的缴纳问题，并每年向省汽工贸总公司上缴承包金2万元；而与此同时有人提出愿以年上缴承包金12万元承包该厂，却没有得到同意。而在海南省机械总改制之后，2001年由林素平担任省汽工贸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其后林素平在一次部分班子成员会议上公然提议，全部免除汽修厂应当上缴的承包金。此后，唐南富的这位妻弟就依仗其姐姐和姐夫的权势，不仅不交承包金，连所用的办公室租金及其物业管理费也分文不交，甚至水、电费也经常拖欠不交，实际上将汽修厂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唐南富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为他自己及其亲属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作掩护，另一个途径就是不作清产核资和审计就关闭企业，遣散职工，以掩盖过去在这些企业中发生过的贪污、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行为。海南省机械总在2000年之后的那一轮改制中，对下属的海南省机械房地产总公司、海南省太平洋旅游开发贸易公司等3家企业没有作清产核资和审计，急急忙忙由上级单位省机械总公司出资给仅存的11位职工发放了补偿金，遣散了原有职工，就算完成改制。知情人的揭发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永远掩盖这些企业中由经济犯罪造成巨额亏损的事实真相。据知情人揭发，省机械总下属的这个房地产总公司和太平洋公司，90年代都曾由唐南富任总经理、法人代表。在此期间，这两个公司以开发建设度假村为名或通过签订各种假贸易合同骗取了银行贷款2,400万元。短短几年时间，这2,400万元银行贷款就被挥霍一空。原来用这些资金购置的土地、房产已经被转让，保守地估计这些转让收入也不会少于1千万元。这些钱流向了合方，是如何用的，企业职工不了解，上级主管公司也不清楚，而到改制时这两家公司已经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资产。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两家公司的大笔资金流向了何方：它们曾以搞演海度假村工程项目的名义，将机械房地产公司100万元、太平洋公司258万元共358万元人民币资金转入指定的银行帐户，并派员领取现金，经办人主要是唐南富的妻弟林尤才，而林尤才作为经手人却拒绝在经手人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的财务工作负责人向林素平（唐南富之妻，时任太平洋公司总经理助理）提出，这样作不符合财务制度，并拒绝办理。林素平将情况报告了唐南富，唐南富就打电话对该财务负责人说：“现在是经理负责制，林素平的要求已征得我本人的同意，今后这类情况，只要是林素平提出，就要无条件执行，不得耽误、拒办，一切由总经理负责。”但这些资金转出后，并没有用在项目开发上，演海度假村也纯属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那之后，经手人却突然间暴富了起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将这样的两家公司不经清产核资和审计就急急忙忙进行改制，遣散原有职工，对此的唯一合理解释只能是图谋通过解散企业、遣散知情人来掩盖企业中的贪污腐败行为。从唐南富的这些贪污腐败行为中直接得到好处的多半是其亲属，而这些贪污腐败行为之所以能得逞，也与他的许多亲属在他自己领导的企业中占据重要岗位有关。到2003年，海南省机械总在册职工不过1,837人，其中还包括了1千多名下岗职工，而唐南富的亲属在海南省机械总及其下属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或财务工作的就有14人。特别是，唐南富的姻亲吴繁惠任海南省机械总的工会主席，海南省机械总下属企业中资产存量最多的海南省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先后由吴繁惠和唐南富的妻子林素平任总经理，后来组建的所谓“先捷公司”更是由林素平一手把持。这就把海南省机械总变成了唐南富家族的一家天下，便于他们结成团伙侵吞国有资产。知情人的揭发称，海南省机械总在开始“改制”之后的2001年和2002年两年中，既没有开展有效的经营，又没有增加固定资产；而在这两年中，仅有确凿证据证明流入海南省机械总的资金就有768.5万元，而该公司的正常开支，包括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金、福利开支和业务活动费等，加上职工改制的各种费用，至多也只需要250万元。剩下的500多万元流向了何处，是个巨大的谜。有助于解答这个谜的一个事实是：认识唐南富的人都说，唐南富成天呆在海口市的豪华咖啡厅“上岛咖啡”中，把那儿当成了他自己的办公地点。粗略估算，他在那里每天光喝茶的费用也要3百元。一个没有任何经营性收入的“国有企业”领导竟敢如此大肆挥霍，其腐败的气概可见一斑。仅此一例就足以让人推测，在那两年中流出的500万元流向了什么地方。唐南富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为他自己及其亲属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作掩护，完全是有意识的和预谋的。他多次在会议上援引冯戈宁的例子，公开鼓吹应当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的“改制”。冯戈宁原为海南省机械总下属企业省农机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现已被判无期徒刑。唐南富多次说：“冯戈宁的公司如果早改制了，就没有那么多人告状，冯戈宁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一语道破了腐败分子积极“改制”的天机。据我们听到的有关公有企业“改制”的种种传闻，上述这样的问题在各地的企业“改制”中是大量的。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在领导成员的腐败，首先要作的应当是将这样的腐败分子撤下领导岗位。但是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却变成了掩盖贪污腐败行为的手段。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有那么一些“国有企业老总总是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受到委屈了，就想控制公司。而‘所有人缺位’这个思维正好制国企老总舆论的支持，因此目前的现况是只要打着‘产权政革’的口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郎咸平：《MBO成了MBI一一国企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见刘贻清、张勤德主编《“郎旋风”实录一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同时，又就是有那么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限定时间表”，迫不及待地实行所谓产权改革，要将国有资产量化给个人，似乎如此一来就建立起了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也就能彰显其辉煌政绩。于是，“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以合法的手段、以最贱的价格买断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在众目睽睽之下流失”。（郎咸平：《应当立即停止产权私下交易》，同上。）广大职工群众对这种实质是化公为私的所谓产权改革造成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痛心疾首，对那些置国家、民族、人民和企业内广大职工利益于不顾而肆意侵吞国有资产的所谓国企领导更深恶痛绝，把他们视之为蠹虫。内蒙古工会干部学校的云胜利说：“2004年以来，在全区职工群众来信反映的企业问题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三多趋势’，即信量多，占群众来信总信量的36.7%；人数多，几乎都是联名信；反映的企业多，遍及各盟市。”而通过职工群众来信来看，所谓企业改制存在着下列几方面职工们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企业改制不规范。地方政府在国企政制中不是本着对国家、企业和职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进行，而是在“一刀切”的混乱中实施改制。这就使很多效益好的企业违背职工心愿地被拍卖了。如赤峰市大井银铜矿数百名职工联名反映，该矿效益好；企业领导班子团结，决策能力强；有一支精干的专业技术队伍和1500多名敢打硬仗的从业人员；生产上具有1000吨采选能力；是当地的纳税大户。1999年曾一度出现生产经营危机，而经过多年努力早已走出困境，但当地政府却在没有与大井矿休咸与共的职工参与的情况下将该矿一卖了之。

　　（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几乎所有巨文制企业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锡盟跃进矿破产拍卖，有人出1000万，当地政府不卖，却在暗箱操作中以300万元的低价出卖给外地某企业。内蒙外经贸集团总公司在大多数分公司资产早已流失的情况下，现又在低估价值的基础上以1/3的价格卖给少数人，2000多位普通职工只能拿到几千元的安置费。内蒙“伊利”也出现企业资产转移的现象。

　　（三）产权受让方获益。把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从转让国有净资产的价款中预先扣除，压低产权转让价格，至于扣除的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或对应价值的资产又不付给或明确给职工，而是通过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方式把这些净资产留给产权受让方无偿占用。

　　（四）职工利益受损。改制企业普遍不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改制后职工安排不合理、不到位，拖欠职工工资，欠缴成不缴失业、医疗、养老保险金问题非常严重。锡盟跃进矿改制后，不给职工上养老保险，使300多名职工家庭陷入困境。呼和浩特市糖厂破产时资产总额2个亿，仅清算费用261万元。企业留守处给职工发一式三份身份置换表，并附“本人自愿辞职分流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纸条，让职工签字按手印。现在企业破产4年了，拖欠职工的工资和“两险”至今没有解决。

　　有篇来自于“光明观察”上的网文，谈了企业“改制”同腐败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文章不长，特录于下：

>>多少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流失？

　　人们不禁要追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与完善的改革吗？那些将国有资产纳入其个人腰包的国企领导还能算是共产党人吗？还能够代表广大职工利益去一心一意谋求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吗？究竞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的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见《“郎旋风”实录》。）的现象？这法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的体现并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吗？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共和国在流血，职工群众在流泪！

　　国企主要领导的腐败及其导致的对国家、人民以及企业内职工群众利益的侵害，也是广大职工群众十分关注的事。试看一例：

一个国企“一个手”的堕落轨迹

一一山东兰陵集团原董事长崔学文腐败案的调查思考

　　新华社讯山东兰陵集团原董事长崔学文，在任国企“一把手”期间，由于缺少监管，导致私欲膨胀，搞肥了家族，使企业负债8.3亿元。他不断向党要官碰壁后，竞举家移居国外。记者近日翻阅了他从国外寄给临沂市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十余封信，这些信件勾勒出他堕落的心理轨迹。

　　追求“政治经济双丰收”

　　崔学丈担任国企“一把手”17年，曾获得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荣誉。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他向外抽逃的资金可能达数亿之多。他官欲极强，在捞足了钱后，向组织伸手要官，用他的话说开始追求“政治经济双丰收”。要官碰壁后，他提出辞职，并于2000年移居加拿大。他在写给市委的辞职报告中写道：

　　也正由于我事业上的成功，大家都认为我应该被提拔当官或至少在政府能兼个职位，这样才算是功成名就……

　　我不该把一生追求事业的成功、个人的前途始终和我的企业拴在一起，更没有做到见好就收。1991年，我如果同意到日照市当副市长兼木浆厂厂长，早就实现了“政治经济双丰收”的目标了。只要先进了党政机关这个圈，10年的正县级，应该早就更高一层实现了“政治经济双丰收”。

　　崔学文在这份报告中，后牺自己“不如早下海干民营经济，根据我个人的能力，干到现在个人资产弄他个两三个亿还是可能的，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这么多苦恼”。

　　理想信念的大厦倒塌了

　　失去了教育和监管，自特有贡献的崔学文的世界观和理想信念发生了巨变。他在辞职书中赤裸裸地表白了官场失意的心态：

　　2001年2月26日，市委研究通过我到市经委任职，市人大常委会在投票通过中，我仅多了两票，险些落选，……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是我的娘家，我错在没常回“家”看看，被娘家弄到这样，实在窝囊，这说明临沂的权力机构不认可我。

　　2001年山东省党代表选举，崔学文落选了，他认为自己一肩挑着有11000名职工的临沂最大的企业，一肩挑着市政府中面广、度深、工作难度最大的一个部门。贡献如此之大，不该落选。他抱怨说：“我落选了，这说明市直的党政干部不认可我。”

　　恰恰是这一次落选，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我再也不能在临沂呆下去了”。不久，他辞去职务，举家移居国外。在最后一次写给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退党信中，崔学文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他写道：“我最后悔的是给共产党干了十几年。”

　　国企“硕鼠”的自白

　　崔学文移居国外后，先后腐败堕落的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写信，分剔发给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极尽表功、诡辩，企图掩盖他腐败堕落的真实面目。

　　雀学文在写给企业职工的信中说：“我在写给市委、市政府、市检察院的信中，已明确做过承诺：如果我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我愿意有一赔三……我之所以敢承诺有一赔三，首先基于我从年轻时就建立起来的自我保护意设和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我从不吃客户的‘磨眼粮食’……我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客户在我的脖子上套绳。……我从来没有撇开分管的领导、独自一人从头至尾去承揽任何一项业务。”“17年的兰陵发展，只基本建设一块，总投入不少于两个亿。……我们每年都要购买几万吨高粱、几万吨煤、上万吨酒精和原酒。在包装材料的采购中，每年也都有几千万元的出入……如果发现崔学文有贪污、受贿嫌疑，我也欢迎大家检举揭发。”

　　据临沂市检察院的同志介绍，由于检察机关的侦破工作刚刚开始，崔学文暴露出的问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但仅从现已掌握的情况看，崔学文的虚伪面目就昭然若揭。许多大宗合同都是他一个人签的，其他人一概不知，连档案室都查不到。另外，崔学文一家4口迁居加拿大，至少需要2000多万元；这些年他的合法收入满打满算也就是320万元，家里又没人经商，他哪来这么多钱？

　　检察院搜出的一封崔学文侄儿写给他的信中说：“叔，你就这么狠心，就给侄儿留了一千万。”这说明他自己贪的会更多。

　　面对有关部门抓紧侦破这一腐败案，雀学文在加拿大遥控指挥他的部下，发出一封封威胁、利诱、恐吓的信件，其中发给现任董事长陈学荣的爱人的信中说：“姓徐的，陈学荣来兰陵没超过三天，……你劝他赶快离开兰陵向市里辞职。他要辞职，我们可以给200万元。你们想明白，否则你等着收尸吧！”在写给现任董事长陈学荣的几封信中说：“姓陈的，如果你识相的话，最好还是赶快滚出兰陵。我们可以先绘你300万元交个朋友。”“姓陈的，美酒公司的案子你不要再查了，否到先要你一条腿，再放你家人的血！”

　　（《国内动态清样》第2007期，2004年7月3日）

　　关于崔学文腐败案，记者还有后续的分析与反思性报道：

空监督虚监督难监督的恶果

　　新华社讯山东兰陵集团最辉煌的时候，年上缴财政税收8千万元，占临沂市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居山东省同行业第一。但到2002年崔学文举家迁移加拿大时，企业已资不抵债，上万名职工8个月未领到工资。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正因为出现了空监督、虚监督、难监督，才导致了国企“一把手”的悲剧结局。

　　护着、哄着，失去监督

　　记者调查发现，兰陵事件最大的教训是上级党组织缺乏监督。前些年，当地甚至出现对这位一把手护着：哄着、捧着的现象，无形中等于放弃了监督。

　　对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临沂最大企业的崔学文来说，即使当地党委、行政一把手也对他“敬畏”三分。特别是1992至1995年间，兰陵是临沂市的财政支柱，也是当地最响的工业品牌。几届市委负责人对他都另眼看待，把最高的荣誉、待遇都给了他们。但也是在这期间，对企业一把手的教育、监督没有到位，崔学文的世界观发生变化，私欲开始膨胀。有的领导还无原则地许诺，让他做市长助理。用现任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话说：“过去谁敢教育他？市里的许多副职他都不放在眼里。”

　　兰陵腐败案的另一教训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李群认为，对兰陵的问题，职工早就有反映，但实际上纪检、监察部门基本没有去调查。如果不是后来上级组织派出李占国这样党性强的检察长，恐怕还是没人敢查；如果市政府没有派陈学荣去当兰陵的董事长，也发现不了企业内部这么多的黑洞。

　　记者分析发现，如果不是人大常委会选举经贸委主任和广大党员在选举党代表时，把住了“票决”这最后一关，崔学文的尾巴还不会过早地暴露，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更惊人。

　　让着、怕着，不敢监督

　　雀学文辞职离开兰陵后，当地党报的一位记者写过一篇评论，刺了一下雀学文。临沂市许多干部说：“现在看来，文章写得一点没错。如果早揭开这事就对了。”

　　这篇述评题目是《千万别砸了千年品牌“兰陵”》，文章分析了“兰陵”美酒品牌由盛而衰的原因，并出谋划策呼吁保护这一民族品牌。这一善意的提醒却使崔学文暴跳如雷，崔学文以受到“恶意中伤”为名，频频向报社“严正声明”；崔学文还指使企业以品牌受到“恶意诽谤”为名，向市委告状。在强大的压力下，报社不得不做出对编辑免职、对作者辞退的处理决定。此后，舆论界再也没有了批评崔学文的声音。

　　记者调查发现，有上级“一把手”护着，加上崔学文自身作为全国明星企业家的“霸气”，当地职能部门自然不敢去监督他。临沂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占国告诉记者：“兰陵集团最典型的是搞家长制、家天下。在兰陵腐败案中，我们一夜就逮了9名中层干部，其中有崔学文的弟弟、表弟、妻侄、表妹夫等4名亲戚，还有4个是他的老乡。这8个家天下的成员涉案金额都在数十万元以上。”

　　临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佃余说：“如何监督企业一把手？目前是个大难题，比监督党的一把手更难。”据张佃余介绍，对企业班子，过去大体是沿用党政领导班子的考察考核办法，采取的是民主评议、中层干部谈话、部分职工代表谈话等形式。许多大企业的一把手干了三年五年有的甚至十几年，已形成了家长制，不听话的中层干部早就被他调整了。崔学文要用哪个干部，我们听不到不同意见，也就通过了。

　　企业“家天下”，无人监督

　　据办案人员讲，由于前些年当地领导对企业宠得厉害，监督和教育跟不上，因此外部审计没用，内部就根本没有审计。后来请省外的一家审计机构审计，才发现了一些问题。就企业内部班子而言，更谈不上监管。崔学文既是董事长，又是党委书记，而他的弟弟当副书记、亲戚当纪委书记，中层干部大部分是他的亲信，谁还敢“忘恩负义”去监督他？

　　李占国检察长说：“财务制度肯定有，但崔学文搞个人说了算，好多合同都是他一个人签的，根本不和集团内部其他人联系。不少分公司和投资项目也是他一个人知道，谁能监督他？如他指使他的亲信在外设办事处搞分公司，造成了好几个好几千万元的损失，内部竞无人知道；又如银行挂帐，有的表面看是欠人家上百万、上千万的债，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向兰陵推销产品的大小公司，相当一部分有行贿的行为。”

　　兰陵集团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荣荣告诉记者：“由于失去内外监督，崔学文从用人和决策上都是个人说了算，不存在竞争上岗，一个修理工由于是他的亲信，就孔人当大型国企的中层干部；有一个亲信连字都写不好，还当了副经理。最近搞民主测评，他的一个亲信任分公司总经理，仅得了一票赞成票。在决策上，他到处盲目投资，如在海南办椰汁厂，投资几千万，现在血本无归，后来清理时发现，当地人还用这个厂抵押贷款1000多万，如今也压在我们公司的头上。”

　　企业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严重。陈学荣说：“原供应处处长是崔的老婆的侄子（已被捕），他定的合同，与我们现在供应处处长的相比，一年要高出1200万元；还有内外勾结，社会上的人拉着车停在厂外，在围墙上打洞，用一千多米长的管子扯到车间偷酒，那公长时间没人管。我一查处，就查出被偷110吨。实际上到底偷了多久，没有人知道。”

　　据陈学荣介绍，目前，兰陵集团新班子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已使集团12条生产线同部开工，预计3年内可望使企业再创辉煌，实现年利超过亿元的目标。但是，崔学文腐败案给兰陵人带来的影响不会消失，警钟将永远长鸣。

　　（《国内动态清样》第2008期，2004年7月3日）

　　这些年暴露出来的崔学文式的独断专行的贪官还少吗？没有暴露出来的国企“硕鼠”更多！至于更为普遍存在的则是人为造就着“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如上海郊县某家集体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连年亏损，职工工资无法按时足额发给，医药费也拖欠严重，上级部门不仅未作处罚，而且照例在年终对企业领导干部实施重奖。（据1995年1月19日《报刊文搞》。采摘自1995年1月12日《劳动报》所载文《企业亏损领导竟获重奖职工群众对此意见纷纷》）类此事例，举不胜举。运演到现在居然出现了荒唐之事：国企没有搞好，不去追究厂长、经理、高管的责任，因为这是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学费”，因为这是“产权不明晰”造成的，所以，要把国企贱卖甚至白送给厂长、经理、高管们，要在企业转制中对厂长、经理、高管们实行MBO！而广大职工则必须“转变观念”，老老实实地下岗失业，或者心甘情愿地去做雇佣劳动者。倘有不满并进而采取一定的行动，那便是“仇富”心理在作怪，便是“闹事”，便会严重破坏稳定局面、干扰改革开放大业。这种状况，再加以陷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生存境地，广大工人群众自然心境难平，愤闷不已。由此来看，2004年骤然兴起的“郎旋风”，其实在职工群众中是有着很广泛而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倘若我们的党和国家真的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倘若我们真的将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倘若我们的国家真的还是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我们还真的在谋求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的和谐社会建构、现代化建设，我们于此就必须有所警省了。

　　在这种企业“改制”的狂潮中，国有资产、集体财富成了某些人肆意掠夺的“最后晚餐”，2006年4月16日的《天津工人报》有篇很生动的调查报告：

　　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和管钱管物人员，他们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利用改制期间人心涣散、监督不力等漏洞，浑水摸鱼，演绎了----

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后疯狂

　　突然出现的检察官

　　江苏无锡市工艺纺织品厂就要改制了，职工们都在做各自的打算，他们决没有想到会有人在此时正在打企业的主意！

　　早在去年年前，无锡市南长区检察院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工艺纺织品厂的领导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一笔几万元的应收款没有列入企业评估，企业改制后这笔款项落入了厂长邰荣庆拥有的企业资产之中，成了厂长的囊中之物。

　　但是，举报信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具体的内容。举报人匿名肯定是出于某种考虑，但这给检察官调查此案增加了麻烦---信中所称这笔款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一笔什么应收款？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会不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私利，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隐匿、藏匿、转移国有资产，最终达到将国有资产变成个人资产的目的呢？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的确进行了改制，但是否有人侵吞了国有资产就不得而知了。办案人员决定进行秘密调查。

　　接下来，办案人员身着便装，来到工艺纺织品厂“洽谈”业务。几个回合下来，他们便掌握了工厂的协作单位和有关业务人员的情况。恰在此时，临近的东台县检察院发来请求，请他们到该厂调查一笔帐目。办案人员决定，借此机会对该厂的帐目进行调查。

　　几天后，几名办案人员来到了工艺纺织品厂。他们直接找到了分管纪检监察的书记：“我们协助外地检察机关调查点情况，请你们厂财务科配合一下。”

　　再说沈林妹，她猛抬头见纪检委书记带了一些陌生男子进来，一开始不明就里。听说这些从地检察官要查应收款后，她说话的口气变了调，是紧张、心虚，还是恐惧呢？过了一会儿，她强作镇静地答道：“你们要查什么年份和什么单位的应收款？”办案人员说：“我们要查2000年到2004年东台某单位的应收款帐目。”沈林妹听罢没说话，吩咐在场的一名会计去拿帐本。此时，沈林妹才抬起头来，目光与一位检察官的眼神相遇，她赶忙把头低了下来。

　　会计把帐本捧出来后，办案人员开始查帐。此时，奇迹的事发生了，在财务科门外有个人左右徘徊，显得十分着急。一名办案人员悄声说：“他就是该厂厂长郜荣庆。”看着郜荣庆焦急的样子，办案人员心中有了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心中有鬼！丈约半小时后，透过财务科偌大的玻璃门看去，邰荣庆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可以看出，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让心怀鬼胎的郜荣庆心慌了。

　　混乱的财务帐目

　　审查发现，该厂财务帐目十分混乱，应收帐单的项目所列单位很多，而且，有的单位应收帐单的时间跨度竟好几年。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举报信举报的情况属实。

　　查完帐，办案人员刚刚走出工厂大门，一直在财务科门外徘徊的郜荣庆就把沈林妹喊到了厂长室，把门关上后两人开始密谋。

　　正当二人密谋策划之际，纪检委书记打来电话说检察官又回到了厂里，要求面见郜荣庆。郜荣庆慌了神，怎么办？沈林妹也连连自言白语：“厂长，你说怎么办？”

　　邰荣庆向沈林妹使了个眼色，沈林妹急忙离开了厂长办公室。不一会儿，纶检委书纪陪着检察官来到了厂长室。“你是郜荣庆？”办案人员问。“是，你们是……”“我们是南长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这是询问通知书。”

　　此时，邰荣庆脸红一阵白一阵，很难看。郜荣庆在询问通知书上签字之际，另一路办案人员来到厂财务科，把沈林妹也带走了。

　　机关算尽，终有暴露的一天。面对大量证据，他们如实作了供述----

　　邰荣庆和沈林妹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和管钱管物人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利用改制期间人心涣散、监督不力等漏洞，浑水摸鱼，演绎了最后的疯狂。

　　话说2000年初，郜荣庆到局里参加企业改制会议后，按局里的安排，他们工厂也将进行改制。邰荣庆表示同意改制，由企业经营集团接受该企业，他本人控股51%。

　　企业有多少家底，他这个当厂长的当然一清二楚。这天，他把沈林妹叫到办公室，把企业即将政制的意见进行了传达，然后他话锋一转道：“改制后，企业就是我们的了。”“不对，是你的。”沈林妹认真地说。

　　“你说错了，是我们大家的。”在沈林妹疑惑不解的时候，邰厂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那就是让沈林妹也占有一部分股份。话刚说完，沈林妹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现在，我们帐上的资产都要作为评估依据，如果我们换种办法或许可以好些。”沈林妹说。邰荣庆不明其意，追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你还不懂，亏你是个厂长。”然后，两人在办公室仔细商量起来。

　　局里的通知很快下来了，资产评估小组马上就要进驻厂里，评估时间为2000年4月30日。眼看评估时间就要到了，他们二人加快了“操作”步伐。

　　应对评估的操作

　　“把厂里的资产隐藏起来，评估一过，这些不就是自己的了吗？”这就是他们商量的结果。沈林妹按商量的办法开始“操作”，第一笔帐做出来了，“购电脑款”金额13.6万余元，她将此款列入了应付款的帐目；第二笔帐又出来了，“加工费”40.8万余元。两笔应付帐合计达到了54万余元。

　　沈林妹拿着帐目让邰荣庆看过后，邰笑了笑，赞许道：“不错嘛，天衣无缝。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沈林妹在厂长的称赞声中也笑了。但是，她心中十分清楚，如果仍在这些帐户中搞来搞去会露出破绽，被评估小组发现反而不好了。于是，他们商量之后又出了新“花头”。

　　“以外协单位的名义做帐，不是更好吗？”沈林妹说。只要没有问题，邰荣庆自然同意。于是，财务帐上又出现了新的应付款单位，他们以某工艺厂应收款等名义，做了136万余元的假帐。沈林妹边做边问厂长：“这点够不够？”“不行，还不到200万元，凑满200万元吧！”4月28日，沈林妹又加了一笔“加工费”。

　　前后一算，不管评估小组怎么评估，邰荣庆估计现在企业的总资产不会超过400万元，扣除应付款200多万元，自己买下来，如果按规定占51%的话，也不会超过100万元，这个厂就是自己的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好不欢喜。

　　做好准备后，沈林妹在评估小组来的前一天晚上，又把整个帐算了几遍。她感觉所有帐目做平后，才放心地回了家。

　　2000年5月，无锡市某会计事务所进驻工艺纺织厂，对该厂的资产进行改制前的评估。

　　在清核该厂资产时，会计事务所才发现该厂有多达9个单位和本厂的应收款帐单要对帐。按事务所的规定，评估小组应该对所有的应收款进行对帐核实。谁知，事务所竟然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让沈林妹去处理！

　　沈林妹决定把外协单位的负责人请到厂里，理由是核对业务往来帐。在没有见到询证函及应付帐款数额的情况下，也不知大家是如何被沈林妹说服的，居然者乖乖地把本厂的印章交给了她。接下来，沈林妹偷偷地在评估小组的询征单上一一盖上了章，证明应收款真实正确。

　　这些工作是完成了，然而邰荣庆和沈林妹还是碰到了难题。因为，还有一些自己编造的单位，这些子虚乌有的应收款单位如何应对呢？急不可耐的沈林妹想出了最后一招：私刻公章！最终，她用私刻的假章骗取了审计部门的信任。

　　迟来的悔恨

　　2000年6月，会计事务所根据邰荣庆和沈林妹提供的询证函，进行资产评估后，将其中虚增的多达200多万元的应付款按规定作为负债，顺利通过了审计关和资产评估关。

　　经过评估小组的资产评估，最后的结论出来了。全厂的资产根据改制方案，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资产值为353.86万元。扣除应付款，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最终工艺纺织品厂以71万余元的出让价转让绘了邰荣庆、沈林妹等人。一个偌大的企业，那么多国有资产，居然给他们搞得所剩无几。就这样，这些资产无形之中落到了他们二人的实际掌控之中。

　　企业改制后，该厂仍沿用原厂名，成立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其中，厂长邰荣庆个人出资51万元，占51%的股份；沈林妹出资7万元，占7%的股份。

　　此后，检察机关查明，邰荣庆和沈林妹采用虚增应付款的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外，还采用其他方式贪污受贿。

　　那是1998年3月，当时宜兴某单位进行集资，沈林妹以各种名义参与了集资，本利相加到当年9月已达8.48万元，邰荣庆为6.06万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该单位投资失败，无法偿还集资款。到了2000年3月，工厂面临改制时，沈林妹灵机一动想出了新点子。她与邰荣庆合谋，用企业财产归还个人集资款，补偿集资损失。

　　二人商量，由沈林妹以支付加工费和货款的名义，从本厂帐上分别划出20万元，转到其他单位的帐上提取现金，以支付个人集资款的名义共同侵吞本企业的资金，沈得到12万余元，邰得到6万余元，集资款收据仍由沈持有。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发现邰荣庆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15万元。

　　种种花样百出的捞钱捷径，损害的是国有资产，牺牲的是职工为之奋斗得来的劳动果实。不法者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2005年8月，南长区检察院对此案提起了公诉。

　　2006年1月24日，法院经过多次审理，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郜荣庆犯贪污罪、受贿罪、公司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受财产35万元；被告人沈林妹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零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邰荣庆和沈林妹千算万算，没想到把自己算进了铁窗。记者在法庭上看到，他们脸上挂满了后侮之情，但此时侮恨显然太晚了！

　　（华军 赵步根 李明耀）

　　大大小小的蜕化变质分子，无不将国有资产视为囊中之物，肆意侵吞。如据媒体披露，湖南一副厅级干部即因贪污、侵吞国有资产5300余万元而“落马”。此人名叫吴芬清，一位昔日的访美学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表过专业论文《国有资产私有化》。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自己专业经济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最后却利用自己的优势建起了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经济犯罪系统工程”。他曾任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东方大酒店副董事长、总经理等，湖南省金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济师(副厅级)，因涉嫌贪污、侵吞国有资产，捞取个人非法所得，近日被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06年1月16日，媒体就报道了湖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地厅级干部17人，湖南省金环进出口总公司原总经济师吴芬清名列其中。2005年9月，湖南省纪委将“吴芬清”案移送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剥茧抽丝，检方办案人员发现，吴芬清涉案资金之巨、犯罪事实之触目惊心，实属罕见。这家伙都干了些什么呢？（一）伪造工资表疯狂敛财。伪造工资表，假他人名义冒领工资，成为吴芬清鲸吞钱财的第一招。据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调查表明：1994年4月至2005年2月，吴芬清担任国有企业湖南东方招商大厦公司(对外又称“东方大酒店”)副董事长、总经理。在此期间，吴指使招商大厦财务人员，以员工名义伪造其亲属或他人名字造入工资表领取工资，共冒领工资114万余元，用于其个人挥霍。（二）成立合作企业假出资真退款“曲线”侵吞国有资产。与伪造工资表，假他人名义冒领工资相比，吴芬清玩假出资真退款的招数，贪污资金99万余元，则让检察人员“领教”了他玩空手道的厉害。据办案单位侦查了解，1995年3月1日，湖南省招商局直属国有企业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正式托管经营招商大厦。吴芬清作为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兼任了招商大厦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同年6月，经湖南省招商局批准，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与马王堆乡、美国环太平洋(集团)公司共同签订了招商大厦中外合作合同，成立中外合作湖南招商大厦有限公司。该合同约定：美环公司出资30万美元。然而，外商美环公司无实际出资，于是吴芬清玩起了假出资真退款的招数，贪污公款。他安排人员伪造了美环公司印章和美环公司法人代表肖镜如印章，开立了银行账号。印章和银行账号均由自己控制产。1997年10月，在美环公司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吴芬清以退还外商投资款30万美元的名义，从招商大厦，账号上将人民币257万余元转至自己控制的假美环公司银行账号上。其后吴又通过几次转账、做假账的方式将该笔款项进行冲抵，贪污了其中的99万余元资金。（三）利用职权贪污巨额营业收入。据检察人员说：“1997年7月，吴芬清以岳父、母亲、妻子的名义，成立长沙市美东经贸有限公司，成为他将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的工具。”“与此同时，湖南省外经贸委与湖南省美东对外经济贸易服务中心(1997年7月3日，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更名为湖南省美东对外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签订了集体承包合同。1997年7月23日，吴芬清为达到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套印了湖南省外经贸委领导签字的集体合同，伪造了一份个人承包合同，该合同修改了原集体承包合同的利润分配方式，改为由吴芬清自主分配。就这样，吴芬清将财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为自己的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在担任招商大厦总经理职务期间，吴芬清利用自己掌管财权的职务便利，采取营业收入截留不入账的手段，将招商大厦1207万元营业收入截留，据为己有。

　　包括国企经营者在内的各类官员在侵吞国有资产，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也把罪恶之手伸了过来，试图通过侵蚀国有资产而成巨富。2006年11月的《瞭望东方周刊》载文报道：

>>“亿万富翁”周益明的偷窃游戏

　　尤为荒唐的是，为众多网民关注并热烈争论的“徐工并购”事件竟是一场骗局。据2007年3月1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

　　皮包公司、骗子操纵的徐工并购案

>>“徐工案”交易过程涉嫌重大腐败 

　　化公为私的企业“改制”为多少梦想骤然巨富者提供了空前难得的机会，他们把亿万劳动者辛苦创造、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当作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而当今中国竟成了这些丧失良知和人性的冒险家们一展伸手的乐园。在群魔乱舞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职工利益严重受损。工人们自然对之痛心疾首，于是，我们在2006年10月17日的《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

>>扬州国企职工因改制争议状告政府事件调查 

　　普通工人群众从其切身感受中体会到，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多次改革。先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又搞承包经营制，然后又是股份制。搞来搞去，始终搞不好，最后干脆一卖了之，改成私有制了，结果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大量下岗失业，社会动荡不稳。为什么国有企业改来改去，始终改不好，始终搞不活，问题在于改革的路子不对。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搞不好，关键在于领导。俗话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国企改革不从改变领导班子入手，不去选拔那些有知识、有能力、有办法、有干劲的人担任领导，不撤换那些不学无术、昏庸无能、不思进取、只会吹吹拍拍、吃喝玩乐、甚至贪污腐败的领导，反而还一再扩大他们的权力，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仿佛他们权力不大，待遇不高，企业就会搞不好似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权力越大，越不受监督越以权谋私；待遇越高，享受越多，越吃喝玩乐，甚至把企业吃穷吃垮。国有企业搞亏、搞垮了，不但不认为是领导管理无能、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反而还认为是由于企业财产不是领导私有的，因此他们才没有积极性，没有责任心。所以最后干脆把企业廉价卖给企业领导，把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资产，这样国有企业的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而不管广大工人是否有工作，是否有饭吃。工人们在问：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说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再缩小一点范围，也是属于企业全体职工所有的。企业的资产，除了国家投资的以外，也是全体职工共同创造的，怎么能把资产变成领导者个人的呢？怎么能把广大职工排除在外呢？

　　有识之士更早已对所谓企业“改制”提出批评和责难，并逐渐形成起在思想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引起较强烈反响的“郎（咸平）旋风”。人们在想：为什么坦承“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郎咸平教授，只是基于其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从其所从事的“会计师的审计评估”工作角度就发现了我们企业“改制”暴露出的那么多问题，并提出“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没有人敢像中国这样化公为私、敢像中国这样剥夺工人”的批评，而我们那些号称在“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学者”、“精英人物”却一面指责郎咸平是“别有用心”，批评“反思改革”实际是反对化公为私的Æ业“改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教务”，并堂而皇之地重弹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国有资产流失难以避免”、“工人下岗失业是‘社会转型期’的必要代价”等老调。这些“主流学者”和“精英人物”究竟要把中国引导到什么社会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建立起来的，绝不能让革命先烈白白付出牺牲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