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毛主席晚年探索

中国的文革是一本特别厚重的书，我自认为没有能力读懂它，因而也没有费太多的精力去琢磨它。而最近些年来，很多事情的发生似乎都跟文革有关系。绕开文革似乎很多问题都说不清，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喜欢打破沙锅问（纹）到底的我开始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研究一些资料。慢慢的，我开始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让我想起小学三年级时学过的一篇语文课文“小马过河”，真有点“既不象松鼠说的那样深，也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的感觉。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件事，让我动了想写一篇小文章的念头来。　　

第一件事。两天前，我在一个公开场合推介重庆卫视，称赞其打造公益频道的气魄，称赞“品读经典”栏目的精品化制作。会后，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和我低语曰：我咋觉着重庆的搞法有点像文革。我问他，你经过文革吗？你知道什么叫文革吗？你知道文革都做了些什么事吗？他红了脸，忙说，没有没有，不是都在说文革这那嘛。　　

第二件事。昨天，我单位一个小青年入党，需要搞一下他的社会关系的外调材料。我看了看相关表格，所调查的内容居然还有“文革期间表现如何”之类的文字。我苦笑着摇摇头。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45年了，就是小青年的父母当年也还是个娃娃，有什么必要追究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事情。那只是一次共产党内的斗争啊。当然，我不知道所用表格是不是过去印制的。如果是，只是办事者粗心造成的，如果不是，那就真有点太那个了，不是常说什么什么极左吗？这叫什么？这是极左的爹还是极左的爷？不是吗？　　

文革开始那一年，我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够不上当红卫兵。看见比我大一点的孩子整天戴个红袖章又是打红旗又是喊口号，有时还挺羡慕的。我老家在农村，还看见过城里的学生来俺村“点火”，揪斗四类分子。其实，没有乱多长时间，学生就开始复课闹革命，生产队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1968年，我们村打成了第一眼机井，用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拉链条式水泵抽水浇地。1969年，我们村通了电，改用马达拉离心式水泵。那个时候打一眼30米深的机井，用一个直径四寸的离心式水泵昼夜不停的抽水，永远也抽不干。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提高。到1970年，已实现粮食自给，全年缺粮断顿的日子没有了，只是以粗粮为主，细粮不多。以后生活水平逐年快速提高，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也大幅度增加，大队办的公益事业也愈发壮大。到1976年，我们村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一年，我们村光是麦季就上交了120万斤的公粮余粮，一季完成我们大队三年的征购任务。交粮的那一天，县里专门组织的拉粮车，摆满了从我们村到县城的6公里公路上，汽车马车拖拉机一溜排开，蔚为壮观。汽车上举着红色横幅，马鞭上系着红丝樱，连马的额头上都拴着红布条。唢呐在吹，鞭炮在响，人们在笑，我们村的业余剧团在唱着《龙江颂》，全村人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确实，很多事值得高兴。我们村不但年年丰收，顿顿白馍，大队还建成了面粉加工厂，榨油厂，机械厂，全大队的耕种收割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还组织了建筑队，缝纫组。建筑队负责全大队社员房屋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操作。缝纫组负责给全大队的人缝制衣服，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都是只挣工分，不付现金，年终才由大队算总账。俺村那个业余剧团那才叫棒，几乎所有的样板戏都能演出，跟县剧团唱对台戏，不输多少。这个时候，我们村不但涌现出了全县出名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坚决”张大娘，还涌现出了以热爱集体出了名的“小皮妮儿”。可别小看这个小皮妮儿，为了保卫集体利益，十五六岁的她能跟人打架。当时在我们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绝不是一句空话。休说一般不值钱的东西，当时我们村是县武装部蹲点的地方，发给基干民兵手里的30多条半自动步枪，平时就挂在农民的家里。家里有人没人，都会平安无事。连续好几年，一点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那时，我心里经常觉得很矛盾，有时候觉得很幸福，但有时又觉得很苦闷，很迷茫。　　

1974年初，我18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我最大的苦闷是不能够继续读书了。从小，日子虽苦，甚至有时候缺粮断顿，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苦过，因为有梦想在支撑着我，我在拼命追逐着前边的两个榜样。我的一个舅舅，一个堂兄，他们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文革期间，大学停办了，我多年的梦想难以实现了。再加上，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红卫兵烧掉了，光是我们一个村我亲眼见就烧掉了坟头子那么大的一堆书。其他各村也基本一样。因此，三里五村很难找到一本可读的书。我不知从哪弄到一本残缺的“今古奇观”，如获至宝，唯恐传丢。为减少损失，我就按照题材自行将其拆分成了若干份，亲自用缝衣针线缝在一起，用包化肥的牛皮纸为各册包上书皮，起上书名。象《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桂员外途穷忏悔》一类就分在《金钱与良心》一册里；象《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就分在《爱情悲喜剧》一册里，比如《旌阳宫铁树镇妖》、《崔衙内白鹞招妖》等，就分在《神妖奇谈》一册里。尽管如此，我的梦一直没有破灭，我一直在田间地头揣着书本，一直找寻着能够找到的任何一本书来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冥冥之中总觉得还应该有机会。就这样，一直等到恢复高考，23岁的我才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搭上了末班车。　　

我曾非常认真的想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用心良苦，确实是目光如炬，高屋建瓴，他真的是想寻找一种跳出周期律的途径，真的是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真的害怕广大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关停大学呢？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关停大学的最大恶果是造成十年的人才断档，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还有，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外国文化都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打入冷宫呢？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难道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财富吗？我曾想，难道老人家是在有意识的搞矫枉过正吗？可惜，他老人家寿尽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腾挪过来，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或者永久的谜。唉，我以为，不管出于什么考虑，一个停办大学，一个禁锢文化，这两件事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败笔。也正是这两处，给后来别有用心的人置啄、下蛆提供了平台。　　

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全盘否定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刚参加工作，因为一项具体业务，我要采访河南省一个文化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用豫剧音乐成功移植了《红灯记》，他谱写的“雄心壮志冲云天”、“听罢奶奶说红灯”等唱段既塑造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又突出了豫剧音乐的唱腔特色，非常成功，深受河南人民欢迎，可以说是跟常香玉的《花木兰》齐名的、人们百听不厌的经典豫剧唱段。但是，那个名人抱怨说，他谱写的《红灯记》唱腔却成了他的罪状，说他为四人帮出力流汗。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的一句话把他给逗乐了。“甭在意这个。如果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那么，文革十年种出来的粮食养活了八九亿中国人，这些粮食是不是也都是错误的，需要全盘否定啊？”　　

我想说的是，对待任何事物都要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任何人都不能只挂在嘴上，不能不顾事实胡说八道，嘴里喊叫实事求是，而实际上是各取所需，于我有利者则实事求是，与我不利者则顾左右而言他。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才能够理清是非，端正方向，对未来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规划。反之，则会掉进一盆浆糊里，什么也搞不清楚，谈何创造明天。　　

当然，我不是政治家，也不会做政治家的梦，我只是个快要退休的、喜欢认个死理的小文人。　　

河南铜豌豆　　

201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