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小道必须服从“天道”-中国作协应为“防疫战”积极送“军粮”

　　诗歌小道必须服从“天道”

　　中国作协应为“防疫战”积极送“军粮”

　　近日，一首《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的诗篇，让多少国人泪湿青衣。与感动之中，更引起人们深入的思索：诗歌的第一性是什么?谁是文学艺术的主人?中国作协咋为防疫前线送“军粮”?

　　一、这首诗歌在“血与火”中产生

　　2月14日，浙医二院向武汉派出由171名精兵强将组成的医疗队伍，一名97年出生的小护士主动请缨。浙医二院消化内科的护士长吕敏芳心中不忍，又无法拒绝这个年轻姑娘的坚毅决心，几番心理挣扎，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战。看着年轻姑娘跟随171人的医疗队远去，吕敏芳百感交集，写下这首诗。

　　这首诗引发社会共鸣，并被各媒体相继转发，杭师大人文教授周少雄看后感言：

　　这是真正的诗。

　　这样的诗，岂敢点评，任何点评都是无力的。

　　作者就是战士，战友同心，情真意切，泪水中涌动大义，牵挂中昂扬毅然。小护士稚嫩又英气的形象，护士长不舍又祝愿的内心，送别时拥抱低语的情节，都写得很感人，有画面感，令读者读得内心炽热发烫。

　　二、诗歌的第一性是什么?

　　吕敏芳与作协绝缘，但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感人诗篇?

　　1.诗歌必须负载天道。语言的本质就是思想，无论用什么语言表达，第一性的都是表情达意。作为第二性的是用什么形式去负载?若讲故事，就产生小说;若吟唱，就产生诗歌等。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歌，真正能滋养国人形成性格的，不过几百首，其它，不是无病呻吟，秋虫唧唧，就是风花雪月。而无论什么华丽诗篇，若不负载“天道有常”，怎能不被尘封湮灭?

　　诗评，本是诗坛的旗帜，可当今中国诗坛的诗评，只注重评论诗歌的韵脚，诗歌的形式，诗歌的技巧等，就是不论诗歌的天道。诗评越评，诗歌被误导的离人民越远，离生活越远，离时代越远，诗歌成了“花边文学”!

　　尽管文学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但任何文学艺术的第一性，都是“文以载道”，这是不可动摇的铁律!无论诗道，艺道、书道，甚至医道，都是小道，都必须服从天道。《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不仅反映了生活，记录了时代，更表达了天道!

　　2.人民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11篇诗歌，负载了反映周朝500年间的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无疑是一部史诗。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铜铃)深入民间收集歌谣，把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音乐之官)谱曲，演唱周天子听作为施政参考。“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但这311篇诗歌，民间佚名作者占据作品多数。这充分说明，人民创造了民谣，人民才是诗歌主人，作家可搜集民谣，可编辑民谣，可创造民谣，但人民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却不能改变。

　　3.人民应夺回文学艺术的话语权。文学艺术的创作权，实际也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长期被公知精英垄断，却不表现人民，也不替人民发声。

　　当举国驰援“武汉防疫”大战，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在干什么?她在专门写给别人看的“武汉日记”, 只字不提解放军和全国各地慷慨奔赴武汉前线的白衣战士，也看不到武汉人民的奋勇不屈……，专注于发布道听途说，又恶意影射的内容，“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这是把武汉描绘成了纳粹的集中营!

　　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又在做什么呢?他口述一篇文章《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每天坐困愁城，除了吃菜，就是疑神疑鬼，听任恐惧像慢慢涨起来的潮水把自己淹没。

　　相比诸如此类的这些文坛大腕，每天都在制造恐慌，《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争夺文学艺术的话语权。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最伟大之处，就是科学总结出文学艺术的主体是谁?文学艺术到底为什么人服务!针对改开以来文学艺术界的种种乱象，《北京文艺座谈会》再次强调了坚持人民文学艺术不能动摇。而《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无可辩驳地证明：人民不仅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基本对象，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

　　三、中国作协应该有行动

　　近三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防疫战”，这是共和国前所未有的医疗驰援，面对这样的防疫大战，中国作协应该有行动，中国作协应该在行动!中国作协至少有4点可行动!

　　1.应积极批判文坛的丑恶现象。当举国驰援“武汉防疫”大战，这本来能激发创作激情，作家与人民共患难。可看看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用“武汉日记”制造恐慌;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已经自我恐慌成一位精神上完全垮掉的人;再看看云南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用诗歌侮辱湖北人等等。对于在这场防疫中文坛中显影的种种丑恶现象，中国作协应该旗帜鲜明的及时进行批判，积极地把握文坛的前进方向。

　　2、积极组织人民为主体的创作活动。举国驰援“武汉防疫战”，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但为“武汉防疫战”提供精神食粮，中国作协责无旁贷。但必须跳出以往组织作家就“东北振兴”、“98抗洪”、“汶川地震”等，集体采访的写作模式。实践证明，这种集体采访的写作模式，作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根本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其时效性也差，基本是“喝凉水拿筷子—摆设”。

　　这次中国作协要动员参战的将士记录生活，进行创作。中国作协要像周代的采诗之官摇着木铎，迅速深入民间收集来自火线，来自基层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3、积极总结“武汉防疫战”的文学现象。最危急的时刻，才有最高昂的战歌!在举国体制的“武汉防疫战”，从基层创作出大量感人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在凝聚人心，人民文学在激励作战，人民文学没有缺席“武汉防疫战”!

　　正如杭师大人文教授周少雄感言：“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岂敢点评，任何点评都是无力的。”阅读《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就像在圣洁和神圣面前，你只能被对照，只能被洗礼，你不敢站在局外，也不敢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

　　那么，中国作协的重要使命，就应结合贯彻“北京文谈会”的精神，积极对这场防疫大战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总结。

　　4.积极开展专题文学作品评奖。对“武汉防疫战”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应积极组织一个围绕有关防疫战的文学作品评比，重点从群众创作中遴选，让全国人民公开参与评比!

　　要让《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之类的作品登堂入户，要让吕敏芳这样的基层创作者成为评比主角，要让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获奖!《我把最小的“娃”送上了战场》，就这一句，就是诗眼，就是诗魂，就是诗意，就是经典，就是号角，就是诗歌创作的方向!

　　总之，自改开以来，文学艺术长期将工农兵排斥在外，文学艺术领域长期被官员、资本和专业作家垄断的局面必须打破，“人民文学”的金字招牌必须擦亮!人民文学不容颠覆!

　　(文中配图，选自网络，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