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术研讨，还是变相传教？——评潘石屹在北大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评潘石屹在北大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去年6月12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持召开了一个旨在考察当代新兴宗教巴哈伊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特邀COHO中国总裁、著名地产商潘石屹在研讨会上作了《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的专题发言。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潘所说的改变其生命的“信仰”不是什么主义、思想、理论之类的政治信仰，而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巴哈伊教信徒的宗教信仰。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巴哈伊教”？因此，为了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潘石屹的发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研讨”，这里有必要首先简略介绍一下关于巴哈伊教的概况。有资料显示，巴哈伊教（旧译大同教）创建于十九世纪的波斯，现有遍布200多个国家逾600万信徒。巴哈伊教创始人为伊朗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他后来被巴哈伊教信徒们称为巴哈欧拉，意思是“真主的光荣”，由此产生巴哈伊教的教名。根据巴哈伊的教训，宗教的历史是神差遣先知，对人类进行教化的进化过程。巴哈伊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神在黎明时传达旨意的地方”。巴哈伊教相信独一、不灭的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皆为其所造。由此可见，所谓“新兴”的巴哈伊教的本质无异于其他所有宗教，也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精神鸦片”。　　

名为探索巴哈伊教借鉴意义的学术研讨，而潘的发言伊始却离题万里地说，“借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机会，我回忆起自己在信仰道路上走过的历程，非常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个人经历。在公开场合谈自己的信仰之路，谈自己的内心变化，今天还是第一次。信仰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我相信每个人在信仰这条道路上都会充满着疑惑、震惊、迷茫和探险。希望我在信仰之路上的一些经历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接着，他又进一步现身说“教”，开宗明义地说，“五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巴哈伊，从巴哈伊的信仰者们那纯洁的面孔、慈善的语言中，我感受到这是一些受到神圣光芒照耀的不平凡的人，他们心中有爱。也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上帝会在不同时代为人类派出不同的先知，来教育和启发人类。……神圣的语言给了我生活和工作力量，确信人生的目标是自己进步并同时推动时代进步；每天静思和祈祷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让自己每天与神圣力量有交流的机会；体会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限的万千世界；人的生命的本质是精神的，灵魂是永恒的，并永远进步。这些都在激励我，打动我，给我智慧和力量，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潘石屹的这个开场白乃至他的整篇讲话中，讲的几乎全是巴哈伊教的“神圣永恒”和上帝造化的“无所不能”，根本没有言及什么巴哈伊教的借鉴意义。这是哪门子的学术研讨？分明是以个人的信教经历向公众宣传巴哈伊教的教义及其能令人脱胎换骨，改变生命意义的“神圣力量”。　　

潘所极力宣传的巴哈伊教是不是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合法宗教？一个中国公民是否有在公众场合传教的自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学府，既不是教堂，也不是神学院，尽　管潘　先生有信仰宗教的个人自由，即便他也有传布宗教的自由，但无论怎么说，也不适合在北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宣传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大谈自己的信教经历和巴哈伊教的神通广大。　　

尤其令我们不敢苟同的是，潘在讲话中甚至完全以唯心主义的宗教标准作为依据，通过将印度和中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水准进行前褒后贬的比较，试图证明公民有没有宗教信仰，是一个国家是是否文明、社会是否能安定和谐的决定性因素。潘振振有词地说，“一个国家有宗教信仰比没有宗教信仰强得多，主要好处是社会安定，犯罪率低。例如，印度全国十一亿人，由于信仰佛教和印度教的人占多数，所以，每年因犯罪判死刑的才十个人左右；而中国十三亿人，每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则不计其数。印度全国也很难找到卖假货的，在中国却假货到处泛滥成灾，连食品、药品也敢造假。除食品不安全外，水的问题也不容乐观。中国之所以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差，主要因为中国人无信仰，不懂得干伤天害理的事会天理不容，要遭报应的道理，既不怕现世报，更不信来世报，使这些坏人肆无忌惮，形成中国犯罪率高的现象。这些都和中国的信仰真空和社会制度有关”。笔者以为，潘石屹这番主观臆断的言论，完全是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其基本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我们不否认，所有唯心主义的宗教都有其可取的教人从善积德的共同之处，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的优劣，绝非取决于有没有宗教信仰，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接受教化的情况和个人的修身养性。至于说，印度的犯罪率低，卖假货的少是因为印度人信仰宗教的多，懂得做伤天害理的事天理不容的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４７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后于1962年又得陇望蜀地动用武力侵占藏南边境的大片中国领土，从而挑起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的中印边境战争，难道印度人的这一所作所为不是伤天害理，是天理能容的吗？为什么大多数印度人的佛教信仰，对他们的侵占他国领土的非法行为起不到任何制约作用？对此，不知　潘　先生作何解释。　　

其二，至于说什么，“中国的犯罪率高，主要因为中国人无信仰，不懂得干伤天害理的事会天理不容，要遭报应的道理”，“和中国的信仰真空和社会制度有关”。“中国人无信仰”之说，既不符合古代中国历史文化，也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现实。试问，中国人远自战国时代起就信奉盛行的道家老庄哲学、儒家孔孟之道、法家商鞅韩非子思想，以及之后一部分中国人信奉由国外传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是不是信仰？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不是信仰？难道只有信奉潘石屹顶礼膜拜的巴哈伊教才算是有信仰吗？殊不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而不是什么被　潘　先生吹得神乎其神的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力量。再比如，终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决定性力量，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不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由此看来，一个民族有否宗教信仰，绝非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优劣和公民道德水准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潘　先生竟然认为中国的犯罪率高的主要原因，除了由于中国的“信仰真空”，还“和社会制度有关”。这种把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阴暗面归咎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更是违背事实的一派胡言。同时，也暴露了潘石屹不便明说的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意。　　

毋庸置疑，信仰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然而，人们常说的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绝非是“信仰真空”，而是“信仰异化”，即有包括潘石屹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取代了原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用现在对“金钱拜物教”的信仰，取代了原先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用现在对唯心主义的信仰，取代了原先对唯物主义的信仰。这种反常的“信仰异化”现象，同当前我们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明建设中，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背道而驰的。　　

总而言之，在振兴中华***上的当代中国人的要务，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不移的信仰，而不是研讨如何从什么神秘莫测的新兴宗教中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