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阶级固化之后，选贤任能如何继续？

　　(原文近4万字，是在2005年关于蒋庆的一个评论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原因是形势变了。这12年来，中国有很大变化，新儒家也有很大变化。所以，本文是由点及面，从对蒋庆的评论开始，涉及对新儒家的整体评估。当然，也涉及对中国道路的讨论，而且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的问题。

　　2017年1月起，在《经济导刊》杂志上分三次刊发，题为《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杂志在刊发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我非常感激。但这里仍然刊出我的原文。因原文较长，不太适合网络传播，因此，我在这里也将分开连载，供大家参考。)

　　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三）

　　官僚体系与改革开放

　　如果说，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在带领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那么毫无疑问，他在1949年之前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今天哪怕是反对他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成就;但是，正如一些国外的文革研究者，比如麦克法夸尔索指出的，1949年之后，毛泽东似乎又在用尽全部力量与他自己亲自缔造的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作斗争。其实，毛泽东的斗争从来不实针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更不是针对这个政权本身，恰恰相反，在毛泽东看来，他在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在捍卫革命的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因为，他在建国后很快就发现，党和国家正在滑向官僚主义，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只要进一步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剥削压迫的传统权力结构网络中去。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今天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都是在批判官僚体系和官僚主义。因此，建国后，一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在努力反对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极少数人，其他人都认为，通过官僚体系管理这个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这是天经地义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的就是今天，他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不让他们这些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只想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的耐心，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强迫。而这种情况，正是那些在1949年之后掌权的老革命们当年用枪炮反对过的。

　　但不幸的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担心的事几乎都发生了。文革结束后，一切重回“正轨”。文革中被打倒、批斗、去“五七干校”学习的老干部们纷纷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庞大的官僚体系重新运转起来。随后，一切都按照官僚体系的理解来进行，包括改革开放。整个国家机器也在官僚体系的管理之下生机勃勃地运转起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除了腐败之外，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体系的效率，甚至在被官僚体系视为改革开放要学习和追赶的对象的欧美，官僚体系的工作能力和效率也远远无法与中国官僚体系相比，更不用说其他发展中国家。

　　虽然国内外都曾经长期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极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就是政治改革，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也走上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暴露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个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也并不如许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进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则是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是一些政治议题完全遮蔽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不仅是这些后发民主国家，就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让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英国脱欧公投意外获得通过和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大选，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因为，正式工业化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原来的政治结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欧美应当学习的。

　　因此，自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都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的讨论。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甚至有人干脆提出，中国的执政党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起初的意识形态特征，变成了一个政治精英集团，他们本身就是有能力管理国家的技术官僚。

　　中国道路与官僚体系

　　当然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是在以下方面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

　　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虽然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显得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过去，候选人们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则更容易迎合民众诉求，从民主政治直接转化为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虽然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因为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因此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每个竞争者除了必要的人脉关系等隐性资源外，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虽然中国官员腐败问题是经常被人指责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的。第四，因为欧美国家的政府都是选举的，因此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只需对自己的任期内负责，至于之后的事情，则考虑得较少。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并不是直接对民众负责，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压倒，做出一些缺乏长期性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为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套解释就真正有效。

　　选贤任能与革命政党

　　但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严重的危机。

　　中国这套政治体制的政治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不仅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人民在公投中支持脱欧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完全有权利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的要求。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即先锋党的理论假定，先锋党的成员应当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因此，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而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是最符合无产阶级的长期利益的。因此，先锋党领导人民，本身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发展是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在此之前都是革命党。虽然中共目前正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完全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在中国当前的党国体系之下，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从而仍然没有完全按照官僚体系的逻辑，将政治问题交给类似党内法律一样的规章制度，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所谓政党，当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必须讲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而不是将政治斗争交给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去解决。对于一个将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

　　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空心化，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也失去了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导致了革命性逐步衰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在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国家机器的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主导性逻辑，而党本身在失去革命性之后，也在向政治精英集团转变。这也就是新儒家和一些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所说的，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却是选贤任能。

　　官僚体系的自我运转逻辑

　　当新儒家与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像所有的权力集团一样，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会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本身的目的当然是政治性的，因为在这场运动发起之前，毛泽东本来的意图是让党外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内整风，克服当时党内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了动员民主人士提意见，毛泽东深知亲自出面动员。但很快就出现了大量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掌握国家政权的言论，这无疑偏离了本来的目的。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党进攻，是民族资产阶级向新生不久的人民共和国进攻，从而发动了反右运动。反右一开始，毛泽东估计全国大概有5%的右派人物，人数大概有40万人，这本身只是说大多数书人还是出于爱护党的目的给党和干部提意见，只有少部分人别有用心，是对形势的大致估计。但一旦得到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作为依据，官僚集团就开始猛烈反扑，在基层各种单位，在党员干部领导下，向党尤其是向本单位干部提意见的人，纷纷被打成右派。而且，毛泽东提出的5%的右派的估计，在执行过程中，也变成了行政性的任务指标，层层分解下压，每个单位都必须按照上级要求完成打右派的指标任务。结果，导致反右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许多本来只是善意的提意见，也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屡次上演，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人换届，进行权力交接，新上任的领导人都会提出一些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每次这样的整风学习活动，都会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因此，基层干部们纷纷嘲笑，类似的活动就是所有干部一本正经的以官僚主义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其结果自然是，这样的学习变成了走过场，不仅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反而是在客观上加强了官僚主义。

　　其次，官僚体系形成之后，就会进行自己的再生产，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

　　第一，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对党员干部提出较高的要求，在今天的语境下，就经常会被人视为另类，打入另册，觉得这个干部太左，从而影响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声誉，进而影响其职务晋升。对党来说，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种人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被其他所有人都视为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然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是经常能够看到的。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能够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在完成最高层领导人提出的工作任务，而他们必须是高度的去政治化的，即使有想法，也只能隐藏起来，等自己进入高层之后，再提出来。干部体系高度去政治化，变成官僚集团，劣币驱逐良币，这只是一个特征。

　　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而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这种情况久而久之，造成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恶化，今天实际上已经是群众完全不信任干部。

　　第三，在工作方式上，毛泽东曾经在论述集体领导的时候说，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集体领导即使出现问题，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也必须负责，也就是她说的集体领导，个人负责。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官僚集团内部常见的情况就是，集体领导等于无人领导，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问题，就无人负责。如果上级一定要追究责任，就推出几个相关责任人问题，其他人则一切照旧。如果工作有成绩，则所有人都认为是自己的贡献。

　　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而且容易受到竞争者的攻击，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常常是那些平时工作中无所作为的人因为不做具体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错误，最容易晋升。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相当普遍，以至于干部中间流传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说法，从而挫伤了一些本来愿意积极有为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更荒唐的是，因为官僚体系中的晋升机会较少，但整个官僚体系又从上到下都将年龄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而出现了按照年龄倒推出哪些干部更符合晋升条件的现象。

　　阶级固化与贤能政治

　　在新儒家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集团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存在明显的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因此，每十年为一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产生在1950年代活着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但在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这样的机会显然就很少了。

　　因为，50后、60后出生和成长的时期，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因此他们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即使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已经开始占据一些重要的位置，平民子女也仍然有大量的机会进入体制内，展露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潜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父母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也会通过教育资源分配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因为社会资源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向中心城市集中，农村和县乡以下的基层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出生和生活在那里的孩子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潜质，也很难获得展露和表现的机会。

　　也就是说，在70后、80后乃至90后逐步进入官僚体系，并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因为他们能够进入体制内获得晋升机会，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而是因为他们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表现出来的智力、能力虽然确实算得上精英，但是这并不是因为选贤任能，恰恰相反，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这种遗产就很难体现出来，而是会表现出更多资源占有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本身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和能力的优势，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具备提供更好的资源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70后这一代人之后，选贤任能将无法解释进入政治体制之内获得晋升机会。这一点，在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官二代进入政治体制内部受到舆论关注的事件中，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所谓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实际上就是在为当代中国的官僚政治提供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为的选贤任能出来的高级干部并不完全是因为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让大量平民子弟也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进入晋升体系。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却再也无法得到他们那样的机会了，也就是说，随着官僚体系的日益成熟，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之后，官僚体系本身也会变的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而会越来越走向内部自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