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放开普遍二胎，也许应该来得更早一些

　　放开普遍二胎，早了还是晚了?

　　萧武

　　五中全会一声炮响，普遍二孩终于来了。正所谓“忽闻官军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一霎时，到处都是喜悦的群众奔走相告的段子。虽然早就料到会放开，但原来一直普遍预期会在未来五到十年放开，没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

　　难怪之前一段时间，所谓二胎概念股猛涨，看来真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是有人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不过话说回来，股市上传的各种消息，许多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没几个后来不被证实的。毕竟，股市是拿钱玩的，空穴来风的消息不会有人砸钱。

　　从之前坚持既定政策到开放双独二胎，再到开放单独二胎，再到现在干脆完全放开，普遍二胎，这个过程跟中国以往的政策一样，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放开。不过，这个放开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搞各种政策的时候，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的速度。当然，这几年来，这已经成为常态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就只搞了一年还不到，就扩大了，全面推开也离得不远了。自贸区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九零后的小朋友大概已经很难想像，1980年代计划生育的情况，尤其是在农村，惨烈简直都不足以形容其程度。

　　大概是1950年代搞合作化的时候，毛主席要求速度快一点，邓子恢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是不能太快了，目标不能太高。邓子恢的理由是，共产党的干部有个特点，喜欢超额完成任务。所以上面订政策目标的时候，宁可低一点，给下面留有余地，不然就会出现各地竞相超额完成任务，进而导致比较糟糕的结果。后来大跃进、公社化过程中，其实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不是政策方向不对，而是各地之间相互竞争，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加码，从导致了浮夸风。

　　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官僚主义。这个问题建国不久就出现了，这也是之后毛泽东多次通过整风运动、四清乃至发动文革，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最后的结果是文革以失败告终，官僚主义胜利。所以，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官僚主义弥漫在各个角落。

　　就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本来，一开始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的承包制，这是在1960年代初就出现过的事情，并不稀奇。但当时上层急于走出文革，所以很快就将这种生产关系上的倒退说成是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并强制向全国推广。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比如老赵同志，承包制是不错，但不宜强制推广，至少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允许一部分比较成功的集体化村庄保留其集体化成果。但这个政策在基层执行的时候，就成了全国一刀切，必须全部搞承包制。最后，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土地承包搞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还是集体化好，又退回去的情况，比如现在闻名全国的华西村，就经历了这样的折腾。

　　计划生育也是如此。本来毛主席在195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大规模战乱结束，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提高，人口大幅增加。因此，国家有必要提倡计划生育。但在当时，国家更多的采用劝导的方式，而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到了改革开放后，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速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到了基层执行层面，计划生育在1980年代就成了一票否决。也就是说，无论是那一级干部，无论其它方面的工作成绩怎么样，计划生育任务完不成，就一票否决。这个压力机制层层传递，到最下面就压到了村干部身上。所以，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严厉，惨烈都不足以形容。国家公职人员，更是只要违犯，就立刻开除公职。而且，国家虽然说的是计划生育，但实际上在执行中变成了强制一胎化政策。

　　当然，强制一胎化政策在城市里基本执行了，而在农村则多少有些变通。一般来说，普遍的情况是，第一胎如果是儿子，就不能再生了，再生就要交罚款。如果第一胎是女儿，那么就可以默许再生一个。所以，第一胎如果是儿子，就要强制结扎，作节育手术。如果第一胎是女儿，那么不管第二胎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会被村干部强行拉到医院去作节育手术。一旦违反这个政策，对农民采用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罚款。

　　当时外出打工的人其实还并不多，一般农村家庭的现金收入也很少，多数家庭根本交不上罚款。交不起钱，自然就拿家里值钱的东西顶。记得当时在村委会门口玩，从村委会的门窗缝隙看进去，满满当当堆的全是从超生的家庭家里拿来的东西。当时我们那边老百姓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就是缝纫机，电视机尚未普及，有的干脆连粮食、架子车轱辘都拿走了。

　　在农村，这个罚款额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当地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罚款标准。正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大体说来，各地的罚款标准差不多都是挨着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家庭倾家荡产的水平来订。所以，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或者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一些人不得不逃离家乡，四处流窜，以打工为生。70后、80后大概还记得黄宏和宋丹丹的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反映了当时那种情况。

　　话说我小时候，最早感受到干部和国家的威力，就是通过计划生育。记得我们村里有人家因为超生，夫妻俩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中间因为想家，偷偷回来，还特地在夜里趁着天黑，偷偷回了趟家。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搬走了。这就算了，刚从家里拿了点东西准备走，就听见外面人声呐喊。出门一看，得到消息的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民警，早已经站在院子四面的墙头上，分录把手，用手电筒照着房门，高声喊着，让他们出来。结果不用说，可怜的夫妻俩当时就被生擒，连夜带到医院，做了节育手术。

　　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也就有了1990年代相对比较稳定的城市基本一胎化，农村也基本实现了普遍的二胎化政策。但当时的决策者们似乎没有考虑人口结构的问题。建国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就出现在建国后，而这代人的生育高峰恰恰碰上了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普遍实施的时期。而当他们进入老年阶段后，也就意味着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但这时他们的孩子们却多数是独生子女，农村家庭稍微多一点，一般也就是两个孩子。而当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出生的这代人进入生育期时，中国的家庭结构就变成了421结构，也就是一对夫妇需要抚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其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另一个当初的决策者似乎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随着城市化过程，新进入城市的人因为需要完成一些基本生存资料的积累，比如房子等生活必需品，从而自然的实现了1980年代政府千方百计提倡的晚婚晚育的普遍。比如80后，尤其是出身农村的人，在进入城市后，普遍在三十岁左右才完成这个积累过程，进入生育期。而从女性自身的生理条件来讲，许多人到三十岁时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加上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变化，户外活动减少，许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生育能力本身就已经下降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消费水平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逐渐变化，晚婚晚育已经成为都市主流婚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在大幅下降。

　　所以，表面上看，开放普遍二胎比一般的预期要来得早，背后的原因则是老龄化来得要比预期得更早更快。比如上海，生育率就已经很低了，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外来人口进入，即使如此，按照政府估计，也会在2020年前后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估计三分之一人口将会是老人。也就是说，即使到时候上海有三千万人，那么平均每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老人。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和大学扩招，曾经被经济学界设定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状态的劳动力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劳动人口减少和经济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从而迫使中国不得不提前进入产业升级阶段。因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所依赖的那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都是年轻化的，超过35岁就已经很难适应流水线化的简单重复劳动。

　　此外，强制一胎化政策还造成了许多比较复杂的问题。包括家长对待孩子的观念过分宠溺，独生子女缺乏合作精神，责任感淡漠，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普遍二胎来得比预期更早更快，但实际上是已经晚了。如果能提前十年放开，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