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一些感悟
今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想与大家分享对左右、文革的一些感悟。
1965年上海的柯庆施死了,我和一个同学聊天,聊到了人都要死的,所以也联想到了毛主席也要逝世的,我们以后怎么办。结果这个同学断章取义的告诉老师去了,以后大家可想而知。自称是贫下中农子弟出身的班主任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从此后在同学中日子就不好过了。文革了,以后有同学告诉我这个班主任被批斗了,他是地主出身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死有个观点:毛泽东是人,人都要死的,所以毛泽东也要死的辩证法的对话。在那个左的年代,淳朴的人宁左勿右、右的也是千方百计涂上极左的保护色、至于别有用心的奸诈之徒正好借极左踩人上爬捞资本。大家想想那时的我就是一个小屁孩,只是童言无忌罢了。但在我的心灵留下阴影,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可是我的事儿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我们祝福万岁只是一种愿望,而这愿望就是皇帝的新衣服。
1964年左右吧,我父亲曾经做过一个二传手的活儿,把上家100金笔头带给下家,中间有10元的佣金,后东窗事发,由于想讲义气不把下家交代出来,结果被拘留了约2个月,以后在文革中也被贴了很多大字报。文革中我有两家邻居吵架,有一家在解放前做过警长,另一家要过饭,结果警长把要饭的打了,还扬言打讨饭人像打狗一样,当时激起一些民愤,我父亲当然也是管闲事之人,结果被恨上了。以后警长家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我父亲被很多张检举信又被送去拘留了,罪名是贩卖黄金,每次没事准备放人就会有新的罪证被检举,折腾了大概9个多月。
1969年复课了,很高兴又有书读了,可是被人阴了,直到半年后才在一所很差的学校读书;1970年安排工作,结果又被阴、直到1975年开始是国企安排被阴,后集体企业才被放过,已经都是一些很差的单位了。这些都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磨难和对社会的负面看法。
1978上大学,那时对文革的反思可以说是一股潮流,我也反思了一些,发现自己无法恨毛泽东,譬如说人都要死的,毛泽东也说他死是辩证法的胜利!而对我实施加害的恰恰是极右分子却打着极左的旗号。文革中的一些事对照5.16文件对党内走资派的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三要三不要、......,发现我家的那些都是无妄之灾,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保证江山的颜色,而一些社会的沉渣泛起干扰斗争的方向,实现它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批人会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整人、阴人、坏事干尽,幺蛾子不断。可是这些事与毛泽东的文革理念没有丝毫联系,用这些阴暗面来否定文革恰恰表现了反文革派的阴谋与高明之处——破坏文革是有预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