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投后，欧洲民主政治的瓦解：地狱之门正在开启

　　【破土编者按】英国脱欧的公投已经结束了两周，但其连带的一系列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下去。公投这个形式上的“民主”后面，却是欧洲内部团结的瓦解、英国民众的涣散、左翼政党力量的分崩离析。大势之下，脱不脱欧早已不是问题。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信仰的海洋也曾一度满潮，环绕大地之岸像一条卷曲的闪光的腰带。可如今我只听见它那忧伤的长长的退潮的声音，退缩，退向晚风的呼吸，退过大地那广漠凄凉的边缘，留给世界一滩赤裸的卵石。

　　——《多佛尔海滩》马修·阿诺德 1867

　　英国公投脱欧了，51.9%对48%。据说民主胜利了，人民的意志得到了表达。但是在公投前后两周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将复活节前已宣判死亡的火鸡扔进屠宰机的旋转门中，火鸡在绝望中四处碰撞却毫无出路，搞得自己头昏脑胀，眼冒金星，等待着地狱之门大开。

　　6月23日脱欧公投的结果让英国和世界各地的统治精英们大吃一惊，《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与索罗斯们大跌眼镜，曾经连续一周大涨的英镑与英国国债紧接着断崖式的一周大跌，世界金融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中，虽然世界银行宣布局势尚在可控中。但有些人说的更为冷峻，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前总统唐纳德·图斯克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不仅是欧盟瓦解的开始，而且是西方政治文明瓦解的先声。

　　这是一场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几乎所有的人都忙着站队，但又无从站队;他们的欧洲，我们的欧洲，民主、平等、自由、开放、独立、主权，所有高尚的字眼都隐藏着肮脏的动机;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役，在一片泥泞中分不清敌我、左右、是非，最后的生存者将是那些最卑鄙者。

　　在公投前已经陷入分裂的英国保守党的内战刚刚开始，自由主义的中右翼进一步衰弱，保守党内的保守派将进一步希冀从极右翼处获取维持生命的力量，从2012起已经有十数名保守党议员叛逃到极右翼民粹英国独立党(UKIP)的阵营中，刚刚辞职的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在公投前一周半是威胁半是自信地表态，如果脱欧公投没有通过，今天的保守党将不复存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保守党党员将投入到独立党的阵营中。而脱欧公投后他们的后继者不必叛逃了，因为也许整个保守党也会脱去自己的伪装跳入到英国独立党保卫“小英格兰”的堑壕中，现在保守党新的党魁候选人正在竞相卖弄个人的极右立场

　　而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KIP)与民族党(BNP)正挥舞着仇恨的镰刀满满地收割着民意，“赶走穆斯林、控制英国边界、英国人自己的英国。”一些明智的统治阶级精英明知这些极右翼的主张对于日薄西山的昔日帝国而言是在找死，但在等死与找死之间却实在难以做出抉择。

　　公投后的一周内，根据英国警方数据，种族主义与仇恨相关案例大增近5倍;那些已经三四代生活在英国的南亚居民被种族分子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来自欧盟成员国波兰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告知，脱欧后你很快就会被遣返，就和那些穆斯林一样。

　　在公投前一周多，支持留欧的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被枪杀身亡，一时成为各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一悲剧本来成为留欧派至关重要的弹药)，而今天即使在英国，除了她自己的选区外几乎都无人提及她的名字，只有极右翼的英国民族党(BNP)还“记得”这位中左女权分子。

　　英国民族党的传单上如此写着“有多少乔考克斯帮助进入这个国家的穆斯林最终会加入伊斯兰国”(How many Muslims that Joe Cox helped get into this country will join ISIS?)这位新近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未能成为留欧派的“奥尔良城下的贞德”，却成为了右派挂在“仇恨十字架上的女巫”。

　　一向被吹嘘为西方文明标杆的英国社会,底层分裂如此之大，只有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才可见到。

　　同样也是底层，同样也是青年，就在公投结束后的一周内，从数百人到五万人，从曼彻斯特到伦敦，英国的青年向至少数百英里远的表亲们发出哀求，“欧洲不要留下我们”、“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单独生存”的标语在集会现场随意可见。

　　但同样这些青年又向自己的父母世代发起了仇恨挑战，根据《卫报》报道，一些青年人甚至语带哭腔地表达愤懑，我不明白，我父母为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为什么在这件事(公投)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毁了我们的未来。我甚至无法再直视我的母亲。

　　根据英国民意机构YouGov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人群中，18-24岁的投票者占75%，25-49岁的投票者占56%，与其相对的反对一方50-64岁的选举者占44%，并且39%以上的选举者年龄在65岁以上。

　　年龄差别造成了脱欧与留欧的重大鸿沟，而这种差别在阶层差异上的反映更是成为某种奇妙的反向镜像。那些支持留欧的年轻孩子们往往是大学毕业生，在危机中负债累累前途无望，但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全球村的时代，他们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技能与希望;而他们的父母很多却是在福利国家下正逐步退休的工人阶级，他们经历过上世纪的黄金时代，有着自己的住房与聊以度日的养老金，而正是他们的相对富余才能使他们的孩子进入大学成为全球村的中产阶层后备军。但现在父母们培养的一无所有年轻的中产阶层(及其后备军)正准备与自己退休安逸的劳工阶层父母进行着血亲间的世代之战。

　　社会鸿沟甚至正在进一步扩大，而且左翼本身也处于撕裂中;为反抗新自由主义而脱欧，为捍卫民主权利而留欧，固然听着高尚，但是都解决不了英国现实的问题。昔日老大帝国今天有超过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400万英国人需要依靠政府发放的食品补助，到2020年贫困儿童的数量将增加一倍。今天英国的问题绝不是靠一场公投所能实现的。

　　曾被英国左翼与广大青年与工人视为救世主的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如今自己正陷入要靠3英镑登记一票的公党选民拯救中(英国工党允许本国公民在网上缴纳3英镑注册费后成为有投票权的工党支持者)，他虽然并不感冒欧盟，但是为了维护工党团结，而不得不与留欧派达成妥协， 但由于半心半意的留欧表态反成为了工党内部布莱尔主义的阴谋政变的工具。不过在过去一个月内又有超过6万人在网上登记加入工党，科尔宾的神话一时半还不至于消退。

　　从去年下半年这个终身反战与反对新自由主义欧盟的“工会斗士与冷板凳议员”在工会的加持与青年人的热情中，成为新工党20多年来第一位复辟的“老工党”，维护着工党之所以为工党那些“老工党”基本价值观，但是从他的副党魁到整个工党议会党团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后背，随时准备“给他两肋插刀”，嘴中嘟哝着为了大选的胜利我们不得不牺牲这个“老好人”，但更重要的是千万别让这个后来者毁掉了已经成为传统的“新工党”与布莱尔主义。

　　科尔宾除了依靠众多人生第一次投票的青年和工会的基本盘，甚至当初那些被工党视为麻烦制造者的极左政治力量也成为了保卫科尔宾的“禁卫军”。按照《卫报》的说法，在议会外捍卫科尔宾的集会中挥舞社会主义工人党旗帜的甚至比挥舞工党旗帜的更多。 社会主义党(SP)、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英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等这些党外极左力量就在两三年前宣称工党已经死亡，青年会彻底远离工党，需要新的左翼群众政党，并为此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努力，而今天他们则呼吁青年尽快加入工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科尔宾，保卫“老工党和其传人”。

　　全民公决被称为直接民主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最终民主表决机制，是今天所谓“民主国家们”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充分彻底直接地表达了人民自决权。但自从雅典时代以来的全民公决实践，却不少次成为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公元前399年，雅典思想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起诉，随机选举产生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定了柏拉图的死刑，柏拉图尊重城邦法律权威饮毒而死。

　　85年前的1931年，德国纳粹为了推翻在普鲁士州(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柏林所在的州)统治达12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最初反对该公投的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将这场公投称为“红色公投”，当德国共产党事实上与德国纳粹建立起“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激进化的德国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两者相合是德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阶级在意识形态的彻底混乱到最后的无所作为而土崩瓦解。

　　虽然那场“红色公投”，最终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普鲁士州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对纳粹的警醒未能得逞，但是两年后的1933年，德国纳粹仍然挟民主普选之名执政权力，此后在1930年代从改选国会到吞并奥地利，99%支持率的全民公投成为了希特勒与德国纳粹手中的重要王牌之一。

　　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呼吁希腊全民公投以表达对欧盟紧缩政策的反对，但是当多数希腊人民通过公投表达了反对紧缩政策的民意后，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却向欧盟和德国政府投降纳款，屈膝投降，就在此后不久，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总理齐普拉斯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谈话中，两位帅哥互相吹捧，共谈美国与希腊的美好未来，希腊也绕过俄罗斯根据石油巨头们的指令搭建从乌克兰直接进入西欧的管道，使“激进、左翼、联盟”的名字本身成为一个笑话。

　　而在英国这场公投中，命定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处于分裂中，传统的左翼与右翼都在发动丑恶的内战，年老的人民与年轻的人民互相嫌弃;那些靠恐吓与卑鄙手段获得脱欧公投成功的恶棍们将自己打扮成国家与民族的“负责任的君子”，不急于推动脱欧程序，其实他们明白任何试图真正退出资本主义一体化市场的行为，对于英国的统治阶级来说都是找死而已，他们不过是想通过讹诈而获取更高的回报。那些同样靠恐吓与卑鄙手段在公投中失败的恶棍们却将自己打扮成了“无辜的替罪羊”，他们所要珍视的并非是所谓欧洲共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观，而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市场、资源与劳动力。

　　曾经用恐吓与哀求要挽救“不列颠兄弟”的欧洲大陆执掌权柄的“表兄弟们”则纷纷义正言辞地斥责着小英格兰人的背信弃义寡情薄意，潜台词则是“你们爱滚不滚，要滚请早。”但英国在大陆的表兄弟们虽然如此虚张声势，其实他们更明白这可能是更大危机的开始，这寓示着欧洲从拿破仑时代以来两百余年的“欧罗巴合众国”的梦想再次面临崩塌危险。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源地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表达中被民主自己所设置的陷阱所侮辱与嘲笑，传统民主政党政治半身不遂，政治体制与统治精英集团深陷瓦解之中;右翼民粹恐吓的号角已经吹响，谁能独善其身? 曾经有过的痛苦与眼泪，激情与理想在此面前将无足挂齿。

　　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结构改变与权力分配的转移，尤其是真正来自于深陷危机近十年的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利益与意志的表达，没有不分国籍、年龄、性别的共同抵抗，而不是在野心家的鼓吹与统治精英恐吓下的虚假民主投票;欧洲将也许注定将迎来无边黑暗，上世纪中叶曾经笼罩欧洲的法西斯那种黑暗。

　　多佛尔海峡是英国与欧洲的大陆分界线与交汇点，在这里英国望着欧洲，欧洲望着英国，等待着黑暗的到来。这是结束也是开始，这是死亡也是永生;其背后反映的是无解而又无望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

　　这个如此多彩、美丽而新鲜的世界其实并没有欢乐、光明和爱，也没有确信、安宁和对苦难的拯救；我们在世，犹如在一片昏暗的荒原，纷争和溃逃的惊恐在荒原上交织，愚昧的军队于昏暗中在荒原上争斗。

　　——《多佛尔海滩》马修·阿诺德 18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