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小岗村事实检验，包产到户是个错误政策

　　我认为;以目前小岗村事实检验，包产到户是个错误政策。从公开的新闻看，安徽财政厅选派干部任小岗村第一书记已经有好几任了。第一任是2004年2月，作为安徽省第二批年青党员优秀干部，沈浩从省财政厅被选派到小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2006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小岗村村民集体摁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厅，强烈要求把沈浩留在小岗村，再带领他们干三年。如今鲜红的手印还清晰可见，三年的任期已到，沈浩却永远地把自己留在了耕耘六年的小岗村。

　　沈浩累死后，2010年2月43岁的丁俊是立志“接过接力棒，做沈浩式的好干部”，主动申请来到小岗，接替沈浩同志工作。丁俊也很优秀，不仅职任省财政厅财政监督检查局副局长，而且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丁俊两年任期将满时，小岗人又像当初挽留沈浩那样写下请愿书，留住了他。可是，2013年4月，丁俊同志因身体健康原因，组织上考虑不继续在村工作，不再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由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管理处副处长张行宇同志接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接下来就是今年8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召开“两委”扩大会议，会上宣布安徽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吴小林同志接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挂任凤阳县委常委，任期2年。这是继沈浩、丁俊、张行宇之后，安徽省财政厅派出的第四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相关介绍是，吴小林 男，1972年1月出生，硕士，中共党员，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处主任科员。2014年10月起，任安徽省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先后获2007年“安徽省小麦高产攻关活动先进个人”、“安徽省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先进个人”称号，并记二等功，先后被评为机关“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由上级机关向基层特别是贫困农村下派“第一书记”，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村发展、有效服务农民的重要举措，据说可以起到帮助引领、桥梁纽带、矛盾调解、党务监督、带头致富、新风倡导等好作用。对基层来说，有了有背景多见识的领头羊，可得一些实惠，发展起来要顺利一些，当然欢迎。对下派干部来说，通过到基层挂职，能够走出机关，到农村摸爬滚打，加深了对农村基层工作的了解，对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是难得的好机会。十几年来，安徽财政厅当初选派干部下任小岗村第一书记，也应该是出于这些有利方面的设计。

　　但是，像安徽财政厅这样连续选派优秀干部下任小岗村第一书记的做法，有利也有弊。首先，它给人的印象就是安徽财政厅长期“承包”了小岗村，小岗村成了安徽财政厅小岗村。这与小岗村闻名天下的“大包干”精神不相符，一个“大包干”精神的创造者，怎么还要省财政厅来长期“承包”呢?再就是它还会给人小岗村还是贫困村，需要省财政厅不断来扶助的感觉。这与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名号也很不相称，如果发源了三十多年，还离不开上级机关的加强和促进，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地方都把下派挂职干部当作了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工具。凡是得到权力机关、权力部门下派挂职干部的地区，都喜出望外，而其他机关、部门下派的挂职干部，却极容易受到“冷淡”。正因为如此，许多下派挂职干部，在挂职的前夕，都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关和途径，先带来一些项目和资金到所挂职的地方。不然，就会被看轻，就很难引起地方的重视。这种状况与中央决定下派挂职干部的初衷也是不相符的。从小岗村的影响力来说，安徽财政厅长期“承包”小岗村的做法，很可能会强化人们这种误解，这对人们正确解读中央下派挂职干部的决定也是大为不利的。

　　同时，这种搞法对小岗村也不见得都是好处。学习小岗村时，宣传得最多的是“小岗村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给安徽财政厅长期一“承包”，人家的“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还怎么去发扬。事实上，自安徽财政厅“承包”小岗村十多年来，除了一个产生一个沈浩精神，也没有听说小岗村总结出什么有价值的新经验。听说小岗村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幸福村了，可是听说的人心里想，那还不是省财政厅花钱幸福的。不难理解，“承包”小岗村对安徽财政厅压力也不小。搞得再好，理所当然;搞出问题，不好交代。

　　安徽财政厅长期“承包”小岗村最不利的是，让小岗村典型完全失去了典型的意义。大于认为，像小岗这样的“名村”，最好是让它自生自长，好歹都最有说服力。

　　我建议中共中央尽快纠正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政策;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共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共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中共政权稳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中共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工农受资本家的剥削，中共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之后果是十分严重。

　　搞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首先改革了自己，观念出了大问题，以为私心可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就充分利用私心强国，政府不应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事实是检验理论的唯一真理，邓小平的理论该坚持坚持反对的反对。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及党自身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敢于作为，敢于叫真，不等不靠，不推诿扯皮，避免好人主义，全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要充分运用检查、点评、评比、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工作上水平。要严格奖惩，对落后的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纠正，对优秀的要旗帜鲜明地进行表彰奖励，培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

　　学习邓小平理论，反对新“两个凡是”从《改革30年：变与不变之间》(来源：中国青年报)一文可以得知，小平同志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动摇”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理论论述，说明了“变”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证明，改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需要区别什么事项。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动摇、不可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变。《改革30年：变与不变之间》写道：“小平同志曾多次用“变”与“不变”指明改革的本质和前途，比如，他在1980年指出,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形势下，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再比如，他在1984年分析改革形势时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当年“两个凡是”一提出，小平同志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如今，不区别是什么事项，盲目笼统地一概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也就是步当年“两个凡是”的后尘形成新“两个凡是”问题，犯了当年“两个凡是”所犯过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错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及党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前进。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