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烈们的战斗远未结束：《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

　　花了差不多45天的时间，仔细地读完了汪晖作序、蓝博洲著的台湾近现代史调查成果——《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若要从书评角度来评论的话，汪晖撰写的长达31页的序言，实际上已经是很有深度的书评了。比如说，汪晖开篇就聚焦于作者蓝博洲的成长史，将其个人成长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的成长过程，与国共内战、东西方冷战史合乎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合乎逻辑地延续了在杨逵、陈映真等很有代表性的非党、左翼文学代表人物影响下，该书的左翼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汪晖限于篇幅没有全面讨论中美关系的变化对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军政势力的影响，但他的这段话是可以采信的，即：“若无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中欧关系的巨变，‘保钓运动’、戒严时期的终结及此后台湾的政治变化能否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式发生，是不能确定的。”

　　中美关系的改变，为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提供了外部条件，造成了蒋经国的国民党和伪中华民国遭到空前的合法性危机，慌不择路的蒋经国及其国民党不得不解除戒严、终止紧急处分令、开放选举活动，以延续自己编造的所谓“正统”身份，客观上为虎视眈眈觊觎政权的民进党等台独政党提供了以合法面目出现的良机。而民进党之所以表面上从反蒋反国民党的立场上转为炮制和坚持台独党纲的台独党，其背后实际上是所谓“住民自决论”的政党政治化，民进党的精神领袖彭明敏和谢聪敏、魏廷朝早在1964年就共同起草了所谓《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一直是铁杆台独组织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则在其后的1977年发表了所谓的《人权宣言》。

　　在中美建交、结束戒严体制，尤其是以中国八九动乱、两德统一、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的这十五年里，在一片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不战而胜论”的氛围中，蒋经国选拔的台湾本土好人才李登辉，也迅速完成了从制定颁布“国统纲领”到暗助台独全面渗透台湾岛的公开转变。1996年的台海危机，就是李登辉在跟司马辽太郎1994年谈话之后加速膨胀的主要表现。将近20年后的今天，“一国两制”对台政策完全失效、以TPP延续冷战遏制大陆、以美日菲越对华热战威胁中国、反服务贸易协议的学运屡屡得手，让自信明年夺权的民进党踌躇满志。我们大家如今也清楚了，以其兄被日本法西斯靖国神社供奉为荣、以日本帝国二等皇民为荣的岩里政男，真的就是在国民党内成功卧底的三姓家奴、卖国汉奸。而在这股从1978年延续至今的“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能在坚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左翼笔调写作台澎金马的现代史，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少不了蓝博洲这些年来在大陆生活、写作所汲取的正确历史观和历史真相对其左翼思想基础的巩固和升华。

　　又比如，汪晖浓墨重彩又“言简意赅”地深入分析了台湾的殖民地历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台独意识之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着重分析了被台独利用、被左翼误解的二二八事件的更多真相，比如新老台共的历史以及艰难的融合过程、二二八事件后党组织的重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等。这个分析，尤其在序言部分出现，非常好的补充了该书在这方面的“缺陷”。他明确指出：“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口号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对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的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所谓“新的台湾史”，说白了就是台独史观的造假史。尽管民进党文人百般掩饰，但这个造假史的搭建套路并不复杂：“最表层的是将台湾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以此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蒋记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进而以此“外来政权史”为框架进行内部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将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对比，为‘皇民化’开脱与合法化”，证明皇民“台湾人”“怀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第三，尽管台湾岛内也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台独的人，但......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事的主流......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指称中国大陆，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地关系，是贯穿各政治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所以，本书在记述张自忠革命生涯的过程中，通过对谢雪红、杨克煌、苏新、林日高、李纯青、吴克泰、古瑞云、黎明华等老台共和中共台湾省委所属代表人物的回忆录进行交叉对比，尽可能地查阅日本帝国台湾殖民当局、国民党当局及其特务机构的档案，甚至辨析老特务谷正文的造假回忆，从更多的平凡细节上证明了台独势力借二二八事件构建台独史观和皇民史观的伎俩，比如通过国民党保密局在1951年10月印的“机密参考文件——搜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重要秘密文件”中，《关于“二二八”的经验教训》一文的第一条总结中，就明确写道：“(一)二二八事变性质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自治运动，不是台湾人民的独立运动。”并从更多的细节上证明了二二八事件并非共产党人的策动，而是源于当地百姓对国民党暴政的自发反抗，共产党人则在这一突发事件中因势利导，开展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武装暴动和政治、宣传活动。这种研究在方法上的慎重，也属难能可贵。尤其在前几年两蒋日记被炒作成为历史的标准答案、口述历史被炒作为历史研究的标准技法的这股歪风下，能将经历同一事件、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回忆文字交叉比对并质疑其中的硬伤错误，尤其是揭露历史当事人出于不同的私心蓄意掩盖和隐藏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在伪造历史成风的台湾岛内，可谓一股清流。

　　在以报告文学的文体书写的本书中，蓝博洲使用的是大陆作文很熟悉的以小见大、“一滴水反映太阳光辉”的方式，将抗日、光复、反蒋、共产党组织重建等重大历史事件，围绕中共(新台共)领导干部张志忠、其爱人也是中共党员的季沄、他们的长子小羊、小女儿素梅一家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枪杀，或在21岁时自杀，或在26岁时病逝的历史而展开，这也是台湾岛内文学叙事的常用套路。如果具备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能带来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但在台湾岛，唯物主义一词就像无产阶级一词一样，会让许多像马英九、蔡英文这样，口口声声“推崇”蒋渭水、消费蒋渭水的蓝绿政客们无比恐惧，这也是蒋渭水遗言在其逝世后屡遭篡改的原因。台湾省的文字工作者，长期受到国民党的历史造假和虚无史观的洗脑，比如龙应台及其在《大江大海》、《野火集》等书籍中，就利用所谓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凭空瞎想、擅自“结构”、随意化妆中国的近现代史、蒋记国民党史、蒋政权史，摘其有用而利用、蓄意无视自己不愿意面对的历史真相。因此，蓝博洲的以小见大就根本不是龙应台之流可比，二者在如何正确看待蒋记中华民国和蒋记国民党这一基本问题上，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最关键的是，汪晖通过对批判当今大陆“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了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严肃地重温了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升华了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名句“为了忘却的纪念”所做的全书结尾，以及作为书名的“悲歌”一词。从共产党人遭到国民党右派背叛，被公开屠杀起，忠诚与背叛就成为检验共产党员成色的一把标尺。从1927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张志忠牺牲的1954年，27年间忠诚与背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由小到大，见证了共产党武装的由弱到强，见证了新中国何以翻天覆地、人民政权为什么合法。而为这一切献出生命的张志忠、季沄、吴石、朱谌之等先烈们，又悲从何来呢?蒋渭水的得力助手陈其昌1994年回忆道：“但是，最后，张志忠还是以坦然赴死，向历史证明他的清白与坚持。我听说，张志忠临死之前的表现不但让其他难友感到敬佩，而且也赢得了刽子手难得的尊敬。”

　　就像抢渡大渡河时朱德总司令对前来反映调查情况的陈云所言：90高龄的老秀才赞扬红军“打尽土豪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但他却不知道红军其实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有着比淳朴的绿林好汉更顽强的阶级意志、更远大的奋斗目标，更能经得起各种艰难曲折的反复考验。所以，在内战、冷战早已成为过去，新自由主义和热战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格局和阶级斗争新表现形式的当下，汪晖看到了“忠诚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价值判断的根源。”“正如钟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不仅“张志忠、季沄、蔡孝乾、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现如今的政治家们也需要接受这一审问。“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而我们之所以乐于相信解放军不改称国防军，是因为台湾尚未解放的说法，也正是源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独立自由解放至今尚未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实现。

　　近30年来，尤其是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的一个时期里，弥漫在大陆一些特定的网络平台上，一些特定的组织和人群里的“民国热”可谓到了呼风唤雨、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境地，甚至大有将地球倒转之势。从25年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版汉奸文人张爱玲的小册子，在大学校园、文学青年中制造小清新、小感怀、小确幸，到利用大陆官方默许和放纵的反毛反文革，进而在反共反社反中上实施全面的、连根铲除的反攻倒算，毫无疑问，向西方新自由主义接轨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必然会要求曾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弦更张。而当自由派和新殖民主义者发现，民间居然有比当权的政治家更有政治伦理、政治节操，更有与时俱进政治忠诚的布衣百姓存在的时候，他们的恼羞成怒狡辩和歇斯底里反扑，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鉴于此，我想，我们不仅要超越蓝博洲“为了忘却的纪念”，也要超越汪晖“互动与对话”的期待：

　　—— 不能用“和平”二字画地为牢，更不能被“和平”二字吓破了胆。和平不是一国、一阶级、一群体的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只要阶级存在，压迫必然存在。只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继续横行，第三世界的和平崛起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平崛起就只能是个白日梦。只有敢于使用非和平的手段，才能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交涉和平的可能性，才会有创造和平、维护和平的可能性。这也是汪晖在序言最后提到热战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平台独、和平分裂早就是台独和国民党蒋遗民的阳谋，和平台独与和平分裂的合流早就是一个支持度不断扩大的事实。而庇护和平台独的长期存在，与支持蒋遗民的和平分裂，同样是美帝国为首的西方的基本国策。因此，试图用互动与对话来击破这些个事实，不仅不切实际，而且适得其反。以互动与对话为手段的“思想动员式和平统一”方法之所以注定失败，其根源不是互动与对话的力度不够强、范围不够大、层次不够深，而在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台独势力依靠的阶级基础、追求的政治理想迥然不同、水火不容，就是个敌我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美帝国存在一天，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一点都不好笑。任何哗众取宠、一厢情愿大唱和平颂歌的聒噪，如果不是天生弱智，那就是别有用心。

　　——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落脚点，恰恰在于彻底否定委曲求全、一厢情愿的一国两制手段，敢于否定把战术当战略、把教条当圣旨的机械做法。一国两制并不是什么伟大创举，不过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战术手段而已。中国尤其没有理由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十字架。用一国两制收复了香港，就是一次战役的局部胜利，但也仅此而已。改变战术，或弃之不用，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的，更没有理由需要去给英帝国贵族、美帝国老板们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因为中国自己过高估计了这次战役的初期成功，才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姑息养奸、养虎为患，造成现如今23个反共议员用最廉价的投票成本就成功绑架香港社会的极其被动的局面。如果说，“不及时解除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学生孤军作战，没有与农工结合起来......没有及时分散物资，以继续动员群众，对反动分子没有施以镇压。没有教育人民，及时揭发陈仪骗局。在统战工作中，......没有与动摇分子做坚决斗争。开始时轻敌，后来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迷恋城市，撤退时无组织，变成一哄而散。没有以我党的名义，公开提出明确方针，指出到达胜利必须走的道路，来教育群众。”是1948年香港会议对二二八斗争的弱点所进行的痛定思痛的总结，那么，如果继续讳疾忌医，继续顽固坚持错误的治港方式，就算有一天真的能用一国两制形式上统一了台湾，所带来的隐患也将铁定比香港特区更大。而本身就有大量蒋遗民、美日敌特和汉奸公开存在的大陆，则根本无法逐步消化这两个壁垒分明的反共基地。因此，恰恰是港台，决不能搞什么一国两制，必须也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

　　——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没有时间表，统一是根本谈不来的；而没有路线图，更大的定时炸弹还在后面。香港回归，满清割让港九的卖国条约中的租期，成了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机会，这也是在收复港九这一战役中最重要的关键点，你要说是借口也行。也就是邓小平所言的，到1997年中国再不收回香港，那中国政府就会被骂作满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会被骂作李鸿章。同理，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有时间表，决不能无休止地拖延下去、回避下去。但更重要的，则是时间表确定之后的路线图。香港的教训已经说明，“井水不犯河水”不过是涉港智囊们的一厢情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上、阶级上根本敌对的西方，怎么可能配合你社会主义中国“进水不犯河水”呢?!支部建在连上，党委贯穿城乡的大陆，尚且会因为走资派的暗通款曲而反共成风、肆无忌惮。手握枪杆子在手的台澎金马，会听得进你的良言相劝吗?会和你为了同一个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而共同奋斗吗?相反，它们必然会利用所谓的一国两制公开建立反共基地，大力培植政治亲信，深入洗脑香港废青。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介入台湾选举”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说得过去——这个选举本身就是和平分裂、和平台独的一部分，你大陆要做的根本不是去影响这个双簧选举，而是要思考怎么从根子上废掉这个地摊选举。坦率地说，如果有一点点担当精神的话，任何政治家都应该清楚：寻找战机用热战收复台湾，才能构建去日本皇民化、去蒋朝遗民化、去西方殖民地化的新台湾省建设路线图。其它的种种谬论，无论是一国两府、一中一台、一边一国、两国论、大一中架构、一中三宪，还是中华联邦、中华邦联、一中两区，无一不是在保留蒋遗民和台独炮制的伪宪法、伪法统基础上，生编硬造出来的政治迷幻药，危害性一点都不小于达赖叛乱和民主改革之前的旧西藏——虽然名义上和平解放了，但阶级矛盾的敌对根源并未消除。

　　台湾不解放，全中国就谈不上解放。为了配合解放、迎接解放，张志忠、季沄、计梅珍、钱静芝在最长不过45岁，最小不过29岁的年纪里从容赴死，他们当然是坚信真理在手、光明在前的。如今，荒谬的“民国热”却在这个自称盛世的时代泛滥流行，鼓吹“人性”抹黑党性的虚伪人性论成为各种网络段子念念不舍的素材，虚无历史粉饰历史伪造历史的职业化妆师们目的明确、明目张胆地取舍褒贬，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先烈们的战斗远未结束，先烈们的敌人仍在顽抗，先烈们未尽的事业需要更多忠诚清醒、矢志不渝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