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权分立”到“三权分利”

从“三权分立”到“三权分利”

作者：安庆仁

上个世纪70年代，有日本学者如池田大作注意到，跟橘子不服水土的现象非常相似，西方的“三权分立”移植到东方后就会变味，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和效能，先是由权力制衡变成争权夺利，后经漫长的调适，最终演变成“三权分利”的体制格局并定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社会，所谓的“三权分立”体制完全为了照顾少部分人的利益而设计的，以形式的完美掩盖内容的丑恶，所有的非正义和不人道行为都合法的从事。

无论印度学者和印度中产阶层怎样夸耀自己的体制完美无缺，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劳工阶层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正在遭受目前看还没有尽头的来自富人阶层的非人道式的剥削，这种盘剥不但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的报偿，还使劳动者及其家人无法体面和尊严的存活。但可怕和可悲的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剥削方式，更在于这种连美国人看了都不认同的剥削方式，在印度社会里，无论是立法机构、监督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丝毫不怀疑其存在的合法性。直白的说，这种剥削得到了国家机器以法律形式的认可。

事实上，日本学者这个发现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9世纪，睿智的黑格尔就一眼看出了其中的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那些崇尚主观性的人们不会理解，权力的划分实际上也包含了主观性的环节在内。”然后黑格尔解释说：“抽象的理智对各个环节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要么把权力看作是彼此独立的孤立环节，要么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限制，每一种权力都与其它权力相互敌视，并且相互制衡，其结果是形成一种均势，而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不过黑格尔更多是从哲学的角度上分析国家权力的配置，其原理是不错的，但操作起来就不容易了。相对于用哲学观点指导一切的黑格尔，孟德斯鸠的理论不但通俗易懂，而且是既易于操作，又能很容易的被大家所接受。孟德斯鸠认为，民主制是以德为基础的，德是一种情操（中文翻译成情绪，这是很不严肃的，也不准确，情操才对），当社会中人都被这种情操所感染的时候，“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就会名实相符。孟德斯鸠其实是想说，德与法是辩证统一的，德是内因，法是外因，只有德的存在，法才会发生作用。反之，如果社会大众普遍的缺乏德的观念，法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甚至走向法的反面，从而使权力成为一些野心家随意操弄的玩物。

孟德斯鸠的观点实际上是围绕着自律和他律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讲的。辩证的分析就是说，法律只是保障民主制能够贯彻的一个方面，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法律所以能够得到认真贯彻，乃是缘自人们对法律的自觉以及自觉的尊重。而人们对法律的自觉以及自觉的尊重，乃是缘自法律在人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居于法律的这个特性，如果违反了法律，首先被认为是可耻的也就是追究道德责任，其次才是负担违法这件事情本身的责任。这意味着，违背道德也就是说人格破产的后果，比负担法律责任更严重。孟德斯鸠这个观点正与康德“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观点是相互吻合的。

分析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得以实现并良好贯彻的原因，“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是个最基本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作保障，法律就不会被普遍尊重，那么“三权分立”也就成了形式上的完美体制。东方人不同与西方人，东方人心中没有自律观念，或者说，东方人的法律不是来自个体的主观世界，而是来自外部世界，是外物在人脑思维中的植入。正缘于此，从古到今东方人都是被动式的适应管制说接受管制更准确。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就照猫画虎的引入“三权分立”，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印度式的“三权分利”。

我们知道，东西方文化对法律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认为，法律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圣物，不容侵犯，更不容玷污，所以西方人莫不怀着虔诚的心态敬仰和崇拜法律。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可能已经把法律视做个体生命、权利、名誉和尊严的有效组成部分，保卫法律，就等于保卫自己。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点恰好相反，东方人对法律的理解是残忍、狠毒、无情，完全是用来惩罚自己的东西，所以东方人要么躲避法律，要么就破坏法律，总之，绝对不能让法律触碰到自己。

东西方人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可能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对自律和他律的解读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的自律能力是先验的，它是不需要依靠创造，只需要依靠理性的启发就能足以实现的能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就是西方的自律先验论在东方所做的有机尝试。这个大胆的尝试说明，几千年来东方人所以必须依赖外物束缚，不是东方人没有自律精神，而是潜在的自律精神一直都没有被激活。特别是当来自外物的束缚变得越来越紧后，这种自律的潜能就逐渐的退化了，直到有一天，包括东方人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有自律的潜能。但事实上，这种潜能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不但西方人有，东方人同样有拥有。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45年前的1963年，教育部长杨秀峰到上海主持一次名校座谈会并考察工作，会议结束时，市委分管教育的杨西光宴请了他，菜肴很平常，没花多少钱。但杨西光身上没带钱，遂让教育局处长吕型伟先垫付，回头再到教育局报销。但吕型伟却在教育局财务处碰了钉子，会计张琪说谁请客谁花钱，吕型伟说是杨西光派他来的，张琪说谁让你来都没用。就为此事教育局长还出了面，但依然无果而终，最后吕型伟只好一家一家的跑，把饭钱逐个要了回来。这个事实证明东方人是有自律的能力，同时还说明，当这种自律精神被马克思主义激活以后，东方人的自律精神丝毫不比西方逊色。

让我们继续以这顿饭为例，假如这顿饭发生在今天，那将会出现哪些情形呢？第一种情形——会计张琪同意，其结果是，张琪陪吃陪喝，受到从上到下的一致表扬，年年评先进、不断得到提拔重要，直至最后出任某大学校长。第二种假设——会计张琪不同意，其结果是：张琪被撤职或调离，然后教育部下发文件，规定指出，允许基层单位有适当比例的招待费；同时纪委、监察部门也下发文件，机关招待费不纳入违纪违法监督范畴；随之，新上任的会计将饭费条子入账报销，从此，饭费报销大开绿灯。

实际上，当自律精神消失以后，从“三权分立”到“三权分利”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流程而已。这个流程意味着，在一个以法为基础而不是以德为基础的社会，换言之，在一个普遍不知自律为何物的社会，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涌动着一种破坏法律的原始欲望。受这种欲望的驱动，任何好的制度都将因强势群体的利益需要而发生扭曲、变形，直至最后被彻底的颠覆，演变成强势群体欺凌弱势群体的工具，而印度社会“三权分利”式的政体，就是这种以法为基础而不是以德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结果。据说，印度人在东方人中还是比较自律的呢。

原文：http://vip.bokee.com/200803315020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