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产中的“新华盛顿共识”

　　原编者按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为“竞争”，并在各个领域采取制裁、围堵、遏制等具体措施。今年4月末，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将对华战略的既有举措“理论化”，以期进一步应对来自中国的现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在卢荻老师看来，强调政府必须系统干预经济事务以应对当下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华盛顿共识”依旧前景渺茫。卢老师指出，美国政府并非外在于资本，而本身就是资本的一部分，其干预经济的作为只能服务于总体资本的利润追求。今日的美国经济寄生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性活动之上，而沙利文演讲所提出的政策又更多是在进一步强化这种寄生性。“新华盛顿共识”是否足以应对当下美国经济面对的各种挑战仍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所谓“新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较早前的四月底在一个公开讲话中，代表拜登政府系统阐释其经济政策信条时使用的词语，以此作为重塑国内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指针。政策信条之外，讲话罗列了方方面面的较为具体的协议、倡议和政策，终究也是归纳于同一个导向，即：政府必须系统干预经济事务，不能信奉依赖市场就能应对今日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所面对的挑战，诸如产业空心化、收入分配恶化、社会衰败、气候危机等等，以及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建制所认知的）来自中国的现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

　　“旧共识”的霸权和败落

　　市场至上论是全球化年代主导世界的政策信条，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作为它的知识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建制的共同信条，更重要是在全世界普遍施行的实际决策。这些信条主要包括市场自由化、公共财产和服务的私有化、金融去管制、政府财政紧缩等等，归根究底就是要让资本获得最大的自由度，主宰所有的经济以至社会活动。

　　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在全球化的前半期也即大致上是1980-2000年期间，华盛顿共识作为政策信条不容质疑，其实际推行不容挑战，在知识层面和现实世界上都是如此。直至世纪之交，纵然有信条的承诺与现实经济表现之间差距巨大，包括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苏联集团国家的转轨灾难、东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等等，华盛顿共识的倡导建制仍是不惮于自诩“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心满满。

　　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及其相应建制的倡议，于是就聚焦于将市场至上论贯彻到底，从经济活动的协调问题延伸到经济制度、甚至于政治-法律制度领域，断言现实上的发展失落和灾难皆因制度背离市场原则所致。这期间成为高论或显学的种种论调，关于普通法与大陆法、法庭诉讼与政府监管、符合或背离资本自由化的法规安排、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偏离等等，都是要断言最符合市场原则的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其现实对应，就是说“英美模式”是世界上最优的。

　　惟有待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随后的全球大衰退，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灯塔”竟然是发展失落和灾难的源头，这种倡议才坚持不下去。即使如此，直至近年，这些建制也只承认现实上是它们的政策信条推送过度(over-sold)，并不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有错，也满有信心现实世界终将回归最优模式。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

　　到“新共识”之路步履艰难

　　现实与信条的差距愈益扩大、无法弥合，必然引发反思，以及各种对信条的修补或改造的努力，这些努力甚至见之于倡导建制内部，虽则从没有动摇建制的官方立场。

　　早在上世纪末，就冒现出“后华盛顿共识”，其倡导者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其核心理论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等因素）市场内在地具有失效的特性，因此经济发展需要拓宽理论框架和更多的政策信条、工具。之后，另一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市场作为实体很多时候会出现失效，同时又接受市场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指针，因此，就需要政府干预作为辅助，以能达至符合市场原则的发展结果。

　　这两种倡议都是属于“市场友善”（market friendly）范式，认同“符合市场原则的政府干预加市场制度”，认为这样就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这个范式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将经济发展化约为资源配置效率，而后者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标榜的市场原则的效率特性。由是可以判断，这两者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信条并不矛盾，只能算是后者的补充、扩展，也就是对后者的霸权并没有根本性的颠覆意味。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观之于历史尤其是全球化年代的经验，资源配置效率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两者之间甚至是往往相背离，这就指向了市场友善范式的局限。再进而言之，上文开篇提及沙利文所列出的现实上的种种政治经济挑战，其涵义更是远远超出经济发展的范围，更加不是依赖市场实体或市场原则所能应对的，这导致了建构“新华盛顿共识”的诉求。

　　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以“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为题发表演讲

　　共识与否，又能走多远？

　　构建新华盛顿共识所要应对的挑战，指向了今日美国经济模式以至整体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即，资本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长期持续低落。

　　沙利文在讲话中强调“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好的”，就是说，即使是在市场调节的最理想的状态下，资本投入到生产性活动并获得最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也远不足以应对前述的挑战。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只要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原则，“一个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究竟是专注于生产芯片(computer chips)还是生产薯条(potato chips)并不重要”，然而现实上偏偏是这两者的差异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芯片面临短缺危机

　　而现实的情况还远比市场调节的理想状态糟糕，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化，导致追求短期利润、压抑长期投资的倾向，也就是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活动（凯恩斯理论），以及专注于榨取而非生产价值（熊彼特理论），这就不仅是妨碍经济发展，还进而导致产业空心化、收入分配恶化、社会衰败等危机。再至于远离利润诱因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投资，更加不是指望资本所能企及了。

　　诉诸市场行不通，那么，诉诸政府又如何？只能说，道阻且长，前景渺茫。

　　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号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毕竟，美国政府并不是外在于资本的存在，毋宁说它本身就是资本的一部分。即使是在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下，政府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行政委员会”，其干预经济的作为也还是只能服务于总体资本的利润追求，是否足以应对前述各种挑战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而今日的现实是，美国的政治建制甚至是只能服务于部分资本的特殊利益，所谓“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综合体”和“军工综合体”不是摆设，所谓“1%与99%的对立”始终不见松动，而美国政府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正是这个现实的反映。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示威群众高举“我们是99%”标语

　　说到底，今日的美国经济寄生性严重，寄生在世界范围的生产性活动之上，沙利文讲话中列出的那些协议、倡议和政策，其性质是要强化寄生性远多于生产性。至于说要构建“新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理想模式，那至少是有待于合适的历史条件，有待于对美国资产阶级整体有足够震撼力的历史演变，犹如20世纪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促成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