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关于战争电影的思考：如何塑造敌人的形象？

　　“这一场面，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党卫队制服带给人的压迫感也就由此被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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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两部战争喜剧片，一部是在中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虎口脱险》，还有一部是与《虎口脱险》相比毫不逊色的《你逃我也逃》。

　　《虎口脱险》是一部法国电影，拍摄、上映与1966年。屈指一算，竟然已经半个多世纪，但经典影片是常看常新的，自从80年代这部影片被传入中国后，影响了几代人。

　　《虎口脱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架英国轰炸机在轰炸德国目标时被击伤，几名飞行员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上空跳伞。为了营救他们，巴黎的油漆匠奥古斯德（布尔维尔 饰）和乐队指挥斯塔尼斯拉斯（路易·德·费内斯 饰）与追捕他们的德军展开了一场场惊险紧张而又幽默滑稽的生死游戏。

　　在一般反映二战的电影中，德国纳粹军人的形象，总是和冷峻、理性、残忍、高效、野心勃勃等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形象，应该说具有的一定真实性，否则的话很难解释纳粹何以能够席卷欧洲，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

　　但这种形象的纳粹军人，也会给观众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会在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年轻观众中心目中培养出“德粉”。很多时候，这已经变成了对纳粹分子一种特殊形式的美化。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纳粹分子，这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但单从审美的角度看，恐怕也和银幕上充斥着这样的纳粹军人形象有关。

　　《虎口脱险》这样战争喜剧片，其心理方面的功效，就是解构纳粹军人的这种“超酷”形象，使观众看到纳粹分子愚蠢可笑、笨手笨脚的一面，从精神上获得解放，建立起对纳粹的心理优势。

　　比如，纳粹党卫队的黑色制服，从设计的角度来看，给人以威严之中又带着几分邪恶的印象，的确不同凡响。影片中，法国抵抗组织在歌剧院安装了炸弹，但由于阴差阳错，炸弹并没有完全爆炸，只是让党卫队将军溅上满身白色粉末，显得既狼狈、又滑稽

　　这一场面，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身制服带给人的压迫感也就由此被解除了。

　　应该说，《虎口脱险》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解构纳粹形象的目的。在影片中，纳粹军人虽然凶神恶煞，但僵化、虚荣，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在机智、幽默的英军飞行员和法国市民面前，显得捉襟见肘。虽然纳粹军官费尽心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还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飞行员架着滑翔机逃向自由。

　　《你逃我也逃》是著名德国导演刘别谦的作品，有1942和1983两个版本。讲述了德国占领波兰初期，一群波兰舞台剧演员，与华沙的德国盖世太保斗智斗勇的故事。

　　在影片中，令人谈虎色变的盖世太保贪财好色，愚而好自用，一方面对“元首”盲目崇拜，畏之如虎，另一方面又偷偷讲他的段子，拿他开涮。

　　《你逃我也逃》中还有演出活报剧“顽皮的纳粹”的桥段。按照纳粹的规矩，所有的人见希特勒都要行举手礼，同时喊“嗨！希特勒！”（即德语“希特勒万岁”）希特勒则回礼道“嗨！我自己！”令人忍俊不禁，纳粹装腔作势的仪式就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笑话。

　　最终，演员们借希特勒到华沙歌剧院观看演出之际，化妆成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乘坐希特勒的专机逃到了英国。这一桥段后来被昆汀的《无耻混蛋》致敬，在这部影片中，1944年希特勒到巴黎看电影时被烧死，二战也因此提前一年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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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冯小宁的《举起手来》之后，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出过战争喜剧片了。

　　《举起手来》比起冯小宁的其他战争影片如《黄河绝恋》等，有很大进步（也有不足），并且这部电影无疑是在致敬《虎口脱险》。

　　此后，在一种奇怪的“如果把敌人表现得愚蠢只能证明自己更愚蠢”论调的影响下，战争喜剧片就基本上从银幕上消失了。

　　这种论调非常不符合辩证法。

　　第一，敌人的愚蠢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居然妄想一举征服中国，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得手之后，无视中国的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扑鸭绿江——这些行动，从战略的角度看，都是非常愚蠢的，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惨重失败。至于在战役和战术层面，敌人的愚蠢之处也很多，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第二，“愚蠢的敌人”，也是我们做为胜利者，对敌人行为特征的一种归纳和总结。比如美军对技术装备的迷信，日军对所谓“武士道”精神的迷信，都会使他们陷入盲区，表现出愚蠢和笨拙的一面，在银幕上把这一面表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呢？

　　由于没有厘清这些问题，敌人——无论是美国侵略者还是日本鬼子，甚至国民党反动派——在银幕上就越来越完美了，他们专业、潇洒、铁血、尽职、一丝不苟、义薄云天……“敌人”不再具有愚蠢和滑稽的品格，反而令人望而生畏，心生敬意。

　　不知不觉中，这样两个观点被悄然植入观众的脑海，一个是“美国不可战胜论”（如《金刚川》），另一个是“日本魔鬼论”（如《八佰》《金陵十三钗》等），这两个观点本质上传递的是“畏美”、“畏日”情绪，并成为“精美”、“精日”的一个来源。

　　在战场上被击败的敌人，通过银幕上形象转换，居然再次让一些人产生了恐惧的情绪，这不能不让人叹服文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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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如何通过在银幕上塑造既凶残又愚蠢的敌人形象，是一个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

　　比如《平原游击队》中的鬼子队长松井、《地道战》中的山田、《地雷战》中的中野、《三进山城》中的小野……等，都同时具备了这样两个特征，给那个时代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松井笃信武士道精神，但在最后关头，精神上还是被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击垮了；中野迷信先进的探雷器，但是，当日军工兵遇到非金属的“石雷”，探雷器就派不上用场了，遇到儿童团的“巴巴雷”，戴着白手套，煞有介事地挖地雷的日军工兵，就只能当场出糗了。

　　对美军的塑造也是如此。比如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奇袭》中，美军上校相当机警，一听到报告“共军侦察兵出现在康平桥附近”，立刻意识到来者不善，下令加强对大桥的保卫，但是，他最终无法抵挡志愿军小分队与朝鲜游击队的联合行动，大桥还是被我军炸毁了。

　　未来的战争电影，也许我们不必简单照搬《虎口脱险》的经验，去拍战争喜剧，但如何塑造曾经的敌人的形象，使之能够准确地折射出他们既凶残又愚蠢的本质，让中国观众能够正确地把握历史，确立胜利者的自信，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