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二十六）——科学的经济学只能以公理为出发点：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①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②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国现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公理法，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在物理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之一。它出现在原子结构学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④“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⑤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眼前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不排除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唯利是图、见钱眼开、损人利己的人，但不能把这种人和“理性的经济人”划等号，也不能把这种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的依据。人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中或看见别人有危难时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私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理性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理性”的麾下，因而可以用同一个“理性”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不但是伦理学的范畴。而且是政治学、管理学、哲学范畴。孔子的“仁”学思想告诉我们：要真正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把以人为本价值观上升到历史观。贯穿《论语》的基本线索，是义利关系，贯穿市场的基本脉络，也是义利关系。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

可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