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富济贫是中国政府之要务

　　劝富济贫是中国政府之要务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两级分化很严重，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转轨国家遇到的一个共同的社会难题。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鼓励竞争，促进发展。财富的优胜劣汰造成了一部分富、一部分穷，市场存在的这种缺陷要由政府的机制来补益和调节。税收抽肥，公共财政支出补瘦，这样才能确保稳定。我国现在对两级分化问题解决很不到位，7月份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0.3以下是稳定线，0.4是警戒线，0.5危机线，0.6是动乱线，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逼近危机线。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解决无术，两级分化发展很快。为什么解决不好呢？笔者认为目前的尴尬局面有三句话来表达：一是富人太富不纳税，大量偷税漏税。比如说个税是调节税，是抽肥的税，但在我国公务员、老师和白领成为了交纳个税的主题。真正收入在12万以上的纳税者，实缴只占应缴的12%，大量的偷税漏税。二是政府太大养不起，收缴的税款大部分被用于养大政府、大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国公务员1900万，事业单位人员3600万，加到一起近6000多万，我国的财政收入去年是5.4万亿，今年大约是在6万亿，7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行政开支了。属于吃饭财政和养人财政，政府想拿公共财政暗补穷人但手中缺钱，有想法没办法。三是穷人太多补不起。中国农民多，弱势群体多，公共开支大，财政困难无法满足。总之，富人太富不纳税、政府太大养不起、穷人太多补不起，政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富人太富不纳税政府要加快税制改革，加强征管；政府太大养不起，政府如何瘦身减肥，减权减人，降低行政成本。穷人太多补不起，政府要抓紧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拿更多的钱补贴穷人。由于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民间弥漫着三仇的心理：一是仇富，穷人看到富人就来气，“红眼病”的越来越多。二是仇官，认为官没有好人，都是腐败分子，现在官场的腐败现象确实也很厉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仇警，恨警察，认为警察最坏。所以警察出现问题老百姓揭竿而起。贵州瓮安的动乱就是认为警察在处理一个女性的死因不公平，纠集几千人，烧了公安局，砸了县政府。这是一个导火索。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很有针对性。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要求各级政府要做出预案，应急提前反应。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从预防社会危机的这样一个战略高度确保社会稳定。

　　希望政府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的有效手段，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具体包括：应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同时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对高收入者应征收35%甚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低收入者降低征税率，以此平衡过大的贫富差距；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这些税种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开征。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超低价入股却十几元、几十元抛售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改变政府激励，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此外，财税优惠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涉农税收还有进一步减免的空间；涉及居民的财产性交易和收入要进一步降低税率；涉及消费领域的各种税收要想方设法调降。

　　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并不是没有钱，政府存款达1.7万亿就是证明。但过去把钱花在投资上多，民生上少。其实与其花几万亿搞基建，不如扎扎实实把钱直接投到民生上来得效果更好。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到2010-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吃完后，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几亿人的养老怎么办？趁着现在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应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内需才能拉动起来，私人投资才能重新恢复，经济向内转型才有真的希望。

　　应拨出更多的资源改善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子女教育，因为缺乏教育是致贫的基础。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甚至可以考虑专门为“新农保”立法，以法律(而不仅仅是行政规章)的刚性保证政府财政的投入不缩水且逐步增加，同时通过法律规制防范资金流失或滥用，以保证“新农保”资金流动的充足、高效，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财政管理上，要细化社会保障预算安排，建立“新农保”财政投入的预算制度，并在专项补贴资金分配和管理中保证转移支付的及时性和财政监督的有效性。

　　努力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纽约市长可以乘地铁上下班，而我们连基层处级甚至科级干部都有专车。一些政府官员手中钱多、资源多养出来的霸气横气，使其更加难以体谅民生的艰难和疾苦。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大力倡导节俭意识，遏制奢侈之风，完善财政纪律和公费使用的规章，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完善国家计划及干部考核的评价指标。我国官员对GDP的情有独钟是世界少有的，国外的统计一般都用地方人均收入和公布行业薪水，而我们则很少关注这些概念。

　　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减少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公平合理分配收入、共同富裕的理念。

　　对各级干部业绩考核，要从片面追求速度、追求GDP和引进外资指标，转向综合评估经济速度与质量效益，转向考核改善民生的指标。例如：保证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采用缩小贫富差距的指标、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指标、环境改善的指标、社会稳定安康指标、人民满意度指标等。只有这样，“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实，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应加大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加大干部任免中群众意见的分量，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官员推动中国经济从“积累型”向“分享型”转型、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型。应从制度和指标制定上防止官员采取只顾短期利益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将经济权力交到民众手中。只有将“政府激励机制”由GDP导向转向民生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到监督和服务上，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目前4万亿投资仍无法拉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

　　真正吸纳大量就业和具有科技创新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不再出现几千家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资金只占不到10%，上一个大国企，就夺走了上百个中小企业融资的份额。总之，改变外资与内资发展失衡、国资与民资发展失衡的状况，充分激活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实质性改善我国经济体的效率。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支持广大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焕发出更大活力，就业和收入才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才能更加安定祥和。

　　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确实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减少社会矛盾，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