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衍庆：鲁迅30年代和周扬那场斗争的现实意义

鲁迅30年代和周扬那场斗争的现实意义      （19）

编者的话：鲁迅30年代和周扬那场斗争，很多青年人不大了解。我们这里编了一期，简略地介绍了这场斗争的概貌。这场斗争的现实意义在何处？就是它告诉人们，革命队伍里也不是纯而又纯的，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你看当年，全中华民族处在抗日战争的危机关头，共产党内就产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条是王明从“左”到右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在国外发表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周扬当宝贝看待，并根据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相反，毛主席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鲁迅却认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并根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两个口号的论争难道不是两条路线的论争吗？真奇怪，鲁迅和周扬追随的人，是这么泾渭分明，以致周扬后来的两次翻案活动，也是追随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空前的民族英雄”。而周扬们虽然参加了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但始终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可见，这分明是两种世界观使然。

鲁迅在和周扬的斗争中，一再讲：“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坏在他们手里。”“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同一营垒中人，化了妆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即使横着身子两面作战，也决不屈服。这是多么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对周扬这类人的观察的敏锐和深刻。我想，凡是具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的同志，读着鲁迅这些格言式的警句，能不精神为之一振吗？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这场斗争，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它表现的形式虽然是个别人采取不正当手法颠覆研究会的领导权，实质上是在魏巍同志逝世后，急不可耐地要改变魏巍同志确立的革命文艺路线。随着斗争的进展，这个实质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最近就有这种动向。

广州有位老会员，他叫王兴，现任《广东乡镇企业》杂志社总编辑兼社长。6月2日，他接到胡澄盗用研究会公章发布的所谓《告会员书之二》，说新选的会长是刘ⅹⅹ，又说“增补学会领导班子增补投票”活动是非法的。他就给副秘书长郭京春同志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能否将内幕告诉我们这些不在北京的会员？”郭京春同志发去有关材料，附信说：“有您这样老同志为中流砥柱，是学会、网站的希望所在。”王兴同志看后，又给他来信说，他是1999年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证号：99-042）的。在会长魏巍的领导下，他曾和魏巍详细地交谈过多次话。魏巍逝世后，他写了《我们作家的历史使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两篇纪念文章，在《解放区的天》网上发表。最近，又寄来他的小说《泪洒珠江》。表示“我是魏老的朋友，也是本会新选的名誉会长吴之的同事。望我们团结一致，把魏老的旗帜继承下去，把我们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办成全国一流的研究会。”并且说干就干，已经和《解放区的天》网站取得联系，研究活动的计划。

北京高校有位教授，他叫李定凯，今年65岁。我曾在网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好文章：《防止有人打着‘幸福、尊严、公正、和谐’的旗号浑水摸鱼》，下载准备内参采用。不曾想，他竟在研究会困难时期递交了入会申请书。他说：“我是魏巍的崇拜者，我热爱毛主席的革命文艺。”入会后，他积极参加研究会的活动。这次北京团到当代所递交公开信，他事前看了有关文件，又看了研究会的章程，说：“我们只讲两条：一条是你胡澄的选举是不合程序的，因而是违法的；一条是当代所不应该支持这样的选举，不应该支持一派、压一派。这样下去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要求。”6月29日，副会长兼秘书长马青柯、娘子军代表张桂芝、工人研究网张小林和李教授四人到当代所，和处长王小伟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和谐的气氛中递交了我们的公开信和《十问当代所》。王处长说：“一个社会团体成立起来不容易，说撤掉倒很容易。你们都是出以公心，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领导的。”

看来，这也许是个转机的先兆。然而，这先兆也是靠半年多时间斗争换来的，不是一厢情愿求和等来的。如果没有我们这支队伍，没有这支队伍的出色活动，我们去上访说理，有底气吗？人家从“没有这个必要”拒绝接访，到和颜悦色听取意见，这个变化的真正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因此，这个先兆要变成转机，还要靠我们大家去“逼”，一厢情愿地求和去“等”，那是绝对等不来的。

学习鲁迅识别假左派的敏锐        马门列夫

在左右之争中，假左派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左派越来越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有削尖脑袋的人往左派队伍里钻，或者右派装扮成左派企图打进来拉出去，图谋分裂左派队伍，或者喊出最“左”的口号，把浩浩荡荡赶到敌人那里去，以孤立左派。

这个时候就应该学习鲁迅识别假左派的敏锐，不管他打着“左联”的旗号，甚至有共产党的背景，也照样看出他假左的实质，与之坚决斗争，对其荒谬观点予以无情的痛斥，对其丑恶行径予以坚决的揭露。

对于不是特别恶劣的，一般来说，批判主要是针对观点，而不是对个人。比如批判项观奇派的“民主”观点，批判秋实客的“正反合”观点，“否定斯大林”的观点等，并不是针对个人，要把观点的争论和对个人的问题分开。特别是对一些有错误观点的同志，一定要团结，要有等待的耐心。一些左倾观点往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要团结的，但绝不能让小资产阶级思想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30年代鲁迅和假左派的斗争，在百度搜索中大多已经淡化了，大多被解释成鲁迅和几个人的个人恩怨，似乎鲁迅是个淄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心胸狭隘之人。

偶尔索到2009年发表的姚旭的文章“拔掉三十年代周扬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黑旗”，是一篇深刻全面反映了那一场严峻斗争的文章。

1，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

鲁迅主张，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周扬则主张“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周扬一伙的口号是：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

鲁迅是在进行原则之争，不是个人成见之争，个人私事之争。在一封信中他说：“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鲁迅为什么这样重视革命营垒内部的原则争论？他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鲁迅是真正的战士，即使横着身子两面作战，也绝不屈服。

2，周扬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以后，周扬混进了“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混进了党。由于他积极奉行王明的政治路线，很快当上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所谓“党团书记”。

周扬对三十年代前期的“左联”，一贯自吹自捧，说什么“对左联的估价，总的说来，它有伟大贡献”，“左联的确为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阶段”，等等。其实，这一时期周扬这一伙人的“伟大贡献”，一是通过文艺作品宣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二是积极参加了蒋介石御用文人对鲁迅的“围剿”。

他们反对坚持正确方向的鲁迅，拒绝鲁迅对他们的批评，并且化名公开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论”。甚至造谣说鲁迅要投降蒋介石。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按：指周扬一伙），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按：即周扬的大将田汉）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按：指田汉化名公开攻击鲁迅同叛徒合流）。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以至鲁迅不得不公开表示，“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并且怀疑周扬这一伙“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周扬这一伙人，对敌人也骂过几句“丢他妈”、“切西瓜”（按：指砍脑袋），写过几篇空洞的洋八股。这种文章，正如鲁迅早在一九三二年给周扬的公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就指出的，对敌人斗争毫无用处，“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

一九三五年十月，王明在国外作了一篇公开演讲（同时还把它印成了小册子），题名“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又名“论反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王明的这个演讲，强调所谓“全民共同利益”，抹杀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工农大众是统一战线的主体。他闭口不谈实行民主改革和争取人民权利，闭口不谈放手发动工农大众，竭力迎合蒋介石。蒋介石喜欢听什么，王明就说什么；蒋介石不喜欢听的，王明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

周扬，作为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文艺运动中“党的领导人”，当王明路线统治着党中央的时候，他跟着王明走；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后，他仍然抗拒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仍然跟着王明走，跟着王明从“左”向右转，堕入了投降主义的泥坑。

王明在国外的那篇演讲，传到上海以后，周扬这一伙立即奉为“圣旨”，加以翻印、传达和讨论。一九三六年春，上海“生活知识”上就发表了“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前提条件”这篇文章，文章中摘引了王明这篇演讲，大加吹捧，表示“作为反映政治推进政治的文化团体”应该响应王明这个“政治上”的“贤明的见解”，紧跟这个含有“重大的意义”的报告。就是这样，周扬根据王明的主张，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扬同王明一样，他发表的三篇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文，闭口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周扬这一伙人说：“由于中国环境的特殊，一般人认识的程度的参差，我们不必把这一层（按：指领导权问题）强调地提出来。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

对工农民众，周扬同王明一样，也根本不放在眼里。周扬说：“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对周扬吹捧的一部对比朝鲜的沦陷而歌颂蒋介石政权的电影，鲁迅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另一篇被周扬竭力推崇的代表作，是夏衍的剧本《赛金花》。

这是一个民族投降主义的作品。这个剧本上演，引起广大观众的愤怒。以无产阶级文艺家自居的周扬，却对这篇汉奸文学作品大声赞好。他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和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从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阔度。民族革命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里引出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努力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鲁迅批判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此文中“最中心之主题”一语，引自周扬的“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句话。鲁迅在这里明白地斥责周扬用“国防文学”作幌子，贩卖汉奸文学的私货。

3，鲁迅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者

当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个报告传到上海以后，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和十日，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重要著作，公开表示了他的立场。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他毫无畏惧地在文章中公开写上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并且表示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敬慕。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根据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并且针对投降主义路线，明确地宣布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

鲁迅这两篇重要著作送到周扬所把持的“文学界”和“光明”两个刊物以后，“文学界”只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一篇，编者还加了一条“附记”，说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不是能够表现现阶段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又说“因为环境关系，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一信，不能在这里刊出”。

共产党员办的刊物，竟拒绝发表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岂非咄咄怪事！

4，六十年代周扬又出来为投降主义翻案

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会上仍然这样说：“‘国防文学’口号提得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按：指国民党反动派）都接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有些人赞成抗日（按：指蒋介石），见到‘革命’、‘大众’就害怕”。

5，周扬等人对鲁迅的围剿

在鲁迅的病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周扬联合蒋匪帮反动文人对鲁迅的一场恶毒“围剿”就展开了。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书信中，反映了这场“围剿”的一些情况。这些书信，在一九四六年由许广平编入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简”。可是，到一九五八年出版“鲁迅全集”第九、十卷（书信）时，周扬这一伙人做贼心虚，统统从“鲁迅全集”中砍掉，企图毁迹灭口。举例如下：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信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按：指周扬搞的“作家协会”，后改称“文艺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按：指田汉当时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大官在一起鬼混，大演其戏），我们的‘战友’（按：指周扬一伙）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信

　　“又有一大批英雄（按：指周扬一伙）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信

　　“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鲁迅在逝世前四天写的一封信中说：“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6，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7，一九五七年周扬的翻案

一九五七年，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人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以批判冯雪峰为名，大肆攻击鲁迅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夏衍并且抛出了“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的大字报，为他们一伙“鸣冤”。

说什么“冯雪峰背着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丧心病狂地唆使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和党提出的配合革命形势的‘国防文学’口号对抗”。

8，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攻击鲁迅的一封公开信

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9，鲁迅的批驳

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

向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

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

但对于周扬一伙，鲁迅说“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

鲁迅并不一棍子打死，仍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

“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

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

而鲁迅的胸怀则是宽广的，主张既联合又批判，联合不等于原则的妥协。“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

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

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

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

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

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

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但鲁迅对周扬仍然希望他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

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

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

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当时在病中，公开信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照现在，我们就更可以认识和理解网络上和假左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非常必要，也不可怕的了。那种投机分子生存能力是极强的，周扬后来的一再走红就是一个例子，对这种人我们始终是应该警惕的。

转自：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毛主席晚年为何哭？》一文的跟帖

    毛泽东是为人民而哭，现在人民在为毛泽东而哭，更是为自己而无处哭啊！

    毛主席的伟大和思想的深刻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包括跟他长期合作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