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

　　再贴前言：

　　08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延续至今。从那时以来，世界各地人民运动此起彼伏重新抬头。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见，本文于09年对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文革失败的教训，做了一个马列毛主义领导权方面的总结，算是给未来革命的一个参考。文章贴出后，在乌有之乡、求是论坛、凯迪中间地带等多家网站进行过讨论，体改研究会网站也曾收载。所以，这篇文章不是什么新东西，现在整理后再次贴出，只是对文革50周年的一个纪念。

　　文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在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主体意识、明确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锻炼自己当家作主能力的一次认真严肃的总的启蒙和训练。民主革命时期，不是没有这种启蒙和训练，但对多数群众来说，那个时候总还脱不了被代表、被解放、被做主的嫌疑。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人民当顺民惯了，总是把一切寄希望于好主子、好官、好皇帝、好领导，新中国建立后，也依然没有摆脱这个历史惯性。所以，文化革命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对自己几千年顺民奴性文化的第一次严肃清算，是中国人们真正建立自己社会主人主体地位的开始。这次训练虽然因为人民本身的总体不够成熟而失败了。——群众的多数还不能理解这个主人地位，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人意识。他们还依然习惯于被领导们代表和做主，安于被代表被做主，甘愿做了“革命老干部”们也就是后来的官僚新贵们的啦啦队(保皇派)，以反对少数已经初步具备主人主体意识或主人翁意识的先进分子，或者有些干脆抱了事不关己的态度置身事外做逍遥派。而少数先进分子也还不懂得及时团结多数干部群众(派性)，从而使自己最终陷于孤立。最主要的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央没有能形成可以真正确保马列毛主义领导权威的有效组织机构和办法，所以一旦失去了革命领袖的组织作用，失去组织的群众也就也就随之失败了(官僚本就是有组织的)。虽然有如此缺限，但文革试图构建群众的主体意识、让群众在共产主义时代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划时代意义，却绝不因此而减损半分半毫。于此而言，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文革，确实要经过多次几千年阶级社会对群众所造成的奴性文化痕迹才可以真正肃清，人民主权的共产主义新社会才可以真正巩固。

　　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仿佛听到文革的号角还依然在吹。它没有在历史中沉沦，它就在我们的耳边，并且它的声音已经吹的更加的激烈了。它是时代的号角...

　　念此，不禁也想起主席在世时，中央左中右并存，突出左翼(继续革命派)的格局。40年右翼实践的资本主义结果证明，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看来还要从左翼的重回中央高层破局。但这次一定要从制度上组织上彻底解决领导权问题。

　　原导言：

　　本文提出在人民解放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群众中而不是在某少数人中或某党组织内;提出群众只有产生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机构，才可以完成自身的组织和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体建设;提出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包括文革失败的原因，正是在于党没有完成向群众自身组织的转型。并设想用群众中产生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代替原有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形式，完成这一转型。

　　此次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新的一轮社会主义革命好像已经隐隐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了。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认为有必要充分讨论和吸取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我国文革失败的教训，以为未来革命参考。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事又是人做的，因而正确的政治路线，又必须要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就是要从党的领袖、到各级组织、到每一普通党员从构成组织的人本身的正确来保证。这是条首要的组织原则，当然更是一条首要的政治原则。尤其代表整个运动方向的党的领袖，领袖的正确与否，关系党的路线和全局。因而，又是重中之重。人对了，一切就都对了;人错了，一切都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颠覆性的错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说共产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成为了党和运动的领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才可以真正保障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因而，保障党的领袖永远是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保障马列主义的领导权，这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位的政治原则，也是第一位的组织原则。组织原则绝不仅仅是下级服从那么个简单东西。它第一位的是要保障组织成员的路线正确——即政治正确，对领袖尤其如此。路线原则是第一位的，组织原则只有保障了路线原则，接下来下级服从的组织原则，才可以是正确的。否则，如果不能保障马列主义的领导权和保障路线正确，丢掉了这一组织原则，仅剩下的下级服从，就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路线一旦有变，整个组织和运动就会发生颠覆性的方向性逆转。

　　而现实中，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各国，下级服从的组织原则，无不是异化成为组织原则的全部，成为首要的政治正确，而保障马列主义的领导权、保障党的领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的政治原则——这也是组织原则的灵魂，实际早已被人有意无意的淡忘和丢弃的一干二净。

　　总结各国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党和国家及社会运动的领导权，没有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手里。而实际是被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它本来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新官僚篡夺了。斯大林之后是被赫鲁晓夫们篡夺了，毛泽东之后是被D们篡夺了。

　　各国的革命组织无不是分作两块，一是领袖层，主决策(系于党的领袖集体或个人)，除此都可以看做另一块，即执行层。实践中，领袖层之所以会是领袖层，是因为革命实践最终证明了他们都是与其各自时代相适应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后来发展成马列毛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其思想、方法和决策主要的方面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而执行层中的人之所以仅仅会在执行层还进不了最高决策层，起码有一条原因，就是实践往往还证明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或说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够。

　　赫鲁晓夫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或许应该是合适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来决策恐怕就不再合适了;D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也应该是合适的，甚至有时还是出色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决策，就也不再是合适的了。而后来的历史实践不过是一再证明了，他们都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了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它的理论家战略家，甚至连书本上的那点马克思主义都还远远的达不到，或者干脆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代表各自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工作中，混了个革命家的名头。各个阶段，革命阶级不全是无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而这又必然的要反映到革命组织内，即党内。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党员也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的，其中很多都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当然，他们也进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进了中央和政治局就能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吗?这个逻辑完全是错误的。

　　总之，实践证明这些人做将才还可以，但做帅才就勉为其难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才可以奉了人民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挂帅，其余都不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执行组织中就没有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理论家，而只是说通过在执行工作中层层的升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产生党的领袖是危险的。执行能力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通过组织工作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及其成员，也并不代表其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只能代表其组织方面的能力。即使这样的人升迁起来了，资格再老，威望再高，也依然还只是证明着他们执行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证明他们就可以是和新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做党的领袖。所以，一切由于组织工作中的资历和威望就自恃功高，因而可以有资格冒替马克思主义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坐拥天下的想法，都不过是“老子打的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反动思想，是凭借执行机构中的资历威望，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篡权的野心想法。

　　在人民解放了的年代，没有人可以坐天下，即使革命有功。只有人民才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组织起来结成新政权来坐天下。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列毛这样的领袖体现)是人民的自觉组织的灵魂，执行组织永远只能是组织起来的人民也就是新政权的执行机构，是人民坐天下的工具。

　　然而，斯大林毛泽东后，党的领袖却无不是通过党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后演变成官僚机构)产生的。从而未能实际阻止通过执行机构升迁起来的那些新官僚对党的领袖地位的篡夺。

　　而这就是各国革命失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十月革命以来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当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最终实现了的成功领导的结果;而当它最终失败的时候，又无不是源于它坐大了的执行组织——实际上演变成了的官僚、总官僚、总官僚机构，依靠自己的组织权威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篡夺和替代(对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领袖领导权的政治和组织原则偷梁换柱)。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是注意到了一些问题的。他已经认识到：官僚，只要是官僚，注定是要背离革命的，也就是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一些问题，他才发动了文革，试图通过开启人民的主权时代来阻止苏联的教训在中国和世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重演(苏联在毛去世后十几年就完全的亡党亡国)。但毛泽东的认识可能还并不够彻底，也正是由于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他才还只是把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不像赫鲁晓夫一样的)的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人才的选拔问题，才依然还仅仅是在过去年代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执行组织中，在那个他已试图打破的正形成着的官僚组织中，甚至是在它的总官僚中——虽然他已经在试图用三结合给它换血，不断挑选着自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放弃了刘就选林，林也不行了，就再选邓。总之是还在延续战争年代选择刘少奇时的选人思路。这样他就也还没有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和办法。

　　或许，这么说也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毛泽东已经看的很透彻了，在林邓的任免中，或许他已经认识到了把自己限定在必须从自己过去的追随者即执行组织中选择自己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未来领袖，这一条路子是危险的。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当时真正懂马列的人太少，还都深陷下级服从的组织原则严重束缚中的党团组织内)，还不可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只能通过文革的形式，培养和训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能力，锻造出千百万更多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自己的理论家队伍，为后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并且，毛泽东在否定邓小平后，通过左中右的权利设置，实际上也已经是在试图从政治体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了，只是历史没有能给他更多的时间。

　　以上只是可能，或许就没有认识到。

　　总之，不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多么重大，当毛泽东没有能成功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力,寻找到中国未来革命合格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时候，文革连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就注定要失败了。毛泽东一过世，他曾经着力限制过的那个官僚组织，也就是党曾经的那个总的执行机构，就以党的名义，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挫折，中国从此右转。

　　有的人会说，党的领导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吗?

　　回答：否!这是偷梁换柱。

　　党的组织只是个名义，不一定就有马克思主义之实。

　　不是党的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只能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会是党的领导。

　　通过党的组织或官僚机构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或总官僚机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也不一定。

　　当它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运作的时候，这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因而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挂边。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在政权中的特殊位置，这个阶层很容易产生自己特殊的利益，从而或快或慢地官僚化，而通过官僚组织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总是会或快或慢地背叛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官僚机构往往最终演变成保护特殊利益的产物，而不是保护革命的产物。他们往往不但不会继续革命，而且还会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弱，官僚化的程度越深，这个阶层扩大个人利益停止革命甚至倒退反革命的步伐就会走得越深。所以，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就不能在制度上限死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执行组织或官僚机构的升迁中产生党的领袖。相反，只有保障了高层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保障了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才可以最终保持这个组织的革命性。比如，文革实际是用革委会三结合的形式改造了各级组织的，但最高领导权的丧失，照样不能保住组织建设任何的积极的成果。

　　很多提法实际上都是不科学的，比如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个核心，无产阶级的领导、包括党的领导，也至多只会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从而最终滑向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各项事业上的实际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最终滑向资产阶级专政。

　　小资产阶级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吗?没有。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和无产阶级接近，但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接近。无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也必然的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内。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才可以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代表党。

　　所以，如果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那就必须首先要保证决策机构是确切的与时代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的机构，党的领袖也不是从随时存在着官僚化倾向的党的执行机构中产生，而应该是直接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理论家中产生。而这就不能管这些优秀马克思主义者是出身自哪里，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只要出身自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可以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就已经足矣。

　　而这就需要打破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以下级服从为主要特点，很容易产生组织权威冒名顶替马克思主义权威，缺乏马列毛主义领导权保障机制的党体和政体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形式，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曾经有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在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

　　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就在革命运动内，就在党内。它不但要在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占据运动和党的领袖地位，并且必然的往往也是在党内寻找自己新的领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在夺取政权前的运动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已经囊括在了党和革命运动之内。

　　然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情况就根本性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本来就在于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在人民群众已经解放了或解放过的时代，在人民群众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主人的时代，在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革命中懂得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越来越深明马克思主义这件锐利的思想武器的时代，在进一步的共产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在某少数人或团体中，而主要已经是寓于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着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当中了。历史的主体变化了，真理就不会还仅限于某特定的小圈子里。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要做群众的尾巴。然而，由于上述组织利益的固化问题，做群众的尾巴和对群众的利益置之不理已经成为规律。这个时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最终拥有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解释权，而官僚组织则往往已经失去了共产主义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现实中，那些吃官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已经成了给领导讲话抹红舔腚的专家，而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已经成了对大小官僚们任何私有化反革命政策涂彩和抹红的专属名词，这些“发展”实际与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它也必然要回归于群众，加强群众。只不过，过去是小众，现在已经是大众。现在，即使原本那个小众不再继续共产主义的路线继续产生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再和大家共产了，或说不再继续革命了——旧党死了!)，大众中也依然会坚持这个路线继续产生这个主义。在群众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体的时代，群众中自然会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时，他已经不再需要继续“被代表”，而是向真正的展现自己的主体主权地位转变，向共产主义的人民主权时代转变。

　　这是共产党重大的历史转变。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期，党还只是无产阶级群众先进的一部分，党还是从外部宣传、发动、组织领导群众革命的党。党的作为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化身，也是通过它外在于多数群众的领导组织作用表现出来的。但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群众已经共同从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完全出来，人民群众已经真正成为了自己命运和整个社会、历史的主人，是人民主权的时代了。这个时候的党，就要脱掉它一切外在于群众的只是领导或“代表”群众的党的初始形式，转而成为群众中自己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觉组织自身进步和解放的工具，成为新社会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继续发展的组织化身。过去是党领导和代表群众，现在是群众自己要组成为党。而群众的自觉组织——党的头脑，就应该是群众中自己涌现出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

　　在新的时期，党应该完成这个转型。并且，也只有完成这个转型，共产主义的党、共产主义的运动、新的社会，才算真正建设成功。

　　然而，这个转型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却一直没有能完成!斯大林没有完成，毛泽东也没有能完成。结果社会主义革命后，本来应该成为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执行工具的那个东东(曾经的那个党)，最终却没有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工具。这当然也就使这个工具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脱离了作为主体的群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曾经叫党的那个东东，自然也就成了一具失去了灵魂的僵尸。而正是这具僵尸，最终被资产阶级借尸还魂，完成资产阶级复辟。

　　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政治原因，包括毛泽东试图挽回这种失败的行动也最终失败的政治原因，大体就可以归结于此：

　　群众还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组织 ，党还没有完成向群众自觉组织工具的转变。核心是，上层建筑中整个政权的决策层，或说党和国家的领袖，还不是产生自已经上升到主体主人翁地位的群众(群众的不成熟、保皇、观望，容易被官僚们分化利用，这是重要原因，但不是核心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代，在整个过渡时期，党的领袖必须是群众中自觉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整个过渡时期的政体也必须是，通过自身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实现的群众自己对自身的自觉组织，而不应该再是那种自外于群众的组织对群众的组织。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中，这项转变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发展的方向。

　　而实际上，这依然是一项伟大的政治革命。

　　基于此，我提出如下设想供所有的关心此一问题的朋友参考。

　　1.我认为可以不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代之以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组织。

　　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袖体制，作为旧党体，由于它们本身的产生自执行机构，而非作为过渡时期运动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与新时代实现群众自身组织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则是由国内外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和定期选举。产生方式则由实践中群众的组织情况和程度而定。同时，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在实践中民主产生自己的领袖，并受专家会议的监督和罢免。

　　我认为这就保证了党和国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和来源问题。党和国家的领袖和决策机关，必须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中产生。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不能代表共产党，恐怕就没有人可以代表共产党了。

　　从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袖机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是过渡时期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放自己的必然的形式。而现在，我认为由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这个专家会议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网上和舆论界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团体出现。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国家，负有宪法的解释权、修改权、维护权。

　　专家会议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布置，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战略决策部署。

　　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从科学决策的目的出发，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领导组织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民主活动，和领导好人民群众对各级执行机关的监督。

　　3. 另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领导和组织政府和地方执委会，执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制定的任务、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

　　4. 党的中央和地方执行委员会、政府机关，按组织民主原则定期选举(吸收文革三结合革委会和改革后任期制、培养选拔制度的优点。最高领袖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关键岗位的选人)，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优执行组织。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的设立和产生方式，解决了官僚组织以执行组织之实利益膨胀坐大篡权的问题。那么，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下，执行机构的组织民主化建构，就防止了执行组织的利益膨胀和官僚化问题。

　　执行机构就是搞执行的，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利益存在。

　　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着力分别发展好学术决策民主(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执行民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决策和最优执行。

　　这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问题。首先，中央是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整个政权本身就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然后，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学术民主和决策民主，从而科学决策。党争票决并不代表正确，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科学决策才可以代表正确;党争票决是不是在追求最优执行的组织民主和执行民主中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实践来检验。

　　总之，离开以上原则奢谈民主一定是不正确的。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奢谈所谓的党内民主，不过是反动的官僚民主，它不是人民主权时代为发展完善人民群众的有效组织化服务的，而是为官僚的特权服务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决策民主和执行组织民主，奢谈什么多党民主和票决民主，也一定是不对的，那不过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倒退，也绝对是实现不了新社会新政权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对人解放发展的自觉组织和科学决策。

　　5. 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大(立法)、组织部门、检察、司法、军队，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

　　在这个前提下，行政、立法、司法可以三权分立。

　　6.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和大众，对立法、行政拥有监督权、否决权。

　　以上还只是个大体的方向，有没有现实性希望引起关心此一问题朋友的思考和讨论。任务是摆明了的，过渡时期要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群众只有在可以不断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把自己不断产生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尊放在党的领袖地位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完成对自己的组织和解放。也只有人民群众真正组织起来的时代，毛泽东所提出的课题才可以真正解决。

　　200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