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仍不具备申办亚运会的软硬条件

昨天，香港特区六大社团发起“全城一心，共创丰盛未来”活动，以支持特区政府将在本周五（1月14日）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60亿港币的申办经费，包括行政长官曾荫权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等主要官员，以及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港区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在内的1500多位社团成员、市民和学生参加了活动。

这里需要稍微说明一下的是关于亚运会举办时间的调整：2009年7月3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第28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作出重要决议，将亚洲最重要的综合性运动会——亚运会的举办时间推后一年，从原来早于夏季奥运会两年，变为早于夏季奥运会一年。由于2014年亚运会已经确定由韩国仁川主办，这意味着，原本将于2018年举行的亚运会将在2019年举行。与此同时，亚洲室内运动会和亚洲武术运动会将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的综合性运动会。这样，亚奥理事会旗下的6大赛事将缩减到5个，分别是亚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室内武术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那么，香港可以申办的最近的亚运会，一个是2019年，一个是2023年。

曾荫权在致辞中，特别对港区内反对申办亚运会的主要理由进行了驳斥【1】【2】，不久前曾在立法会答复议员质询的曾德成也专门发表了《‘申亚’有长远体育政策支持》一文。但从2009年12月香港东亚运动会神奇一刻开始引发、在2010年11月广州亚运会辉煌一刻开始发酵至今的香港申亚讨论，却至今尚未在特区上下获得压倒性或者至少是大幅度的支持率。个中原因，目前的各方面分析报道已经较全面了，无需在此赘述。但若仔细观察特区政府对各种反对声音回应的主要观点，乃至于将视野延伸至香港特区以及更早之前的港英殖民地有关体育工作、体育事业、体育发展的成长脉络，就不难发现，香港目前仍未具备申办亚运的软硬条件。

从硬的方面说，虽然有举办过东亚运动会刚打下的场馆基础和其它基础设施条件，但若按照亚洲的奥运会——亚运会的档次来说，这些条件可谓微不足道【3】。一个最新的情况是：从本届广州亚运会开始的第一届亚残运会，将按照奥运会与奥残会的模式在亚运会后连续举办。虽然较为熟悉香港社会情况的我们也能经常看到清晨在尖沙咀海滨晨跑的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踢足球打网球的年轻人，在赤柱圣斯蒂芬湾海域扬帆的帆船帆板运动员，在大屿山和新界、港岛的凤凰径等郊野步道远足的登山爱好者，但作为一个以申办亚洲运动会为目标的地区而言，港区在体育场馆上的欠账很多。而由于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反对而反对的声音恰恰被过度放大——这在广九高铁香港段项目的上马过程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以小挟大的“多元诉求”反映出的，也正是这种颠倒个人与团体、少数与多数、列举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方法论鸿沟。在这种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落笔到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真金白银的拨款行为上，就无形为香港体育设施硬件条件的改善增加了极大的变数。另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近期同样争论无数的港铁港岛线南线工程，预算相比几年前的金额已飙升了一倍还多——香港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物资价格，将是引发社会对申办成本争论不休的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因素。

从软的方面说，从港英殖民地时代开始，体育在港区的地位，一方面是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优雅专利”，在设施兴建和设施使用上极大屏蔽了中国老百姓参与规划、选址和使用决策的机会，这可以从香港南华足球队延续至今条件简陋、缺乏投入的窘境得以一窥。另一方面则是不均衡地扭曲体现在赌马、赌波的市民“文化”中。养马是财富的象征，是进入上流社会的身份证；赌马是释放生活和工作压力、高度商品化和功利化的下层市民的精神家园；赌波则成了足球运动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吃完青春饭后谋求安身立命的某种“不得已”的“投资渠道”，成了庄家发财致富的“体育大麻”、“足球鸦片”。当然，我们并不是对香港赛马会多年来在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科技和民生事业上的巨大捐赠视而不见，这本身也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赛马会之道，但这同样无法掩饰700多万港人在个人世界和生活轨迹中，对体育即为民生这一基本常识的空前无知。

无论是曾荫权特首还是曾德成局长，在其不同场合对申亚的表态中，均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即：承诺申办亚运不会减少民生开支。但一个最大的事实是：体育恰恰是民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开支本身就是民生开支的组成部分。离开了竞技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体育的协调发展，一个社会便不能称其为民生优越的社会。顺便指出：那种把中国的竞技体育蓄意抹黑，却视而不见众多竞技体育弱国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竞技体育成就高度赞扬和羡慕；蓄意把中国的竞技体育贬低得一无是处，却视而不见新中国建国以来竞技体育成绩带给不断探索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动力，除了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帝国主义殖民霸权主义和一张嘴巴、两副面孔的酸葡萄心态来解释，我们看不出还能有其它合乎正常逻辑的理由。让我们回到香港申亚的体育与民生之辩上来：支持申办亚运会的港人，为什么非要自己把体育与民生对立起来，授人以柄、给人口实呢？！

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港英殖民当局的时代，香港作为当年的经济四小龙，整体生活水平不可谓不高。但在精神世界里呢？除了赚钱，除了在商场上力争打破英资垄断局面、改变华商处境之外，可谓乏善可陈。换句话说，这也是以振奋中国人精神的李小龙和功夫电影在那一时期迅速得到底层中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再看看同是四小龙的新加坡，弹丸之地而整体富足，但黄皮白骨、自诩为身居亚洲的西方人的新加坡人，除了甘当美国的二等仆人（只有英国配得上一等仆人）挟洋自重而贻笑大方之外，其精神家园可谓荒芜而空虚。

正是基于香港在上述软硬两方面尚存巨大的认识落差，正是因为香港某些把持传播媒介的“知识精英”对民主的滥用、对民生的曲解、对民意的误导，使得无论是掌握行政权的特区政府和拥有发展权的香港运动员和广大青少年，在与反对申亚的组织和人群辩论的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挨打、忙于解释、疲于应付、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道德劣势”之中，被所谓“好大喜功、个人风光、挤占资源、妨碍民生、少数人得益”的大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自己头上。

我曾经对特区政府对申亚的一系列说明解释工作乐观其成。但通过思考近几年来香港社会种种扭曲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比如自我感觉良好、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动不动就要求特区政府向中央单方面要政策，在粤港区域发展中非常依赖于政策支持下的不公平竞争，总想独占华南地区的所有资源而处处回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在前海地区的开发上无端阻碍深圳的产业升级和竞争能力增加，在国家照顾其连接全国高速铁路网络问题上放大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的利己主义民粹泛滥，都让我兴致阑珊。上述这一切无一不显示出：在区域经济尤其是祖国内地高速发展30年后的当下，正面临产业转移和产业接续困境、区域竞争空前加剧、对自身定位缺乏自信和缺乏高效执行能力的香港特区，社会上却逐渐弥漫了继续自大与逐渐自卑、曾经的敢于竞争与眼下的害怕竞争、绝对优势的逝去与相对优势的衰弱相互交织的想赢怕输、高不成低不就风气，这是很要不得的。

在这种风气得到明显扭转之前，个人觉得，香港没必要讨论申办亚运之事。无论是只花60亿办亚运，还是将花2万亿为民生，说到底，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目的去办亚运的问题。有雪中送炭的，如当年的北京亚运会；有锦上添花的，如前一届的多哈亚运会，香港必须要搞清楚，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对于自负为更具独立思考力的“经济动物”港人而言，他们或许需要的，真的不是大型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团结和集体意志。

注释：

【1】曾荫权强调，香港一直在推动体育工作，而举办大型运动会和推动体育文化相辅相成，申亚可以让社会有清晰目标去推动各项相关发展。至于有外界质疑香港未做好推动体育的工作，就申办亚运，是“未学行、先学走”；又有批评指政府不搞亚运，就不肯为体育投放资源，曾荫权列出连串数据逐一反驳。他指出，过去五年，特区政府已完成了超过35亿元的体育设施项目，并投放18亿元重新发展体育学院，亦会投资约300亿元兴建多项新体育设施；而未来12年，政府会投入约70亿元，加强支持精英运动员和推动普及运动。“对于推动体育，我们绝不会是‘三分钟热度’。能够举办亚运，对于推动体育当然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即使未能成功，刚才所提的体育投资，一分一毫都不会减少。”

【2】对于有人质疑政府将钱花在亚运则会减少其他的民生投入，曾荫权重申，从现在到2023年的12年内，香港投放在教育、医疗和福利方面会一定超过2万亿元。“不论是否举办亚运，政府在民生项目的投放不会减少，只会增多。”

【3】按照新的赛程，除了亚冬会举办年份有两个重要的综合性赛事外，每年都只有一个综合性赛事。以2016年至2019年的“奥运周期”为例，亚奥理事会将在2016年举办亚洲室内武术运动会，2017年举办亚冬会和亚青会，2018年举办亚洲沙滩运动会，2019年举办亚运会。此外，从2014年仁川亚运会开始，亚运会的规模将缩减至35个大项，其中包括28个奥运项目和7个非奥项目，以利于亚洲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也能有能力承办。